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政府与英国的政治交涉研究（1918-1926）：以关余、杯葛问题为中心 [A Study About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Canton Government and Great Britain (1918-1926)]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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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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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政府
• 英国
• 政治交涉
• 关余问题
• 杯葛问题
• 近代史
• 中国近代史
• 粤港关系
• 外交史
• 民国史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51688

版次：1

商品编码：11385289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A Study About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Canton Government and Great Britain (1918-1926)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12-01##

内容简介

　　《广州政府与英国的政治交涉研究（1918-1926）：以关余、杯葛问题为中心》是对1918-1926年广州政府与英国政治交涉的专题研究。20世纪20年代是中英关系中十分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次世界大战后，伴随自身实力的下降，英国不得不更加借助与列强的协调，来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中国经五四运动之洗礼，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反帝运动此伏彼起。相较于北京政府合法努力的收效甚微，广州政府推行以国民外交为内容的革命外交，令英国政府遭受沉重打击，不得不改弦更张，酝酿对华新政策。《广州政府与英国的政治交涉研究（1918-1926）：以关余、杯葛问题为中心》围绕广州政府与英国政治交涉的主体内容——关余问题和杯葛问题展开，试图通过相关研究，厘清中英交涉的基本脉络，展现广州政府国民外交的起源与发展，并揭示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轨迹。

作者简介

　　徐静玉，1972年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1991年毕业于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1998年获扬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8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8年至今任教于南通大学，现为南通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已在《党史研究与教学》《社会科学辑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十多篇。曾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研究工作，目前主持教育部项目一项，“20世纪20年代的中荚关系研究——以政治交涉为中心”。

内页插图

目录

绪论
一 选题意义
二 研究概况
三 研究方法、框架与创新点
四 广州政府与英国交涉的主要途径与人员

第一章 军政府时期的关余交涉
第一节 关余问题的由来
一 关税保管权与支配权的丧失
二 关余问题的出现
第二节 首次关余危机中的中英交涉
一 关余危机的出现与平息
二 中英双方立场与策略之分析
第三节 南北和谈与军政府分获关余
一 南北和谈与关余问题
二 分拔关余的意义与影响
第四节 军政府重建后的关余交涉
一 关余交涉的再起
二 新银行团的成立与局势的逆转
三 国民外交的萌芽

第二章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的关余交涉
第一节 孙中山与苏俄结盟后关余交涉的再起
一 孙中山与苏俄的结盟
二 关余交涉的再起
第二节 关余危机的爆发
一 交涉的逐步深入与英国的反应
二 国民外交的开端
第三节 关余危机的缓解
一 英国方面渐入困境
二 广州政府有意和解
三 关余交涉的尾声与影响

第三章 国民革命高涨下对英杯葛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沙基惨案前后的中英交涉
一 省港罢工酝酿期间的中英交涉
二 大本营关于沙基惨案的初步交涉
三 国民政府成立后相关交涉的继续
四 国民外交的发展
第二节 单独对英杯葛的形成与英国的对策
一 杯葛运动的起源
二 单独对英杯葛的形成
三 英国政府的对策

第四章 中英解决杯葛问题的初次交涉
第一节 国民政府试图解决罢工与港商的斡旋活动
一 国民政府解决罢工方针的提出
二 香港各邑商会联合会的斡旋活动
三 斡旋活动失败的原因分析
第二节 中英交涉的进行与破裂
一 中英交涉的酝酿
二 中英间的非正式磋商
三 交涉破裂的原因

