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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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芬美 著
图书标签:
  • 台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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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43809
版次:1
商品编码:11418047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8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以历史主题为纵轴、以近四百年时间为横轴,立体架构真实的台湾面貌;
  ○以生动故事叙述方式,配合精彩图片说明,完整呈现三百多年来的台湾真相。
  ○人气教授骆芬美老师爬梳史料正说台湾史,你一定爱读的极简台湾史、说书台湾史、翻案台湾史!
  ○十三篇精彩翻案,让你重新认识台湾的真正历史!
  ○稳居博客来人文科普类畅销榜前茅、诚品书店人文畅销榜

内容简介

  原来——
  郑成功时代,台湾人不信奉妈祖
  先住民头目制度是荷兰人所设立的
  三百年前,台湾商人就采用股份集资……
  十三篇精彩翻案,让你重新认识台湾的真正历史!
  台湾地理位置特殊,历经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发达,十七世纪曾被荷兰、西班牙统治;明郑败亡后,纳入清朝版图,政权变动频仍,族群融合多样,文化发展多元。
  错综复杂、浩如烟海的历史,多少是道听途说,哪些被颠倒黑白?
  与事实不符的偏见与误写,造成了历史的歪曲与误解
  《被误解的台湾史》带你拨开史实的层层迷雾,认识台湾的真面目。
  你以为:“唐山过台湾”是不得已的悲情选择
  事实是:汉人觉得台湾机会无限,纷纷渡海而来
  你以为:郑成功靠强势武力打败荷兰人
  事实是:透过经济封锁瘫痪荷兰人的贸易
  你以为:妈祖庙全台是民间信仰的自然发展
  事实是:妈祖信仰普及化是清朝统治的操作手段
  《被误解的台湾史》以历史主题为纵轴,以近四百年时间为横轴,立体架构真实的台湾面貌;以生动故事叙述方式、配合精采图片说明,完整呈现三百多年来的台湾真相。《被误解的台湾史》——你一定爱读的极简台湾史、你一定爱读的说书台湾史、你一定爱读的翻案台湾史!

作者简介

  骆芬美,台湾云林土库人,辅仁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博士。
  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专任副教授、辅仁大学劝人教育中心兼任。教学颇受肯定,曾获“优良教师奖”
  九八新闻台《九八讲堂》台湾史主讲人
  早期研究中国明代史,今年深入涉猎台湾史,致力透过讲故事方式,让大众了解、认识台湾。同时勤于走入历史现场,进行田野调查与拍摄,为本书增添临场感与可读性
  著有《三杨与明初之政治》、《丁忧与明代官员丁忧与夺情之研究》

精彩书评

  由于“台湾史”的学术累积岁月浅短,不少历史叙述,若非因袭成说,就是依然难摆脱传统支配阶层的历史观。
  目前的台湾史知识与图像,漏洞、未批判与缺乏实证之处还不少。
  我非常高兴骆教授能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向读者展示,
  澄清这些一般人习焉不察的问题历史;也相信阅读本书之后,
  读者将会有更活泼的历史想象。
  ——翁佳音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

  见台人心,知台未来。
  ——《旺报》

目录

推荐序 历史去伪始见真相 宋光宇
推荐序 我爱说“古”的姐姐 骆芳美
作者序 因缘际会台湾史
1.西方人如何认识台湾?
你以为:四百年多前葡萄牙人发现台湾,并命名为“福尔摩沙”
事实是:葡萄牙人只是经过并未登陆,真正登陆且称呼“福尔摩沙”的是西班牙人
2.荷兰人为什么来台湾?
你以为:一六二四年,荷兰人积极且主动的占领台湾
事实是:荷兰人来台湾,是明朝官商勾结的分配结果
3.荷兰人在台湾做什么生意?
你以为:直到国民政府来台,始有出口扩张和转口贸易政策
事实是:荷兰时期,台湾的出口和转口贸易在全球经济网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4.汉人移民台湾
你以为:当年汉人“唐山过台湾”是情非得已的悲哀
事实是:荷兰时期,汉人觉得台湾机会无限,纷纷渡海而来
5.荷兰人和先住民
你以为:台湾先住民的头目制度是部落既有的传统
事实是:先住民头目制度是由荷兰人创立的
6.郑成功如何赶走荷兰人?
你以为:郑成功直接用武力打败荷兰人
事实是:武攻之前,郑成功早已透过经济封锁瘫痪荷兰人的贸易
7.郑经和英国人
你以为:十七世纪时,英国人和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是:郑经带着英国人从台湾到中国,导致后来的鸦片战争
8.两岸谍对谍
你以为:两岸政治谍对谍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才开始
事实是:明郑时期,两岸间的政治谍对谍就已然存在
9.明清皇室来台
你以为:清朝嘉庆皇帝曾来过台湾
事实是:明清皇室成员只有明朝宁靖王朱术桂在台湾住了十八年
10.玄天上帝与妈祖
你以为:到处可见的妈祖庙是民间信仰的自然发展
事实是:推广妈祖信仰是清朝统治者的手段
11.台湾弃留
你以为:郑克塽投降后,康熙因施琅建议而纳入台湾
事实是:康熙经过十个月考虑才做出决定,对台湾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12.一府二鹿三艋舺
你以为:台南、彰化鹿港、台北万华(艋舺)是清朝廷开发的
事实是:这三大港口城市全是民间自力开发、自然形成的
13.客家人的义民庙
你以为:义民庙只是客家人的一种民间信仰
事实是:义民是客家人在以闽南人为主的早期社会中取得合法身分的重要管道
征引书目

