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飞越疯人院》一书于1975年被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搬上银幕,拍摄成同名电影。该电影在第48届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了
*佳影片、*佳男主角、*佳女主角等5项奖项。
编辑推荐
《飞越疯人院》
你可以选择服从,然后获得释放;
也可以保持你的骨气,但一直被留在病房里。
疯癫与文明,奴役与自由,垮掉一代的“精神*经”,嬉皮时代的催生者和见证人。
同名电影荣获第48届奥斯卡金像奖*佳影片、*佳男主角、*佳女主角、*佳导演、*佳改编剧本五项大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缩影,累计销量超过一千万册。
内容简介
《飞越疯人院》中,精神病院里的护士以严厉的手段、冰冷的器械和冷酷的心肠统治病人们,试图把他们改造为柔顺的、规矩的、毫无个性的机器,直到不受约束的麦克墨菲进入了疯人院。在病人中,印第安人布罗姆登懂得体制的力量,即便麦克墨菲仿佛一步步走向胜利,但布罗姆登却知道更严酷的压制在等待着他们。当麦克墨菲从手术室被送出来,变成了一具眼神空洞的塑料娃娃,胆怯而沉默的印第安人敲碎了窗户,逃离这个疯人院。
《飞越疯人院》实际上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一幅缩影,《时代》周刊称此书“是向体面阶级社会的陈规以及支持这些陈规的看不见的统治者发出的愤怒抗议”。《纽约客》则说此书“预示了大学骚乱、反越战、吸毒以及反文化运动”。
作者简介
肯.克西(Ken Kesey),美国著名作家。生于1935年,2001年因肝癌逝世。1959年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写作学位期间,他自愿参加了政府在一所医院进行的药品实验项目,并在1962年基于这一体验出版了长篇小说《飞越疯人院》,从而一举成名。他被称为嬉皮时代的催生者和见证人,一位严肃的小说家,可以同菲利普.罗斯和约瑟夫.海勒相提并论。他还在好莱坞影片中出演过次要角色。1990年任教于俄勒冈大学,直至去世。正如1997年“垮掉的一代”宗师金斯堡的离世,肯.克西的去世所留下的空白同样无人可以填补。
精彩书评
★我看见我这一代的精英被疯狂毁灭。
——《嚎叫》艾伦.金斯堡
★《飞越疯人院》是向体面阶级社会的陈规以及支持这些陈规的看不见的统治者发出的愤怒抗议。
——《纽约时报》
★《飞越疯人院》预示了大学骚乱、反越战、吸毒以及反文化运动。
——《纽约客》
精彩书摘
他们在外头。
穿白色制服的黑男孩们起得比我早,他们公然在大厅里性交,然后在我能抓到他们前把大厅都擦干净。
我从宿舍里走出来时他们正在擦,三个人都闷闷不乐,憎恨一切:憎恨一天中的此时此刻、脚下的这个地方,以及他们不得不与之一起工作的人。当他们这样憎恨一切时,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我。我穿着帆布鞋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壁走过去,像灰尘一样安静,但是,他们似乎配有特别灵敏的设备,能够侦察到我的恐惧,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黑脸上的眼睛闪闪发亮,就像老式收音机背后伸出的电子管所发出的坚硬的光。
“这是酋长。超级酋长,伙计们。老扫帚酋长。拿去,扫帚酋长……”
他们把一个拖把塞到我手里,指一指今天要我打扫的地方,我立刻遵命。其中一人还用扫帚柄打了我的小腿肚一下,催我快点滚过去。
“呃,你看他那个急不可耐的样儿!个子高得都能从我头上吃到苹果,却像婴儿一样听我的话。”
他们大笑,然后我听到他们在我身后凑在一起嘀嘀咕咕。黑色机器忙碌的嗡嗡声,哼着仇恨、死亡和医院里的其他秘密。他们认为我又聋又哑,所以当我在附近时,他们并不刻意压低声音谈论他们的仇恨。每个人都认为我又聋又哑。我的谨慎小心足以糊弄他们到这种程度。如果说拥有一半的印第安人血统在这肮脏的生活中对我有任何帮助的话,那就是它让我谨慎小心,这些年来一直这样。
我正在病房门附近打扫,这时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从锁包围钥匙那轻柔、迅捷、熟练的感觉,我知道是“大护士”来了,毕竟她已经跟这些锁打交道很久了。她带着一股冷风从门外溜了进来,然后锁上了门。我看到她手指滑过锃亮的钢门——每个指甲的颜色都和她嘴唇的颜色一样。那是一种可笑的橘红色,让她的指甲就像一块块烧红的铁的顶端。这颜色是如此炙热,又是如此冷酷,如果她摸你的话,你都无法判断到底是冷还是热。