第五章 中英解决杯葛问题的再次交涉
第一节 中山舰事件前后的中英交涉
……
第六章 北伐与杯葛运动的结束

精彩书摘

　　其次，关余问题所牵涉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大都初见端倪。第一，财政问题。军政府明确提出分拨关余主要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与以后不同的是，军政府提及了军方的压力，此后则着力强调关余将用于非政治和军事用途。第二，承认问题。关余问题的提出，必然牵涉对广州政府的承认问题。关税属于中央政府，要求获得关余，就意味着要求被承认为政府，至少被承认为交战团体。对此，伍朝枢声称无意争取列强法律上的承认，但一旦列强同意分拨，其含意是不言自明的。交涉关余的同时，王正廷正受军政府指令，准备前往美国，争取美国的承认。而唐绍仪当时也在日本逗留，意在争取日本承认。《晨钟报》曾报道“王正廷之赴沪，本以赴美为目的，欲运动美政府承认。其任务，与唐少川之逗留日本同”②。第三，关税自主问题。关税自主的要求虽然并未明确提出，然而争拨关余特别是准备收回海关，是对英国控制下的海关制度直接冲击，而其逻辑的结果必然指向要求关税自主。这将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逐渐显示出来。
　　再次，注重策略。伍廷芳等人能够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果断决策，避免了局势恶化。让威尔逊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他的消息来自罗诚，但他和伍廷芳均未谈及此点。威尔逊无意透露，伍廷芳也未追问。那么，罗诚的来访就显得比较耐人寻味。事后威尔逊回想，假如罗诚私自来访擅自透露消息，应当在不为人注意的时候，采取较隐蔽的方式。而他在白天公然造访，与此不符。罗诚的来访，很可能是有意安排，试探收管海关引起的反应。军政府得知收管海关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后，才决定取消收管海关的动议。这就可以解释帮办交涉员并未提出将收管海关的要求。当然这仅是推测，尚无军政府方面资料以资证实。但即使推测有误，罗诚的行动并非军政府授意。军政府在得知列强严重抗议，并可能招致封锁的情况下，做出让步的决定，仍然值得肯定。正如英报所分析：“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北京政府的挑战，也是对列强的挑战。”①“列强或将语彼等日：汝欲接管海关者，任汝接管可矣。但香港广州间之商业将此停止。自此言一出，而广州政府历史之末叶，乃可以写定矣。”②
　　英国方面显示了对关余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应对方针。提拨关余的要求，虽是向列强提出，英国无疑首当其冲。海关是英国对华关系的基石，英国能够长期在中国保持优势地位，和英籍总税务司长期控制中国海关是密不可分的。维持现存的海关制度，不仅涉及外债和赔款的偿付，还牵涉保护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以及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当然，由于此次危机很快消失于无形，英国方面并未就关余问题牵涉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探讨。但英国方面的反应已明白揭示了其基本立场：是视南方政府为地方政权，坚决维护现存海关制度。以此为基本立场，英国方面采取了以下方针：
　　首先，不以军政府为交涉对手。正如京津泰晤士报所分析的，对此理应据理力争，以免“反对中央政府者，即可乘机攫得此种利权”。各国公使也曾将此中情形电告各自本国政府，认为应予严重交涉。但是如何交涉却成为难题，“如果徒以空言反对，或设法与所谓军政府之总裁磋商办理，不特自示弱点，终必受人愚弄，悔之莫及。”因此，不如“径直无磋商之余地。各国政府应明白宣示，凡中国海关税款，系供各国债务之抵押品，无论何党何派均不得于此种染指”③。因此，外交团对此事的抗议径直向北京政府提出，甚至未转告军政府。9月9日，朱尔典在和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会晤中表示，“广东盐税前已被军政府截留，现闻又有截留关税之说。果尔，于中国前途实大可虑。”④9月14日，《申报》消息：“英使抗议粤军政府扣用关税，并言及南北久持非计，望早日解决。”⑤至于广州当地的交涉，则由税务司进行，各国领事并未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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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东方之珠的阴影：20世纪初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摩擦及文化碰撞研究》 作者： [此处填写作者姓名] 出版社： [此处填写出版社名称] 出版日期： [此处填写出版日期]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20世纪初，即1918年至1926年间，处于东西方交汇点上的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复杂而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这段时期，中国正经历着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剧烈动荡，而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独特的地位使其成为观察和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绝佳窗口。本书并非聚焦于特定区域的政府交涉，而是将视角扩展至更广阔的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互动领域，尤其是围绕着双方在贸易往来、经济利益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认知差异所展开的动态博弈。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在巴黎和会上遭受不公，这极大地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并深刻影响了其对西方列强的态度。在此背景下，香港，作为英国在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和经济前哨，其角色变得尤为敏感。本书将重点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内地各方力量（包括北洋政府、南方国民政府的早期力量，以及地方实力派）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联系如何受到政治风云的影响，以及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如何在这种复杂环境中维护其利益。 