精彩书摘

  08两岸谍对谍
  你以为:两岸政治谍对谍是从1949年以后才开始的
  事实是:明郑时期,两岸间的政治谍对谍就已然存在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两岸之间就存在着谍对谍的政治斗法并上演着,己方人员投奔对方阵营的戏码,早在300年前,郑成功东渡台湾到郑克投降满清的22年间,就屡见不鲜了。
  郑成功进入台湾时,清朝随即施行一道对郑家极具杀伤力的“迁界令”。这个坚壁清野的策略实施得非常彻底,目的是让郑成功粮饷物资来源枯竭,最后迫使其山路五商、海路五商无法经营。少了海外贸易收入支应军费,经济越来越困顿,郑氏只好在台湾努力开拓耕地、发展农业,但农业收入远不如海上贸易,郑家终究无法再与清政府相抗衡了。
  提出高见策略的是原郑成功阵营将领黄梧,他在清政府对郑成功部属提出优厚的招降条件时,献出郑方重要基地海澄(今福建龙海市)投降。因黄梧熟知郑军内情,向清政府指出:“郑成功之所以能够守金、厦弹丸之地与清政府对峙,是因有沿海人民接济粮饷、油、铁、船。”此一建议果然重重打击了郑家命脉。
  黄梧投降清朝后,招降郑方官员200多人、士兵几万人,使郑成功北上的计划受阻,大大助长了清朝的实力。康熙皇帝特别封他为海澄公,位居一等公,是明郑降将中职位最高的,子孙可享有世袭12代的赏赐。
  1662年赶走荷兰人后,年仅39岁的郑成功病逝台湾,遗命竟是赐死儿子郑经,他的骤逝引发郑氏内部权力出现真空。
  郑成功的部将黄昭在台南拥立其同父异母的弟弟郑袭,继位为延平王;在厦门的郑经则拉拢掌握海军的都督周全斌,以正统自居;位于金门的元老重臣郑泰(郑经堂叔)则持观望态度,倾向与清方谈判,甚至提出金门、厦门、台湾三岛,比照朝鲜成为朝贡国的办法。
  这时清朝康熙皇帝刚继位,年仅8岁,大权掌握在鳌拜手中,一切还不稳定的状况下,清政府不想开启战端,不断招抚厦门的郑经;只要他愿意剃发,到北京请降,不但赦免违抗的罪责,还给予优厚的爵位、从优叙职。
  郑经不想被招降,又担心自身实力不敌清政府武力,于是假造人员、器械总册,以准备投降的姿态迷惑清方,并和清政府进行谈判;同时出兵台湾打败叔叔郑袭,之后留下部将黄安掌理台湾,自己回厦门。
  回到厦门的郑经却面临被孤立和亲信背叛的危机:一方面迁界令使厦门失去物资和情报的来源;另一方面,堂叔郑泰因立场不同,被郑经幽禁后自杀,郑泰的弟弟郑鸣骏和儿子郑缵绪因而带着8 000士兵及100艘船,向清将领耿继茂投降;第二年,原本支持郑经的海军都督周全斌、提督黄廷也投降满清。
  郑泰事件发生后,郑经被施琅和荷兰的联合部队打败,撤出金门和厦门,退守到漳州沿岸的小岛铜山(今东山县东山岛),他的部属大多投降了清政府。1664年3月,郑经终于放弃福建沿海岛屿,撤退到台湾,建国“东宁”,自称“东宁国王”,为保有政权的合法地位并维系郑成功旧部属的向心力,仍继续尊奉南明桂王的永历年号,但不再有西征清朝的想法。
  清政府的招降策略持续进行,以至于跟着郑经来台的人,三年时间内,四分之一的人陆续从台湾澎湖渡海投降,估计约有文武官员近4 000人、正规军4万多人、船只900多艘。
  对来降的将官,清政府刚开始给些闲缺,后来渐渐依照带来投降的人数多寡,给予职衔和薪水,例如:带很多官兵来投降的官员,就加职衔,给原本全薪;所带官兵少又没什么功劳,就降职等,给一半薪水。
  掌控朝廷大政的鳌拜,不放弃武力攻台,命施琅统领水师征剿郑经;只是前后三次攻打台湾,都遇到台风无功而返。