她拿着她的柳条编织袋,就像阿姆帕夸部落在炎热的八月沿着高速公路叫卖的那种工具箱形状的手袋,上面还有一个大麻纤维的把手。我在这里的这些年她一直用这个手袋,手袋编织得很稀疏,所以我能够看到里面——没有粉盒、口红或其他女性用品,但却似乎塞满了许许多多今天她准备履行职务时使用的零部件——车轮和齿轮、擦得冰冷锃亮的嵌齿、像瓷器一样微微发光的小药片、针头、镊子、钟表匠用的钳子、铜线圈……
她走过去时对我点了下头。我让拖把顺势把自己往墙上一推,面带微笑,试图避开她的注视,觉得也许这样她的那些设备就失效了——如果你闭上眼睛,它们就无法了解你很多。
当她在大厅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在黑暗里我听到她的橡胶鞋跟敲击着地板,柳条手袋里发出的声响和她走路时的响动猛烈碰撞着。她走路的姿势极为僵硬。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到了大厅的另一头,正要拐进玻璃围成的护士站。她将一整天坐在她的桌子前,透过她的窗户向外看,在接下来八小时中把休息室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她的脸看起来满足而平静。
然后……她撞见了还凑在那儿嘀嘀咕咕的黑男孩们。他们没有听到她已经进了病房,现在才感觉到她怒目而视,已经太迟了。他们应该知道不要在她值班时扎堆瞎聊。这几个人的脑袋骤然分开,他们满脸疑惑,像被困在陷阱中一般互相挤靠在走廊的尽头。她俯下身子朝他们冲了过去。她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看得出来她异常愤怒,很显然已经失去控制了。她要把这些黑杂种的四肢一条一条地撕碎,她实在是太愤怒了。她开始膨胀,直到白大褂崩裂,她的背部露了出来。她让她的胳膊一节接一节地伸出来,直到长得足够环绕他们三个五六圈。她硕大的头颅猛地一转,往四周看了看。除了藏在拖把后面、无法开口求救的混血印第安人老布鲁姆?布罗姆登以外,其他人都还没有起床。于是这下她真的放开了,在她涂抹着脂粉的脸上,微笑扭曲成了肆无忌惮的咆哮。她膨胀得越来越大,宛如一台巨大的拖拉机,以至于我能够闻到她体内机器的味道,就像你能闻到超载的汽车所散发出的气味。我屏住呼吸想,上帝啊,这次他们来真的了!他们让仇恨层层累积到不堪重负的程度,在尚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之前,就一定会互相把对方撕成碎片。
但是就在她开始弯曲那分节的胳膊箍住黑男孩们,他们也准备用拖把的把子劈开她的下腹时,所有的病人们都从宿舍里走了出来,想看看这大吵大闹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必须在丑恶嘴脸原形毕露之前赶快变回去。等到病人们揉了揉眼睛,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仍一知半解时,他们看到的不过是和往常一样微笑、平静和冷冰冰的护士长,她正在告诉黑男孩们,这是星期一的早晨,一个星期的第一个早上总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最好不要围在那里讲闲话。
“……说的就是星期一早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孩子们……”
“好的,拉契特小姐……”
“……还有,今天早上我们有很多的安排,如果你们聚在一起要聊的事不是太紧急的话……”
“好的,拉契特小姐……”
她停下来向一些病人点头致意,他们正瞪着红肿惺忪的睡眼围站在那儿。她向每个人都点了一次头,姿势精确而机械。她的脸孔很柔和,是在严谨的精打细算下创造的产物,就像一个昂贵的洋娃娃,皮肤犹如肉色的瓷釉,呈现出一种白色和奶白色的混合体,婴儿蓝的眼睛,小鼻子,粉红的小鼻孔——每一样都很和谐,除了她的嘴唇和指甲的颜色,以及她胸部的尺寸。在生产的过程中多少出了点差错,把那硕大的、女性化的乳房放到了一件本来堪称完美的作品上,你可以看出她有多讨厌这点。
这些人还站在那里等着看她将会怎么对待黑男孩们,她突然记起看到过我,于是说道:“既然是星期一,孩子们,为什么我们不让这个星期有个好的开始,在早餐后剃须室变得繁忙前,先给可怜的布罗姆登先生刮胡子,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无法避免一些,呃,他一向喜欢制造的骚动,你们觉得怎么样?”
在任何人能够回头找我之前,我躲到了拖把间里,猛地把门关严实,屏住了呼吸。在吃到早餐前刮胡子是最糟糕的事情。当你肚子里有点食物时,你就变得比较强大和清醒,为“联合机构” 工作的狗杂种们才不会那么兴冲冲地把他们的某个机器代替电动剃须刀放到你的脑袋里。但是如果你在早餐之前刮胡子,就像她有些早上让我做的那样——清晨六点半待在一个四壁白色、满是瓷盆的屋子里,天花板上的长管日光灯明晃晃的,确保房间内一点暗影也没有,被绑在你周围的脸都在镜子里面尖叫——你说你还有什么机会抵抗他们的任何机器?