本书将重点关注，在这一时期，围绕着双方贸易的诸多摩擦点。这包括但不限于：关税政策的差异与博弈，例如中国内地试图调整关税以保护本国产业，而英国则基于不平等条约要求自由贸易；商品检验、税收征缴等环节的潜在冲突；以及香料、茶叶、丝绸、橡胶、纺织品等传统与新兴商品的贸易摩擦。这些摩擦并非孤立的经济事件，而是紧密联系着当时中国的国家主权诉求与西方列强的经济扩张之间的较量。本书将通过详细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官方档案、商业记录以及当时的报刊报道，还原这些贸易纠葛的来龙去脉，分析其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动因。 除了经济层面的互动，本书还着重探讨了这一时期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日益凸显的文化碰撞。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独特空间，其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与内地存在差异。随着中国内地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审视，这种文化差异如何被解读，又如何影响着双方的相互认知，将是本书探讨的重要内容。例如，香港作为西方文明的窗口，其先进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教育模式等，在内地知识分子和民众眼中，既有学习借鉴之处，也可能被视为文化入侵。反之，内地传统文化在香港的传播，以及香港社会对内地的文化认同，也是值得深思的现象。本书将通过分析当时的新闻报道、文学作品、教育思潮以及社会习俗的变迁，揭示这种文化碰撞的复杂性及其对双方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 值得强调的是，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力求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我们将探究，在这一时期，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在处理与内地关系时所面临的挑战与策略。这包括其如何平衡作为帝国的利益与作为贸易港的经济功能，如何应对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和民族主义浪潮，以及如何处理与内地各派势力的微妙关系。同时，本书也将深入考察中国内地各方力量，如何看待和利用香港这一平台，以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例如，南方力量在革命期间如何利用香港作为筹款、宣传和联络的基地，而北洋政府又如何试图通过香港拓展其国际贸易网络。 本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当时活跃在香港和内地的各类社会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英国殖民官员、香港的华商、内地北洋政府的代表、国民政府的早期成员、以及在香港和内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各国民众。通过对这些多元视角的呈现，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时期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在方法论上，本书将借鉴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多重视角，力求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细致入微地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我们将充分利用当时留存的各类史料，包括但不限于：英国殖民政府的官方档案（如香港总督府的信件、外交部和殖民部的报告）、中国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的相关文件、中英双方的商业贸易记录、当时的报刊杂志（如《申报》、《国民日报》、《南洋商报》等）、以及个人回忆录和学术著作。通过对这些一手史料的辨析与解读，本书将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并提供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见解。 “东方之珠”香港，在20世纪初的动荡年代，并非仅仅是英国的殖民地，更是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的重要枢纽。它既承载着西方现代化的印记，又深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之中。本书旨在通过对1918年至1926年间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贸易摩擦与文化碰撞的研究，揭示这一时期双方互动中隐藏的深层逻辑，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与外部世界进行复杂而艰难的互动，以及香港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如何在这场互动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本书不仅是对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回顾，更是对一个国家在转型时期，如何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层面，与外部世界进行博弈与融合的深刻反思。通过对这些历史细节的深入挖掘，我们希望能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填补了现有学术研究中对于这一特定时期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非官方、非政治焦点（如本书的“关余”、“杯葛”等问题）的系统性研究的空白。通过聚焦贸易、经济与文化等更为广泛的互动领域，本书将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立体、多元的视角，去理解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迁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复杂联系。它将有助于读者认识到，历史的进程并非只由宏大的政治事件驱动，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样是塑造历史走向的重要力量。