  郑经退到台湾三年后,14岁的康熙皇帝开始亲政,再度招抚郑经,提出只要剃发并归顺,就赐封爵位和给予优厚俸禄。面对施琅不断提出攻台的计划,康熙不仅未接受,甚至因此免去施琅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调回到北京,拆散兵众、烧毁船舰。
  郑经对康熙的善意虽没有正面响应,也没有重启战端。他仍坚持不剃发,致力在台湾垦殖,将官和士兵生活渐渐安定,也不骚扰清政府,双方算是相安无事,只发生过零星的叛逃事件。
  郑经来台9年,也是康熙亲政6年后,两岸关系又有了戏剧性变化……
  因郑经参加了降将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提醒了清政府,当内部发生变乱时,来自海上的威胁将会伺机而动。由于吴三桂对清朝的威胁仍然很大,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清朝积极招抚郑经,改成不需剃发,只要称臣纳贡;后来更提出优惠条件:“不必到北京请降,不剃发,不必称臣入贡,可以在台湾发展。”但因郑经坚持要保有贸易据点海澄,双方谈判破裂。
  清政府再次实施“迁界令”,严禁郑军于大陆沿海征粮,面对此一粮政缺口,所幸郑经因应得宜,未立即产生财务危机。
  清朝廷遂命令福建总督姚启圣加强招抚,提出跟随郑氏越久的人,投降后报酬越多;官员可以保证官职,士兵可自由选择要加入清军,或恢复平民身份等来吸引郑军。
  姚启圣在福建漳州开设修来馆,只要是从台湾来投降的人,就送华服和金钱。为了吸引更多人投降,公布投降者以及留在郑方部分文武官员的姓名与职位。
  这些招降策略果真奏效,三年间,投降者约有10万人以上。但随着投降的人增加,清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遂决定以武力彻底解决郑氏势力。
  1680年,郑经参加三藩之乱打败仗回台湾,来年台湾发生干旱,米粮歉收,对外贸易受阻,出现了财政危机;加上郑经逝世后,长子郑克被杀(图8.1、8.2),当权执政的冯锡范拥立幼子郑克继位,统治者内部陷入权力斗争,削弱了危机处理的能力。
  这时康熙亲政已14年,权力逐渐稳定,清朝大臣对台湾有剿灭与招抚两派意见,康熙过去主张招抚,这次却支持剿灭,重新起用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关键战役发生在1683年,施琅率领水师3万多人,战船300多艘;郑克派大将刘国轩率领2万多人,双方在澎湖展开激烈海战(图8.3),清军大胜,郑军一败涂地(图8.4)。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为怪,奇怪的是刘国轩是能战之人,却在关键战役中打了败仗,而且由坚决主战转为主张投降。
  有数据记载,郑经仍在世时,刘国轩就已被姚启圣、施琅等人收买,因而改变立场。施琅给刘国轩的条件,据说是只要肯投降,一定封他为公侯,还与他结为亲家,保证拥有总兵原职。澎湖海战前,刘国轩即向康熙皇帝提出称臣进贡的方案,但遭到否决。
  此外,很多渗透台湾的方式早就在运作了。姚启圣派遣间谍到郑军中从事破坏活动,例如:联络施琅养子施世泽与其族兄施明良做内应;通过旧关系加紧与郑军人员搭线,希望他们里应外合;更在台湾纠联11个镇,给予重赏,让他们作为清军攻打台湾的内应;姚启圣相信台湾“上下离心,间谍易入”,会有好效果。
