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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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研究
• 史料
• 思想史
• 当代中国
• 历史研究
• 学术著作
• 史学
• 研究方法
• 文献
• 中国近代史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ISBN：9787513310963

版次：1

商品编码：11218165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新人文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1

字数：220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

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内容简介

《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是作者近年搜集史料并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专书，专注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史料的应用方法。作者曾有专门搜集中国当代史史料的经验，也有自觉总结史料方法的意识。本书内容涉及中国当代史的许多方面，除了众多史料线索值得注意外，作者对史料的判断也有很多发人深省之处，对诸如假材料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意义、内部文献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价值等问题，均有深论。本书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也是一本具有史学方法意义的参考书。

作者简介

谢泳，1961年出生，山西榆次人。1983年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刊编辑。1985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批评家》杂志编辑、《黄河》杂志副主编。2007年调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知识分子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方向的研究。著有《储安平与〈观察〉》《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寻今典——陈寅恪晚年诗笺证》等书。

目录

1949 年前相对论的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Comdom 中国传播小史

鲁迅研究的史料扩展问题

钱锺书史料九题

试探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之下落

伪材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使用问题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史料的内外互证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史料拓展问题

解读一份关于胡风事件的中央文件

胡风事件的另类史料

《红楼》杂志中所见林昭史料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后记

精彩书摘

　　钱锺书史料九题
　　一、徐志摩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两人传记中一般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我查了一下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这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
　　Mr. Wu has twice compared himself to the late Mr. Hsu Tse-mo in his pomes. As an artist, Mr. Wu Mi is far too slovenly to be compared to that accomplished writer of charming if somewhat mincing verse. But as a character, Mr. Wu Mi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and-the-word must out-grand. Hsu Tse-mo, for all his aestheticism and artiness, is still a baby who can enjoy innocently the pleasures of life; his first of unhappiness are those of a spoiled child who wails either because he has not got enough of sweets to eat or because he has eaten more than is good for his stomach.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吴宓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他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 或恕我直言) 也更自负。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好像仍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叙传。《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雅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 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1932 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到：“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
　　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钱基博的结论是：“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1932 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对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

前言/序言

　