评分☆☆☆☆☆

这本书的出现，着实填补了我对民国初期广州与英国之间复杂关系的认知空白。一直以来，我对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其对外政策的细节常常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下。而这本《广州政府与英国的政治交涉研究（1918-1926）》，正是以“关税”、“抵制”这两大具体而微的议题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这一时期双方互动中的微妙之处。读罢引言部分，我便能感受到作者在梳理史料上的严谨与功力，从官方档案到私人信件，想必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那种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当时双方决策者心态的尝试，让我对接下来的论述充满了期待。我尤其好奇，在北洋政府孱弱，而国民政府尚在巩固期的情况下，广州政府是如何在与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博弈中，争取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利益的。这两大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它们不仅牵涉到经济利益的争夺，更深层地触及了主权意识的觉醒与民族自决的呐喊。作者选择将研究范围限定在1918-1926年，这一个时间跨度，也恰好是广州国民政府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其建立、发展到北伐战争前夕，这段历史脉络清晰而重要。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作者是如何将这些看似零散的事件，编织成一幅宏大的历史图景的，又是如何揭示出当时国内外政治格局对这两项交涉的深远影响。

评分☆☆☆☆☆

坦白说，在翻阅这本书之前，对于1918-1926年间广州政府与英国在关税和抵制问题上的具体交涉，我的认知是相当模糊的。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印象，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一部分。然而，这本书的出现，却让我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中国的政治力量，即使是地方性的广州政府，也在积极地与强大的西方列强进行着一场场不屈的斗争。作者以“关税”、“抵制”这两个看似具体的经济议题为切入点，实际上触及了当时中国最核心的政治问题：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1918-1926年，正是广州国民政府在艰难中成长、走向北伐的关键时期，这段历史时期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作者将研究聚焦于此，无疑是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我非常期待看到书中如何细致地描绘出，在那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广州政府的外交官们如何斡旋于复杂的外交场合，如何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在与英国的交锋中，为国家争取利益，为民族争取尊严。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和国家建构过程的深刻洞察。

评分☆☆☆☆☆

初闻此书的出版，便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选择“广州政府”与“英国”在“关税”与“抵制”问题上的政治交涉作为研究对象，这个角度非常独特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18-1926年，是中国政治格局剧烈动荡的时期，广州国民政府的出现，标志着南方政治力量的崛起，而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互动，更是贯穿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始终。关税自主权和抵制运动，这两个议题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直接关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衡量一个政权成熟度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作者的切入点非常精准，能够深入挖掘出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博弈的策略，以及背后隐藏的政治考量。我非常期待看到书中如何细致地梳理出，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广州政府是如何运用外交手段、经济压力乃至民众力量，与英国展开一场场关于关税和抵制问题的拉锯战。这种研究，无疑能够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民族主义情感在这一时期如何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提供生动的例证和深刻的启示。

评分☆☆☆☆☆

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就极具吸引力，因为它将一个地方性政权——广州政府，与一个全球性强国——英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1918-1926年）内，围绕着两个具体而重要的议题（关税、抵制）展开的政治交涉，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这让我看到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历史往往是由无数细微的节点组成的，而作者显然抓住了两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关税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和财政主权，而抵制运动，则反映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民族情绪。这两个问题的交织，无疑是理解当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一把钥匙。我尤其好奇，作者是如何从史料中挖掘出广州政府在处理这些复杂议题时的策略和考量的。在北洋政府依旧存在，国际格局又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广州政府如何能够与英国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有效的政治交涉，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研究课题。作者将重点放在“以关余、杯葛问题为中心”，这表明了研究的聚焦性，也预示着对事件背后深层原因的探讨。我相信，通过对这两个具体问题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广州政府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评分☆☆☆☆☆

初读此书的概要，便被其研究视角的新颖性所吸引。通常我们谈论那个时期的中英关系，更多聚焦于北京政府或者更为宏观的层面，而将目光聚焦于“广州政府”与“英国”在“关税”与“抵制”问题上的具体交涉，这无疑是一种极具洞察力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更是一种对权力运作、利益博弈以及国家认同形成过程的深层探究。作者选取了1918年至1926年这个时间段，这正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北洋政府的动荡，国民党力量的崛起，以及新思潮的涌动，都为这一时期的政治交涉增添了复杂性。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精准地提取出与“关税”和“抵制”相关的档案，并从中梳理出清晰的逻辑线索的。这两项议题，看似是经济层面的，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涵。关税的自主权，是国家主权的直接体现，而抵制运动，则折射出民众的民族情绪和政治诉求。作者将它们置于广州国民政府与英国政治交涉的语境下进行考察，相信能够揭示出许多以往被忽视的细节和联系，从而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