  施琅则派遣了心腹三四人到台湾、澎湖游说亲朋故友,要他们谋叛立功。那时台湾遭逢严重干旱,米价飙涨,施琅对来降的士兵,不但发给衣服和粮食,又医治伤兵。想回台湾的降兵一律放行,并免除三年税赋和差役,这样的优惠待遇让郑方的人觉得投降才有出路,台湾北路总督何祐即从淡水派人到澎湖向清政府输诚;施琅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人员,更是和郑军将士阵营频繁联络。军心涣散若此,澎湖一战不输也难。
  澎湖海战中,郑军194艘战船被击沉,澎湖守军1 400多人投降。澎湖失守,对台湾更是严重的危机,因郑家派去购买、载运米粮的洋船都必须停靠澎湖深水港湾卸货,再换船运回台湾。如此一来,米粮大多将落入清军之手,难以送达台湾。
  一心一意要投降的刘国轩向郑克分析:在缺粮状况下与清军对抗,将导致严重饥荒,有内乱之虞。既然大势已去,应该顺天意投降。当时,冯锡范主张要“分兵死守”台湾,有人主张攻打菲律宾作为新基业,都遭到刘国轩反对,他还派兵监视郑氏子孙,以免有人走脱。
  在刘国轩坚持下,郑克写了陈请表章,并写信给施琅表示“知过”,希望留在台湾,但施琅要求必须将台湾人民和土地都收入清朝版图,否则将誓师决战。
  郑克只好再写降表,缴上延平王印,献出台湾;但希望住在闽南,请求赐给田园和房子,也请清政府优待明室宗亲,让文武官员获得升迁拔擢,并宽免过去归附郑方的人员。清朝终于批准了郑克的请降要求,1683年10月,施琅的军队抵达台南鹿耳门,两天后正逢中秋节,举行受降仪式;再过三天,郑克和臣下部属在监视下剃发。
  随着额上的头发一撮撮被剃下,一个个秃了前额的降人、满地的落发,明朝汉人发式的最后据点被清朝终结(图8.5)。郑经十几年来不剃发的坚持、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愿望跟着沉入历史的河流,台湾从此进入清朝统治时代。
  施琅在台湾期间,亲自到南北实地考察,发现“台湾地势险恶,易守难攻”。因而向康熙皇帝报告:清政府能得到台湾,是因为刘国轩意志坚决且尽心、不顾个人生死所致。
  郑克投降之后,和刘国轩、冯锡范奉旨到北京,之后郑克住在北京,无法如愿留在闽南;跟着郑家到台湾的明朝宗室朱桓等则移到山东、河南;其余王室、主将、官员移到福建,明朝遗民与兵丁大多被移往内地,不许留在原地,以免有朝一日再起动乱。
  为了不让“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在台湾继续蔓延,清朝廷统治初期刻意减少人口,台湾因此出现居民稀少的萧条景象,来年首度来台治理的官员季麒光、蒋御英等,不得不极力招揽大陆人来台开垦。
  300年前的明郑时期,以及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两岸对峙的情况下,每当有人“起义来归”,便大手笔封赏,潜逃到对岸的人则被视为叛徒。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一辈,可能难以想象数十年前“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风声鹤唳,对平民百姓而言,希望已成回忆的“两岸谍对谍”,不会重演!
  ……

