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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文库·红旗卷起农奴戟：中国苏维埃土地革命研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考察土地革命早期从暴动到苏维埃的进程。第二章到第十章，循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做专题研究。第二章考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章考察鄂豫皖和川陕西革命根据地。第四章考察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考察中央苏区的三个“卫星”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第八章考察华南的东江、琼崖和左右江三个革命根据地。第九章考察北方的陕甘边、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以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第十章考察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作者简介

　　王明前，男，祖籍江苏苏州，1971年2月8日生于天津市。先后在北京大学（硕士2001年）、南京大学（博士2004年）、南开大学（博士后2007年）学习，现任教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等。出版专著《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农村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在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从暴动到苏维埃
第一节 革命暴动的艺术
第二节 井冈山斗争时期关于"军事路线"和"群众路线"的争论
第三节 海陆丰苏维埃政治文化研究

第二章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第一节 平等与效率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查田运动
第二节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演变新探
第三节 "剪刀差"问题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合作社经济
第四节 中央革命根据地苏维埃以党代政现象探析
第五节 法国公法理论观照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第六节 中央革命根据地边区三省的战争动员与土地革命

第三章 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第一节 "去地方化"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第二节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建设
第三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第四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建设

第四章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第一节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第二节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规化与科学化财政体系的逐步建立
第三节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第五章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第一节 在争论中探索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第二节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第三节 湘赣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建设

第六章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第一节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第二节 从"共耕"到"平分"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第三节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

第七章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第一节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第二节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建设

第八章 华南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第一节 东江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第二节 琼崖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第三节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第九章 北方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第一节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正规化建设和土地革命
第二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土地革命
第三节 苏维埃运动的特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第十章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第一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历史继承
第二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时代特色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一 革命暴动中的政治认同　　（一）革命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　　作为社会运动的革命暴动，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运动基础。这种基础，一方面体现为暴动领导者对起义前政治形势，特别是政治机遇的分析，同时还隐含着暴动领导者对革命暴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未来前景的预期。“社会运动基础由一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累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组成，这些因素均有助于社会运动活动的开始。”②对于1927年革命暴动而言，社会运动基础意味着革命形势，“包括某一特定政权内部发生的明显分裂，与之相伴的每一个政党都分别控制着该国某些重要地区或某些统治工具”。③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拥有各自的政治资源。前者拥有作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成果的合法政权，以及相对成熟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正规军事力量；后者则自认为可以把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理所当然地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甚至因此乐观地认为革命仍然处于高涨的阶段。南昌起义和“八七”政治局紧急会议后，中共中央对形势的评估相对乐观，认为革命形势有利于暴动和使革命重新走向高潮。如“八七”会议后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就认为：“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稳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④　　尽管中央认为南昌起义的条件是成熟的，但事后证明：“就时间说，未能暴动于长沙事变，工农群众激昂有力，又逢河南有事，而武汉尚多同志武装之时，而暴动于国民党三派联合成熟的工农及军事力量削减与消沉之时；就空间说，不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①所以，南昌起义时机的选择其实并不理想。但考虑到起义所依赖的正规军事力量仅有贺龙和叶挺二部的尴尬现实，以及张发奎欲借九江会议之机扣押叶、贺的危急情势，选择此时起义仍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南下广东的进军方向，不能充分利用既有的社会运动基础。南昌起义拥有1927—1928年共产党领导的各次武装暴动中人数最多也最正规化的军事力量，但是即使以如此正规的军事力量作为主要动力，若无工农群众运动的呼应，也很难有所作为。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由于“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甚至“因受AB团的宣传，对我们更加仇视，数日不见一人”。②　　而秋收起义则充分证明，农民的革命情绪并没有如中央设想的那样高涨，能够天然成为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起义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③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省政府、省党部对于铲除暴徒，排除共产，遏制工农运动完全秉承唐、何意旨，正在进行，省城公安局之厉行清乡查户口颇为可怕。”④　　白色恐怖高压之下的农民运动，显然很难复制北伐战争后受到广东革命政府鼓励的合法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辉煌。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虽然畏惧白色恐怖，可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农民运动昔日辉煌的怀念，使他们仍然有可能支持共产党的暴动鼓动。“佃农的二五减租也没有了，租金利息也没有了，地主的帐又要还了，说话也无从前自由了，土豪的屋子仍旧进去不得了，手工业工人的工价也减低了，因此农民渐渐感觉，土豪劣绅到底是欺骗他们的，暴徒专政的时候，实在要好一点。　　……

