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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贞观社会是一个赢得了年轻人的社会，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等在不断完善中给年轻人提供基本生存保障和不同的个人出路，制度的存在让年轻人对未来有信心、有计划；明君的存在令前景更具体，无可置疑。包容的君王让面临不确定性时的人们更容易变得积极、主动，直抒己见，做出内心真实想要的选择，即使因为创意遭遇挫折，也可以冀望经常有商量余地的君王酌情处理，这对营造创造性思维的社会氛围极其有益。年轻人接受规则的过程就是国家兴盛的过程，他们不仅热心于容易带来好处的事，比如科举考试；也不逃避危险的事，急于成为太宗麾下出征军人的年轻人，不仅自行全副武装，还需要设法争取或可成行。他们不再是丛林野兽，只为各自利益而生。这也充分证明，一旦制度和社会制造出机会，人性善就完全可以验证。

内容简介

　　是李世民凭一己之力将中国带入全盛，还是当时文明发展成熟完备使然？这里确认是做好准备的制度等到了适合驾驭它的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地方形成合力，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个国家将理想变为现实的典范。北宋之后，文明进取中间隙性的爆发与亮点来源于国人的个人性的自燃，而不是制度和谐共振的效力，作为一个整体，该文明更多情况下已处于时作时辍，无序、无所作为的下降通道，贞观以来形成的进取心、影响力基本缺乏持续性，北宋以后，它保持衰退并永远性地以其业已固化的模式退出先进文明的角逐。《李世民时代》中整体讨论唐制度是不恰当的，贞观结束时唐国家也不过只是经历其十分之一的时间，《李世民时代》重点讨论已有的体制部分及其实践结果，《李世民时代》关注的另一部分是形成贞观时代的各种因素。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成熟的思想与宗教
1.1 儒家思想
1.2 李世民对道教的认知
1.3 武德前的佛教
1.4 贞观时期的佛教与政治

第二章 儒家畛域内的兄弟、父子、天地观
2.1 兄弟——孝悌之心与应变自存
2.2 父与子——皇储的兴替
2.3 天与地——对封禅的内心向往与行为逡巡不前

第三章 李世民的行政思想
3.1 两周、秦、汉、唐制度简单比较
3.2 来之不易的“天下”——政权图腾
3.3 选人的标准与方式——王子与平民
3.4 政权运转的方式

第四章 贞观年间的经济
4.1 自然经济与政治经济
4.2 货币制度
4.3 重农主义与天人感应
4.4 技术抵制
4.5 经济风险管理
4.6 贫困的秘密

第五章 法律思想与实践
5.1 古典法律思想引导下的贞观法律
5.2 春秋决狱思想的延展及其与衡平法的巨大差异
5.3 寻求公正审判的途径
5.4 太宗经手的经济犯罪案例
5.5 正义和效用

第六章 战争、和平、土地、种族
6.1 天然的盟友和敌人
6.2 战争的地缘因素
6.3 战争主观原因

第七章 君主的自制与制约力
7.1 制约力
7.2 自制力
7.3 一个平衡点
7.4 永恒的贞观
贞观年问中外大事记

精彩书摘

　　《李世民时代》：
　　假设这里已经形成完善货币支付体系，就不需要硬性规定赋税中的货物清单，而代之以货币折算，政府获得货币后就近按需购买所需产品。生产者就有完全的生产经营决定权，选择最盈利的产品，就会有更自由的竞争，更灵敏的市场供求关系，更有效率的生产。但这种假设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时认为生产是高尚的，赢利是卑下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丢三落四。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思想终极理想实现的时候，人们会很轻松明确地发现，天下所有人都拥有同一份财产，那时的世界属于每个人。有长远计划本身很好，关键要提防不时将其当做紧迫计划加以实施。
　　由于人工之外投入很低，且无连续性，农业长期处于粗放、低产出状况中，虽不容易大起大落，却有个最大的弊端，绝大部分人口长期固着于严重匮乏状态中。最受伤害的是最直接的生产者，他们所具有的生产要素决定其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他们最勤勉时反倒经常会发现手中的物质价格更容易下跌，或者手中的货币买不到必需品，买不到和买不起并存，在高度缺乏中生存，政府对此往往爱莫能助。一个农民希望自己获得丰产，但这意味着同时需要提防最坏的价格，政府的收储方式则经常是掠夺性的，而由于物质不能及时变成货币，意味着需要支付更多的仓储保管费用，时间越长损耗越多，但在政府货币的信用、质量、稳定性、流通量得不到保证和基本满足的前提下，人民对大量、长期持有货币缺乏信心，国家的造币权力让渡给个人，虽然此时受宠的个人并不专业，但由于已获得君主的特许，代表国家铸造的货币仍被广泛认可。给予或褫夺代表官方造币的政治特权时，并不总是充分考虑到与社会、市场需求的关联，赐予造币权不是出于遵循经济规律保证优质货币供需基本平衡，而是一项人人想得到的政治恩惠，一旦失宠后，个人失去造币特权的同时，国家也往往将这部分产能长期遗弃，所属铸造货币的炉火就会熄灭。或者说，特定个人失势后除非有另一个地位相等的权贵获准及时承接造币权，货币的供应量就会相应减少，货币供应量甚至不是政权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货币不是唯一的交易媒介与支付工具，减少部分流动性对市场与社会不会立即导致巨幅波动，因此，专制君主虽然相当在意货币的管理权是否旁落，却不太在乎被搁置。当时的国家还无法认识到货币杠杆功能，只要对货币虚拟实体经济的能力有足够的提防，货币实际作用就能令太宗及其时代惊叹。遗漏或是忽略了一个有效管理国家，持续、稳定、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式，对一个小农经济体国家很自然。然而，这并非命中注定，因为只要王权有意改动，变化就会发生。秦统一中国后，货币统一以“两”（二十四铢为一两）为单位，规定了统一的外形，将圆形圆孔的圜钱，改进为外圆内方的秦半两钱，虽然仍允许民间自由铸币，对质量还是有相应监管，货币在全国顺利流通已成为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有利于统一国家的经济发展与需要。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悉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而令天下非上林三官钱不得行。”（《通典·卷八·食货八》第90页）这是第一次将铸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政府所有，此前经过长时间与匈奴作战，文、景二帝休养生息政策造就的殷实府库消耗巨大，紧迫的经济压力之下，武帝发现了货币政策是一条与财政政策不同但对国计民生同样重要的途径。但是他的决策并未被广泛认同，或者执行不力。物物交换长期盛行的结果是严重制约国家经济活跃度、持续性，限制了资产的稳定、持续累积，融资的社会效用等，例如，高收入者大量持有实物带来严重储存问题，而国家税收主要征收实物，则带来征收入库与重新分配时昂贵的运输、保管费用以及时间及损耗问题。由于货币信用缺乏稳定性，国家无法形成合理的信贷体系，公廨钱等的高利率借贷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强制，贷款渠道狭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贷方本身亦对经济持续或长期稳定缺乏信心。借贷的风险越大，息率就越高，没有健康的信贷，就没有社会的长期发展。遗憾的是，已有货币制度的弊端被广泛忽略是个常态，必要的规管因不同君主各自的政治偏好而起伏不定，一直未能将其作为一个可以赢得巨大利润的合理工具加以确认，官方与民间也难以取得共识，这同样阻碍了李世民国家的经济机会，从而使得他的许多政治努力都变得事倍功半，乃至于化为泡影。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喜形于色地报告说，在饶、益二州发现两个大型银矿，估值惊人，超过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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