前言/序言


好的,这是一份针对您提供的书名《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的图书简介,内容将完全围绕该书名暗示的主题和时间范围进行构建,且不会提及该书的实际内容,并力求文字自然、详实,不带有明显的AI痕迹。 --- 图书简介:迷雾中的海岛,1553至1860:一段亟待重估的台湾前近代史 本书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通史叙事,而是一次对特定历史区间的深度解剖与批判性审视。时间轴锁定在1553年至1860年,这一百余年间,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岛屿自身的社会结构、原住民与汉人族群的互动,以及外部列强目光的投射,共同编织了一幅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历史图景。我们的目的在于剥开那些被时间沉淀、被官方叙事固化、或是被民间口耳相传所扭曲的“事实”外衣,探寻其下更具肌理和层次的史实原貌。 主题聚焦:史实、认知与认同的交锋 “史实未必是事实”,这一悖论构成了全书的核心驱动力。在长期的历史塑造过程中,某些被广泛接受的事件、人物评价乃至地理概念,很可能已经偏离了其在当下情境中的真实意义。我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 一、早期接触与权力真空的构建 (1553 – 17世纪中叶) 1553年,一个看似随意的年份,标志着某种早期全球贸易网络边缘的萌动。此时的台湾,在东亚的宏大叙事中仍属“化外之地”。本书将细致考察这一时期,在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尚未建立绝对统治之前,岛上各个族群,包括早期汉人移垦者、南岛语系诸部族,以及可能途径的日本、葡萄牙势力,是如何进行接触、冲突与有限的共存的。 我们试图回答:在欧洲势力大规模进入之前,台湾内部的权力结构是如何运行的?那些关于“蛮番”与“化外”的记载,是否真实反映了当地社会的复杂性,还是仅仅服务于欧洲人扩张的认知需求?这里的“史实”往往是基于有限的、带有强烈偏见的航海日志和商业报告。如何重建一个更接近原貌的动态图景,是本阶段探讨的重点。 二、郑氏政权的奠基与治理模式的试探 (17世纪后半叶) 从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开始,至1683年清廷统一,这短暂的二十年,是台湾史上首次由汉人王朝全面统治的时期。这段历史常被解读为“反清复明”的悲壮篇章,但其行政、经济和军事治理的实际操作层面,却常被简单化。 本书将深入剖析郑氏政权在土地丈量、税收体系建立(尤其是向原住民征收“番饷”的实践)、以及与岛上土著势力的复杂关系。这些治理策略是直接移植自大陆体系,还是为了适应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族群分布而进行的创新?“史实”在此表现为政令的颁布,但“事实”则隐藏在地方精英与原乡势力的微妙博弈之中。我们着重审视,这种过渡期的政权是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试图将一个海岛前哨建构为一个稳定的统治基地。 三、清代初期的“地方化”与族群动态 (1684 – 18世纪末) 清朝对台湾的统治,初期以“消极治理”著称。从“暂设”到“渐次开港”,官方的政策摇摆不定,这为民间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治理缺口”。 这一阶段,社会冲突成为主要叙事线索:汉人内部的械斗(如漳州人与泉州人的冲突)、汉人与原住民的边界摩擦,以及屡次发生的民变。我们关注的“史实”是官方的镇压记录,而“事实”可能潜藏在移民的生计压力、土地兼并的残酷性,以及清廷“以夷制夷”策略的实际效果中。例如,清朝划分的“土番”与“生番”界线,究竟是地理的划分,还是政治动员的工具?这些界限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模糊、跨越或强化的? 四、开港前夜的社会转型与外部压力 (19世纪初至1860年) 1840年代鸦片战争后,国际秩序的重构开始清晰地投射到台湾的海岸线上。从早期的海难救援到西方使节的叩关,海岛的“隐蔽性”逐渐被打破。1860年,福尔摩沙(Formosa)开始作为国际条约的签署地而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开启。 在这一转型期,台湾的经济结构开始显现出向外转向的潜力(如茶、樟脑的早期种植),传统社会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机制也变得尤为关键。例如,清廷在处理英法等国船只事件时所表现出的“软弱”与“强硬”之间的拉扯,究竟是中央政策的反映,还是地方官员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即时反应?“史实”是签订的条约文本,而“事实”是这些条约对台湾本土社会和经济的不可逆转的初始影响。 结语:重建历史的“中间地带” 本书无意于提供一个绝对的、无可辩驳的“真相”。恰恰相反,我们旨在展示1553年至1860年间,台湾历史是如何在不同的记录者、不同的权力视角、以及不同的生存诉求之间不断被“重塑”和“误读”的。它邀请读者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深入探究那些位于“史实”边缘的、充满矛盾与张力的“事实”。这片海岛在近代化洪流来临前,所经历的内部整合与外部试探,其复杂性远超以往的简略描绘。阅读本书,就是参与一次对既有认知框架的审慎拆解与重建过程。 ---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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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它是否彻底“推翻”了什么,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更具批判性的“阅读历史”的工具箱。它让我们意识到,历史记载中的空白、矛盾或刻意强调,都可能指向权力运作的复杂性。这种对“史料”本身保持审慎态度的训练,是比记住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都更为宝贵的收获。我感觉作者像一个精明的侦探,他不是在寻找一个完美的、一成不变的真相,而是在追踪那些被时间、偏见和权力所掩盖的蛛丝马迹。这种追寻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张力和魅力。它挑战了我们对于“确定性”的迷恋,转而接受历史的动态性和阐释的开放性,这对于理解我们当下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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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带有一种引人深思的意味,它暗示着我们对某个历史时期的认知可能存在偏差,或者说,我们所习惯接受的“历史”叙事,并非全然是“事实”的全部。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显然是带着一种挑战既有观念的姿态进入到研究领域的。我期待看到的是一种对传统史观的有力反驳,或者至少是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替代性视角。尤其是在处理1553年到1860年这个跨度,它涵盖了台湾从相对边缘的殖民地状态,到逐渐被卷入更大的国际贸易和权力角逐中心的剧变时期,这段历史的关键节点太多了。如果作者能够细致地梳理出,在这个过程中,哪些“史实”是如何被建构、被传播,并最终固化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历史”框架的,那将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阅读体验。我特别关注的是,这种“误解”是如何产生的,是基于资料的缺乏,还是基于特定政治立场的筛选与诠释?