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提一下这本书在史料运用上的广博性。它绝非闭门造车之作,而是建立在对海量古代文献的梳理和比对之上。每一次引述,都能看到作者对不同版本、不同时期观点的细致辨析,这种扎实的学风令人钦佩。我甚至注意到,某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概念争论,在作者的笔下被赋予了宏大的历史意义。它不是简单地罗列观点,而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将这些思想的演变轨迹描绘得淋漓尽致,犹如一幅精美的思想地图。这种对历史细节的把控力,使得全书的论证具有了极强的说服力,让人不得不信服其推导过程的严密性与深刻性。
评分如果说有什么地方需要读者付出更多心力,那可能就是其对专业术语的频繁使用和频繁的文本互见。对于非专业背景的读者来说,开篇的几章无疑是一道坎,需要耐着性子去适应那种独特的学术语汇体系。我曾有几次想放下书本去查阅其他辅助材料,但最终还是被作者那种不容置疑的学术自信给‘拽’住了。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强迫你走出舒适区,去学习和适应一种更高阶的思维方式。它不是娱乐,更像是一种智力上的‘重训’,结束后你会感到思维的韧性大大增强,看问题的角度也变得更加立体和深入,是一种对心智的深刻打磨。
评分阅读此书的过程,简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者的行文风格极其严谨,逻辑链条一环扣一环,像是在解一个层层递进的谜题。我发现自己需要反复咀嚼那些拗口的古文和复杂的论证结构,这对于习惯了快餐式阅读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但正是在这种‘慢’读中,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古代学者们那种‘咬文嚼字’的执着。每一次攻克一个难点,都像是在迷雾中找到了一束光,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感,是其他轻松读物无法比拟的。书中的注释详尽而精准,仿佛有一位博学的先生陪在身侧,随时准备为你解惑,极大地降低了理解门槛,让那些晦涩的典籍变得可触可及,功德无量。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颇具匠心,那种带着些许年代感的米黄色纸张,触感粗粝而朴实,仿佛能让人直接嗅到旧书的味道。封面上的字体排版,用的是一种古朴的宋体,字迹清晰,但又不失历史的厚重感。我特别喜欢它内页的留白处理,很多地方都留出了供读者批注的空间,这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在阅读时做笔记的人来说,简直是福音。尽管内容本身可能需要仔细研读,但这种物理上的质感,已经先声夺人,让人迫不及待想翻开它,去探寻其中蕴含的智慧。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个承载着文化记忆的物件,让人在捧读时,心中便自然生出一种敬畏之情。这种对细节的打磨,体现了出版方对传统文献的尊重,也让阅读过程成了一种享受。
评分总体而言,这是一部需要‘侍奉’的书,而不是‘消遣’的书。它放在书架上,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存在感。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千古公案时的超然态度,既不偏激,也不和稀泥,而是用扎实的研究去勾勒出历史的真实面貌。阅读这本书,带来的不是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对传统文化根基的重新认识和溯源。它让你明白,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在古代就已经被反复推敲过,只是语言和背景有所不同。这种深厚的历史感和人文关怀,让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学术著作,成为了一座值得反复攀登的思想宝库。
评分汉代通儒许慎、郑玄淹雅宏通,审思明辨,折中今古文,综核五经释义异同,分别撰成《五经异义》、《驳五经异义》。二书在流传过程中均佚,后经历代学者辑佚,粗具梗概。清人陈寿祺、皮锡瑞踵事增华,分别写成《五经异义疏证》三卷、《驳五经异义疏证》十卷。陈氏《疏证》不专主一家,取王复、庄述祖、钱大昭、孔广林等多种辑本,稽核各家旧文, 采集诸经义疏、诸史志传、《说文》、《通典》及近儒著述与许、郑相互发明者,以资稽核,疏通证明。皮锡瑞认为陈氏《疏证》有漏略、阔疏、习非、炫博之失,遂有所著述。今将二书点校整理,同册装订,读者可前后对照使用。
评分陈寿祺关心修志工作,《福建通志》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修成续志以后,已过60多年未曾修纂,地方文献散失甚多,而康熙志和乾隆正、续两志又存在一些错误。陈寿祺建议地方当局,把修缮贡院的余款2万余缗作为修纂新志的费用。当局接受其建议,并请陈寿祺担任总纂。道光九年(1829),通志馆开局,陈寿祺为通志创立义例,并自撰《形势》、《山川》二门和《儒林》、《文苑》后传。编撰新志3年中,陈寿祺患病日渐沉重,仍抱病修订稿本。道光十四年(1834),《福建通志》即将完成之时,陈寿祺已耗尽心力,于是年二月二十日病逝福州黄巷家中。
评分六、彼得大帝当政的最初几年
评分陈寿祺还关心家乡的建设和文化事业,如赈济福州贫民,兴修东湖、西湖和莆田木兰陂,都由陈寿祺主持或协助办理。福州贡院修建已及百年,陈寿祺建议闽浙总督孙尔准、巡抚韩克均募款修建,增添号舍,加高围墙,仅6个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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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驳五经异义疏证卷七
评分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底。早在西周,诗、书、礼、乐就已成为国子教育的基本内容。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官学向私学的转型,由贵族子弟独享的教育资源也因之而下移,诗、书、礼、乐的传播范围自然更为广远,并且在学术大发展的诸子争鸣时代,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诸子百家共同信守的文化经典。而周易与春秋也藉由孔子及其后学的阐释与弘扬,取得与诗、书、礼、乐相等的地位,并最终成为儒家六艺而流传。六艺的形成,标志着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建立。围绕六艺而形成的传记注说,不仅完善了儒家思想文化体系,而且通过师弟子之间口耳相传的授受,建立起独立的传承脉络,即使在乱世,也弦歌不绝,吟诵不断,这有力地保证了儒家火种的传播和繁衍。而人汉以后,在大儒与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其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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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五经异义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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