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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单册封面，以实物为主！

内容简介

　　《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套装上下册）》以中央乐团的成立、发展、变化直至结束历史使命为脉络，记录了中央乐团四十年的风雨历程。
　　作者周光蓁在十年间遍访中央乐团相关人员，以及与中央乐团有过合作的百余位音乐家，，大规模的采访之外，还遍阅有关图书、报刊，搜集各种资料，力图再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中央乐团是一个艺术宝库，也是一个历史标本，中央乐团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的脉动相吻合。因此，《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套装上下册）》既是一部集体传记，也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侧面。
　　随书附赠中央乐团经典录音CD以张，铭刻了中央乐团的辉煌，殊为珍贵。

作者简介

　　周光蓁，祖籍浙江衢州，澳门出生、香港长大。对音乐史的兴趣始于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研究院，分别跟随郭颖颐教授和巴巴拉·史密夫（Barbara Smith）教授学习中国文化史和民族音乐史。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并担任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亚洲周刊》音乐评论专栏主持、《南华早报》资深作家、美国权威古典音乐网站Musical America大中华地区评论员，香港艺术节《阅艺》杂志特约作家、香港电台节目顾问及第四台乐评主持、香港艺术发展局审批员。2009年《中央乐团史1956-1996》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同年被评为“亚洲周刊2009年十大好书”。

内页插图

目录

上册
序一 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
序二 权威的中央乐团传记
自序 我与中央乐团的因缘
再版序
绪论 从无到有：管弦乐团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第一部 从孕育、创建到成长 1951~1966
第一章 中央乐团创立背景 1951~1956
第二章 从引入专家到“反右” 1956~1957
第三章 以小养大：困难时期的亮点 1958~1960
第四章 暴风前的静谧与惶惑 1961~1966
第二部 “文革”样板团年代 1966~1976
第五章 乐团造反派时期 1966~1967
第六章 军宣队进驻前后 1968~1970
第七章 钢琴协奏曲《黄河》与外交转向 1970~1973
第八章 觉醒中的样板团 1974~1976
第三部 改革开放时期 1977~1987
第九章 从拨乱反正到恭迎卡拉扬 1977~1979
第十章 乐团改革初试 1980~1985
第十一章 港澳、美国巡演 1986~1987
第四部 凤凰吟 1988~1996
第十二章 乐团改革难产前后 1988~1991
第十三章 再改革、再难产 1992~1993
第十四章 中央乐团终极改革 1994~1996

下册
图版
附录一 中央乐团四十年大事记 1956~1996
附录二 中央乐团演出一览表 1956~1996
附录三 中央乐团演职人员 1956~1996
附录四 中央乐团主要录音一览表 1956~1996
附录五 外国交响乐队访华一览表 1956~1996
附录六 主要参考资料
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CD唱片——解说
后记

精彩书摘

　　据吉尔伯二十多年后回忆，他到中央乐团指挥一事可以追溯到1979年3月小泽征尔和波士顿乐团访华，期间小泽曾向中方建议为乐团请较为长期性的外籍指挥来训练乐队。这个建议后来转达给周文中，而周教授返美后联络吉尔伯，提出到中央乐团工作一年，主要是训练乐队和指挥演出。教授特别声明两个条件：一是要懂得训练；二是愿意在中国国内工作。“我记得周教授向我提出到北京工作一事时我们正在纽约的地铁车厢内，还未谈完他要下车了，他是隔着车门对我说会致电给我。因此我的北京之旅可以说是在地铁中敲定的。”
　　乐团团长李凌对吉尔伯答应到团工作十分高兴，但由于条件所限，担心亏待客人，于是到处张罗，要求提高指挥的待遇。最后硬着头皮给吉尔伯写信，除了欢迎他早日到团外，亦向他提出工资待遇，谨在此摘录如下：“我们会为你提供旅馆和免费使用专车……我们正向文化部申请把工资上调到八百元（人民币），而非我们告诉周（文中）先生的六七百元，因为考虑到阁下是一位有很高声望的指挥。”
　　吉尔伯说李凌后来告诉他新增的工资比邓小平的工资还要高！无论如何，这位纽约指挥自言喜欢尝试新的环境和工作，加上有周文中的支持，于是带着新婚妻子在1980年6月赴京，开展他自己的“新长征”。关于他的一年工作合约，他用两年分四次、每次三个月跟乐队分期训练，方便履行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据资料显示，吉尔伯由1980年6月28日首场音乐会开始，至1982年2月27日的最后一场止，一共排演了十八套节目，其中首次演出的作品共有三十八部之多，而作品类别幅度极大，巴洛克、古典、浪漫和现代时期都有，可以说是中央乐团四十年最集中锻炼管弦合奏实力的时期。正如吉尔伯回忆时指出，当时乐团几乎什么都可以演，尤其欢迎未曾演过的曲目。但唯一的例外是苏联作品，像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就不能演，但后来亦放松了。
　　……

前言/序言

　　周光蓁的洋洋巨著《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即将问世，索序于我，我不胜荣幸，但也不禁汗颜，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乐迷，而非音乐学者专家。
　　我和光蓁的缘分始于香港大学：本世纪初我到港大客座一年，在比较文学系任教。光蓁有一天敲门来访，我们大谈音乐，一见如故，引为知音。不久他邀请我做他的博士口试的考试委员，我也欣然答应，这才有机会仔细阅读他以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发现内容详尽，不胜佩服。这本书虽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改写，但资料更丰富，内容琳琅满目，远远超过论文之上，这是作者花了将近十年工夫，远涉五湖四海，访问了不下百余位当事人，收集了更多资料后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用一个英文词来形容，这本中央乐团的传记，绝对是“definitive”。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团体写传记的先例，不是没有。然而放在现代中国的领域中来看，此书可能还是第一本。它既全面，又不“官方”，真是难能可贵。“官方”这个字眼，当然脱离不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中央乐团而言，更牵涉到所谓“土洋之争”，因为交响乐和乐队是一个“洋”玩意儿，它不符合革命所要求的“民族形式”。然而，自从20世纪初西乐传进中国以后，中国的现代音乐教育基本上就是以西方音乐为主（家父母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求学时，教授如唐学咏、马思聪等都是留学法国的，他们又特聘了几位德国籍的洋教授来客座，教授指挥和作曲法，训练完全出自19世纪以降的西洋音乐传统）。西式的交响乐团成立，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况且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工部局乐队”（队员全是洋人），已经为此打下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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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之前，我从兰州前往黄河上游的炳灵寺石窟，沿着盘山路，自行车骑到永靖县的刘家峡码头。在这里，我要搭乘快艇横渡著名的刘家峡水库，才能溯黄河而上，来到炳灵寺石窟。第一次见到刘家峡水库的我，被这万顷碧波感动，盛夏时节，身在西北高原，却有环湖碧绿满山。快艇激起的水花，带来沁心凉意，催走了适才傲人的暑气。在这湖地洞天中破浪二十多分钟，尚未涤尽千尺湖水，亲水岸边的炳灵寺码头已在眼前，码头背后就是石窟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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