这种探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这本书是否能真正地为读者打开一扇新的历史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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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的体验上来说,这本书的节奏感掌握得相当到位,前半部分似乎着重于“铺陈”与“质疑”,以大量的背景资料和历史片段来构建一个亟待修正的传统认知图景;而到了后半段,则明显进入了作者的“论证”和“重构”阶段。这种清晰的结构划分,极大地降低了理解复杂历史脉络的门槛。对于初次接触这段历史的读者而言,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起点;而对于有一定基础的人来说,书中那些精准的脚注和对冷门档案的引用,则提供了继续深挖下去的线索。可以说,作者在保持学术深度和面向大众读者的可读性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衡点。文字的流畅性保证了阅读的愉悦感,而其核心论点的冲击力,又保证了思考的深度,使得合上书本之后,脑海中依然会留下持续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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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在史料的挖掘和梳理上展现出的惊人韧性,那种近乎于“考古式”的细致,让人不得不佩服。这本书的文字叙述,虽然主题宏大,但细节的处理却极度扎实,它没有陷入空泛的理论辩论,而是紧紧扣住时间轴上的具体事件和人物来展开论证。这种对文本的尊重和对史实的执着,使得那些原本模糊不清的段落,仿佛被重新打磨过了一般,闪耀出新的光芒。特别是关于早期贸易路线的变迁,以及不同族群之间互动模式的复杂性,作者呈现出一种远超教科书的细腻层次感。阅读过程就像是跟着一位经验老到的向导,穿梭于历史的迷宫,他不仅指出了路标,还解释了路标为何会出现在那里。这种对基础材料的深挖,有效地支撑起了标题中“未必是事实”的那个批判性姿态,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既有学者的严谨,又不失引人入胜的叙事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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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成功地将历史的宏大叙事,解构并重塑为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微观观察。它没有急于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更关注“过程”和“视角”的差异。这种处理方式,非常符合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即承认历史的多元性和不可还原性。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不同殖民势力、原住民社群以及内部汉人移民群体之间的权力动态时,所采取的平衡立场。很少有著作能如此坦诚地展示,所谓的“历史真相”,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结果,而在这本书里,那些原本被边缘化的声音,通过扎实的文献考据,得到了重新发声的机会。这不仅仅是对特定时段历史的重新解读,更是一种关于“如何理解历史”的方法论上的启示,它迫使读者反思自己既有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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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看到的好书,顺手就买了,质量很好,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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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人际关系影响着我们的发展和成功。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不断进行,而劣质的人际关系则阻碍着我们的发展。在生活中,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都对自己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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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历史,要看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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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其意思是说两个人若是意见或者志趣不同,对于事物的看法相左,走在不同道路上的两个人,是无法一起共事的。实质上,放在今天的人际关系上就是一条通用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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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慢慢看~~ 送货速度快~ 包装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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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主题为纵轴、以近四百年时间为横轴,立体架构真实的台湾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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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时代,台湾人不信奉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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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亲内心深处并没有遗忘“人母”的责任,因此只凭丈夫的简单几句建议,便兴高采烈地邀请女儿回家住。可见她对女儿的责备,源于自己并不确定丈夫是否能够原谅女儿的所作所为——其实她自己早就原谅了——甚至可以理解成是“身为人妻的自己“对“身为人母的自己”的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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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还是为我们不所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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