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 一部深刻剖析当代中国史料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 在浩瀚的学术星空中，对史料的审视与辨析，如同导航的灯塔，指引着历史叙事的航向。本书《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正是这样一座矗立于方法论前沿的灯塔。它并非简单地罗列史料清单，而是以一种近乎解剖学家的严谨与洞察力，深入到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本体”之中，探讨其生成、流变、价值与局限。 本书的核心关切，在于“史料”如何成为塑造“思想”的工具，以及在当代中国这一复杂、动态的场域中，史料的真实性、全面性与解释力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它超越了传统史学对原始文献的简单依赖，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语境——信息的生产、权力结构对记录的筛选、记忆的集体建构，乃至数字时代的史料新形态。 第一部分：史料的生成与权力之影 本书首先聚焦于史料的“出身”问题。在探讨当代中国时，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核心困境：何为“官方记录”，又何为“非官方记忆”？ 作者以极大的耐心，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类档案、公文、会议记录、统计数据等“正典史料”的形成机制。这部分内容细致入微地剖析了意识形态如何渗透于文件起草的每一个环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对“可记录性”标准的动态调整。例如，在特定年份，某些主题的记录被系统性地“空缺”或“重构”，这使得研究者必须发展出一种“负向史学”（History from the Absence）的阅读技巧。 更为尖锐的是，本书探讨了“权力与史料的共生关系”。档案的开放与封闭，往往是权力博弈的晴雨表。作者通过对特定敏感时期档案的解读案例分析，揭示了档案管理者如何扮演着“历史守门人”的角色，他们的选择性公开与保留，直接决定了后世学者可触及的“历史真相”的边界。这部分内容为读者提供了一套辨识“被建构的历史”的批判性工具箱。 第二部分：口述史与微观记忆的重构 面对宏大叙事的僵硬性与官方记录的缺失，口述史和民间记忆的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史学不可或缺的“思想利器”。本书的第二部分，系统性地评估了口述史作为一种史料形态的价值与困境。 作者并未盲目推崇口述材料的“真实性”，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主观的、时变的、被权力环境持续塑造的记忆碎片”。书中包含了对访谈伦理、记忆的集体固化、以及“沉默的表达”的深入讨论。例如，在讲述重大社会运动的口述史中，受访者在不同时间点的叙事差异，如何反映了社会规范与个人生存策略的互动。 本书还引入了“物质文化史料”的分析维度，将目光投向了非文字性的痕迹——纪念品、日常用品、建筑遗存等。这些“沉默的证人”往往能揭示出官方意识形态未能完全渗透的私人领域与生活实践。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遗留物品的细致考察，作者展示了如何通过“物的语言”来反哺对宏大历史进程的理解。 第三部分：数字时代的史料挑战与机遇 随着信息技术的爆炸性发展，当代中国研究正面临着史料形态的根本性转变。本书的后半部分，敏锐地捕捉到了“数字史料”带来的机遇与风险。 网络文本、社交媒体记录、实时数据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产生“即时历史”。作者探讨了如何对这些海量、碎片化、动态变化的数字信息进行可靠性评估与有效捕获。这部分内容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数据清洗与爬取，更重要的是，探讨了数字传播的“回音室效应”和算法筛选如何塑造了我们对当代事件的认知结构。数字史料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权力工具，其生成逻辑本身就构成了新的研究课题。 此外，本书还深入讨论了跨国史料的运用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早已超越了国界，涉及外交档案、海外华人社群记录、国际媒体报道等。作者强调了在运用这些异质性史料时，必须警惕“他者凝视”的陷阱，发展出既能利用外部视角，又不失对本土复杂性理解的精妙平衡术。 结论：超越史料的辩证思维 《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一套现成的答案，而在于它塑造了一种“辩证的史料观”。它告诫所有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任何单一来源的史料都是有偏见的、不完整的。真正的思想利器，在于研究者能够穿透史料的表层肌理，理解其背后的权力逻辑、记忆构建过程，以及时代语境。 本书的语言精准有力，逻辑层层递进，案例丰富且具有启发性。它不仅是史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案头工具书，更是所有试图理解当代中国复杂现实的社会科学家、政治学者乃至政策制定者，进行深度思考的必要思想准备。它邀请读者与作者一同，站在史料的源头，进行一次对知识生产基础的深刻反思与重塑。

评分☆☆☆☆☆

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极其老辣，充满了学者对自身领域深厚积累所形成的那种沉稳的自信。它并非一本迎合大众口味的普及读物，而是面向专业人士和有志于深入研究的读者的“内参”。我注意到作者在引证材料时，对不同史料源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有着近乎偏执的区分和标注，这本身就构成了对史料严肃性的最高致敬。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不拘泥于单一的学科视角，而是巧妙地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乃至符号学的方法来考察史料的内在结构。这种跨学科的视野，使得对当代中国复杂议题的探讨得以跳出传统史学窠臼，获得了更广阔的解释空间。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史学研究”的理解从一个线性的、时间导向的活动，转变成了一个多维度的、相互印证的复杂工程，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陷阱与机会。

评分☆☆☆☆☆

这本书带来的最大震撼是，它彻底粉碎了“眼见为实”在史学研究中的有效性。作者通过一系列精妙的案例，展示了即使是看似最无可辩驳的“硬性”档案，也同样是被建构和筛选过的产物。我对书中关于档案室的“物理空间”与“知识权力”之间关系的讨论印象尤为深刻。档案的存放、分类、开放权限，无不暗含着筛选和导向的意图，而研究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预设的框架。这本书像是一个警钟，提醒着每一位历史工作者，你所接触到的所有“史料”，都只是历史的残片，是权力机构留下的脚印，而不是历史的全貌。因此，如何通过这些不完整的、带有偏见的残片，去重构一个尽可能接近整体的叙事，才是我们真正的挑战。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艰苦的，但它为未来的研究铺设了一条清晰而艰难的、通往更深刻理解的大道。

