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入华栗特人墓葬图像的丧葬与宗教文化》首次将已知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运用图像细读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墓葬艺术与图像程序、丧葬文化与死亡观念、宗教文化与神祗护佑等三个方面,对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丧葬与宗教文化做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对象
一 选题缘起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
第二节 考古发现与研究现状
一 考古发现
二研究现状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资料来源与运用
一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二资料来源与运用
第一章 镌盛德于长夜,播徽猷于万祀
——墓葬艺术与图像程序
第一节 北齐入华粟特人墓葬及图像程序
一 安阳
二 美秀
三 纽约未展出底座
四 青州
第二节 北周人华粟特人墓葬及图像程序
一 壁画、墓门与随葬品
二 围屏石榻与石堂
第三节 隋代入华粟特人墓葬及图像程序
一 天水
二 吉美
三 安备
四 虞弘
第四节 唐代入华粟特人墓葬及图像程序
一 盐池何氏墓地
二 固原史氏墓地
三 安元寿
四 安菩
五 楼兰
第二章 彩威麟凤,寿非龟鹤
——丧葬文化与死亡观念
第一节 葬俗
一 从天、土葬结合到土葬
二 从盛骨瓮到围屏石榻、石椁
三 劳面与口含、手握钱币
第二节 死亡观
一 石质葬具上的丧葬图像
二 墓葬图像所体现的死亡观
第三节 墓主像
一 墓葬图像中的墓主像
二 观看顺序与墓主像的位置
三 墓主像的表现手法、特征及胡汉差异
第四节 畏兽为乌获述考
一 有翼神兽与畏兽源流述考
二 入华粟特人墓葬中的畏兽图像
三 从畏兽到乌获
四 兽首、四臂神与四神
第三章 事火为道,灵光照泉
——宗教文化与神祗护佑
第一节 火坛与祭司
一 现实生活中的火坛与祭司、供养人
二 天界中的火坛与人身鹰足祭司
三 火坛的地位、图像来源与新交
四 人身鹰足祭司、千秋万岁及迦陵频加
第二节 袄神图像考辨
一袄神及其图像
二 入华粟特人葬具袄神图像的比定
三 祆神比定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守护神与飞天
一 守护神
二飞天
第四节 祥禽瑞兽
一 森莫夫
二 卡拉鱼
三 系带鸟、含绶鸟
四 翼马、翼羊、翼鹿
结语
附录 北朝隋唐人华粟特人墓葬情况
主要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这里虽不是犬视教规的实在表现,但结合整幅图像,我们仍然不能排除这两只小狗为犬视象征性表现的可能性。杨军凯、孙福喜指出美秀丧礼图中的“围栏”应为桥栏,史君墓石堂东壁丧礼图像是对美秀写实性丧礼图像的延续,后者将重点转向了对丧葬观念的表现,将人们对于墓主升入天国的期望表现为昭昭在目的图像①(图2—7右)。
与石椁右边第一幅和第二幅下部画面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丧礼过程不同,右边第一幅和第二幅上部画面及第三幅的全部画面,表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所描写的“伽尔扎曼”,即“上界的景象”②,也就是死者亡灵接受审判并上升天国的情景。有学者提出疑问“飞升的墓主夫妇前进方向,不是向着骑牛主神,有点奇怪”③,其实,骑牛主神(准确地说,是坐在三头牛形座上)可能是牛精古舒尔万,不能将其理解为与阿胡拉·马兹达具有同等阶格的主神,自然不存在朝向相反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留存图像的北朝隋唐时期人华粟特人墓葬近30座,但直接表现丧葬礼仪的图像并不多,有学者认为人华粟特人“墓葬中刻画丧葬内容在当时是比较通行的做法”④的说法有失实情。美秀、青州和史君墓中直接表现人华粟特人丧葬礼仪的图像,对于我们研究人华粟特人的死亡观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然,石质葬具和墓门上雕绘的其他题材、内容的图像也有辅助作用。
二墓葬图像所体现的死亡观
1.从犬视尸毒到事死如生
犬视是琐罗亚斯德教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带一只四眼狗到尸体旁巡视,表现了琐罗亚斯德教对待布满尸毒的尸体进行监视并以祛毒的观念。《阿维斯塔·文迪达德》第八章第十六、第十七和第十八节等多处记载,犬视必须选择生有四只眼睛的黄狗或长有黄耳朵的白狗。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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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椁右边第一幅和第二幅下部画面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丧礼过程不同,右边第一幅和第二幅上部画面及第三幅的全部画面,表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所描写的“伽尔扎曼”,即“上界的景象”②,也就是死者亡灵接受审判并上升天国的情景。有学者提出疑问“飞升的墓主夫妇前进方向,不是向着骑牛主神,有点奇怪”③,其实,骑牛主神(准确地说,是坐在三头牛形座上)可能是牛精古舒尔万,不能将其理解为与阿胡拉·马兹达具有同等阶格的主神,自然不存在朝向相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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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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