前言/序言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以苏维埃和土地革命作为主要内容。苏维埃表现为工农兵代表大会形式的民主政权，土地革命则涉及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共党史学界目前对土地革命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本书认为，对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仍然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目前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目前研究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描述，与当时历史实况存在相当距离。无论是中共中央重点经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或称苏区），还是其他各革命根据地，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均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期待存在较大反差。这主要表现在苏维埃独立权威不足，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的现象十分严重；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性不足、阶级性不鲜明两方面。而对于上述历史现象，当前研究明显关注不够。　　其次，目前对土地革命的研究虽然比较对苏维埃的研究深入，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由于中央苏区是当时中共中央重点经营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对中央苏区的研究明显偏重。但是目前研究往往把对中央苏区研究的经验狭隘地经验化，把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作为衡量其他苏区土地革命水平的天然尺度。其实，中央苏区的开辟也存在一个由地方经验上升到国家全局战略的过程，所以，如果简单以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为尺度，不仅会使研究者在对其他苏区的研究中，忽视其各自发展的地方特性和独特的历史价值，而且也不利于对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经验的总结。本书认为，土地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存在着自身探索和彼此借鉴的互动过程，不仅体现出历史规律的一致性，也体现出地方经验的独特性。目前研究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土地革命通史类著作，还是各革命根据地区域史类著作，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问题。　　本书有意识解决以上两方面问题。在苏维埃政权问题上，本书毫不讳言苏维埃政权建设存在的党包办等实际问题；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本书突出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地方特色，试图纠正以中央苏区经验统摄全局的研究范式。同时，本书在以上努力的基础上，对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体系建设做深入研究。这是因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所引起的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要体现在对生产力的促进上；而财政体系体现着一个政权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所以理所当然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缺乏和平建设的环境下，经济工作呈现显著的战时经济特色。农业生产以季节性生产动员和粮食工作为重点，而商业贸易工作则表现为打破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斗争。在农业和商业贸易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体系逐渐向正规化和科学化方向转化，有意识地克服“打土豪办财政”的粗放经营模式。财政体系的基础是一系列以预决算制度、审计制度和会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基础制度建设。税收制度则体现出以经济建设为方向的正规化和科学化方向。虽然银行制度的运转在各根据地均不理想，但是仍然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金融保障。　　列为研究个案的革命根据地，理所当然包括中央、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这六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以及分别作为中央、鄂豫皖、湘鄂西三个根据地历史延伸的西北、川陕和湘鄂川黔三个根据地。其他较次要苏区的选择，取舍标准除了拥有相对长的建政历史和较稳定的控制或影响区域，以及建立有省或相当省一级的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外，最重要的考量标准是必须实际实践过土地革命。因此，左右江根据地虽然建政时间不到一年，但是因为拥有较稳定的区域，更因为实际实践了土地革命，所以纳入考察范围。东江、陕甘边、陕北、琼崖四个革命根据地虽然因为斗争历程波浪起伏较大，区域并不稳定，但是也因为实际实践了土地革命，而纳入研究范围。最后，作为北方苏维埃运动特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也纳入研究范围。而川滇黔、鄂豫陕两个根据地则因为建政过于短促，更由于没有实际实践土地革命而遗憾地没有纳入研究范围。至于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以及闽东革命根据地，因史料暂时缺乏而只好暂付阙如。　　本书第一章考察土地革命早期从暴动到苏维埃的进程。第二章到第十章，遵循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各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做专题研究。第二章考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章考察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第四章考察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考察中央苏区的三个“卫星”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第八章考察华南的东江、琼崖和左右江三个革命根据地。第九章考察北方的陕甘边、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以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第十章考察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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