评分☆☆☆☆☆

坦率地说，初读这本书时，我曾为其中对复杂理论概念的运用感到一丝畏惧，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意识到这些看似晦涩的理论，恰恰是作者用来拆解史料迷雾的精准“手术器械”。它没有陷入空泛的理论说教，而是紧密结合具体的史料情境进行论证，使得理论的阐释变得可感、可操作。例如，书中关于口述史料的批判性使用那几章，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示范。作者细致地剖析了记忆的主观性、遗忘的选择性以及访谈过程中的权力互动，让原本看似“最直接”的史料来源，变得需要最谨慎地对待。这种对“研究者主体性”的深刻反思，是当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关键所在。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给你多少现成的历史结论，而在于让你在面对任何新的史料碎片时，都能立刻激活那套审视和批判的神经系统，让每一块“砖头”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

评分☆☆☆☆☆

这本书简直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思想洗礼，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对“史料即证据”的朴素认知。作者的论述逻辑性极强，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处理那些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官方文献时，展现了惊人的洞察力。读着读着，我仿佛进入了一种高度警觉的阅读状态，时刻在反思：“这段记录的背后，是谁的权力在运作？它想要掩盖或强调的是什么？”它没有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反而提供了一套系统性的工具，教导读者如何构建自己的质疑体系。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在于理解了“史料的生成性”，即史料本身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特定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下的产物。这种认识迫使我必须带着历史的滤镜去审视一切既有文本。对于任何想要深入当代中国社会脉络的研究者来说，这本书都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但它带来的认知跃迁是值得付出所有努力的，它让你从一个材料使用者，蜕变为一个意义的重塑者。

评分☆☆☆☆☆

翻开这本《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一股扑面而来的严谨气息着实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深刻，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一座堆满了尘封档案的浩瀚迷宫。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停留在对史料本身的简单罗列，而是将其置于一个宏大的方法论框架之下进行审视。它探讨的不仅仅是“有什么史料”，更是“如何看待史料”、“史料在构建历史叙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我尤其欣赏其中对于“沉默的史料”的关注，那些未被记录、被有意无意忽略的角落，往往才是理解复杂历史图景的关键。这种由表及里、由物及法的探究方式，极大地拓展了我对当代中国史研究边界的想象。它像一把精密的解剖刀，将研究者在面对原始材料时的困境、选择与伦理责任清晰地剖析开来，读罢令人对史学研究的严肃性有了更深一层的敬畏。这本书无疑是学术工具箱中一件不可或缺的重器，它教会我们如何更谦卑、也更锐利地去触摸历史的真实肌理。

评分☆☆☆☆☆

目录

评分☆☆☆☆☆

摊主指指身后不远处的一辆破板车。

评分☆☆☆☆☆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

评分☆☆☆☆☆

《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是作者谢泳近年搜集史料并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专书，专注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史料的应用方法。作者曾有专门搜集中国当代史史料的经验，也有自觉总结史料方法的意识。内容涉及中国当代史的许多方面，除了众多史料线索值得注意外，作者对史料的判断也有很多发人深省之处，对诸如假材料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意义、内部文献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价值等问题，均有深论。《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也是一本具有史学方法意义的参考书。

评分☆☆☆☆☆

这本书还行吧，当然，与其他书重复的不少。不想多评价，附上韩石山写谢泳的一段文字，驳诸位观者一笑

评分☆☆☆☆☆

芳草接天涯几重山几重水；坠叶飘香澈一番雨一番风。（梁启超集宋词句）

评分☆☆☆☆☆

小楼昨夜东风吹皱一池春水；梧桐更兼细雨能消几个黄昏。（梁启超集宋词句）

评分☆☆☆☆☆

谢泳的学术史的书，值得阅读，以了解现代中国学术的演变

评分☆☆☆☆☆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