我藏在拖把间里听着外面的动静,心在黑暗里激烈地跳动着。我竭力让自己不要害怕,努力把思绪转移到别的地方——努力回想过去,想起村庄和宽阔的哥伦比亚河,想起有一次爸爸和我在达尔斯附近的一片雪松树林里打鸟……但是,每当我试图让思绪躲藏到过去时,眼前的恐惧总是渗透到记忆中来。我能感觉到那个个头最小的黑男孩走到大厅里来了,一路嗅着我的恐惧。他把自己的鼻孔像黑色漏斗一般打开,大脑袋东一下西一下地四处闻着。他在整个病房里都吮吸到了我的恐惧。他已经闻到我了,我能听到他的鼻息声。他不知道我躲在哪里,但是他到处嗅着,搜寻着。我努力保持安静……
(爸爸叫我保持安静,告诉我说猎犬察觉到了很近的某个地方有只鸟。我们从达尔斯的一个人那里借了一条猎犬。爸爸说村庄里所有的狗都是不能狩猎的杂种狗,吃鱼内脏的,既没血统,也没身量。这条猎犬可是要吃牛排的!我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已经看到在一棵矮小的雪松上有一只正隆起一团灰色羽毛的鸟。猎犬在下面转着圈子跑,周围太多的味道使得它无法确切地辨认方向。鸟儿只要保持安静,就是安全的。它坚持得还不错,但是猎犬不停地绕着圈子继续嗅着,声音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近。然后,鸟儿顶不住了,抖动着羽毛跳离了雪松,恰好撞上爸爸射鸟用的小号枪弹。)
我还没跑出拖把间十步远,那个个头最小的黑男孩和高个黑男孩中的一个就把我抓住,拖到了剃须室。我没有挣扎也没有出声。要是你喊叫的话,他们就会让你更难受。我强忍住没有喊叫,直到他们碰到了我的太阳穴。此前,我无法确定他们用的究竟是剃须刀还是代替剃须刀的某个机器,之后我便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当他们碰到我的太阳穴时,那就不再是意志力的问题了。它是……一个按钮,啪地一按,喊着空袭了、空袭了,让我变得如此歇斯底里,以至于其他声音好像都消失了:每个人似乎都捂着耳朵从一面玻璃墙后朝我大喊大叫,他们的面部像在说话一样不停牵动,但是嘴里没有发出声音。我的声音吸收了所有其他的声音。他们又开动了烟雾器,像脱脂乳似的雪白冰冷的东西洒遍我的全身,如此厚重以至于要是他们还没有抓住我的话,我也许都可以躲藏在里面了。透过浓雾,我连六英寸以外的东西都看不见,而在我自己的鬼哭狼嚎声中,我唯一能听到的是大护士像阵风似的冲了过来,同时用她的柳条编织袋甩开挡路的病人们。我听到她来了,但我还是不能停止号叫。她到了我还在号叫。他们把我摁倒,让大护士把柳条编织袋整个塞到我嘴里,用拖把把子将袋子往我喉咙里捅。
(一条布鲁特克猎犬在大雾中狂吠着,因为看不见而迷惘惊恐。除了它自己的脚印外,地上没有其他任何的痕迹。它用冰冷的红橡皮头鼻子四下里嗅着,除了它自己的恐惧外,它没有嗅到任何其他气味,恐惧就像蒸气一样灼烧着它的内心。)
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直那样灼烧着我,让我最终道出有关这一切、这家医院、她和大伙——以及有关麦克墨菲的事情。我已经沉默了很久,现在,它将像洪水一样从我的身体里奔涌而出。你会说,上帝啊,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一定是在胡言乱语;你认为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不可能真的发生过,这实在是太糟了,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请等一等。直至今天,我都觉得很难以清醒的头脑来思考这一切。但是,就算事情压根儿没发生过,我说的也都是真的。
当浓雾消散,我差不多能看清眼前事物时,我发现自己坐在休息室里。这次他们没有带我去电击室。我记得他们把我带出剃须室,锁到了禁闭室里。我不记得我是否得到了早餐,很可能没有。我还记得被关禁闭的某些早上,黑男孩们不停地拿来劣质食物,名义上是给我吃的,但是他们自己却全都吃了——他们三个吃着早餐时,我就躺在那张充满尿臊味的床垫上,看着他们就着烤面包片消灭鸡蛋。我能闻到油腻的味道,听到他们嚼面包片的声音。其他的一些早上,他们给我拿来冰冷的玉米粥,盐都没放就逼我咽下去。
今天早上我真的不记得了。他们逼我吞下了太多他们称之为药片的东西,所以在我听到病房的门打开之前的事情,我一件也记不得了。病房门打开意味着至少已经八点钟了,而我可能已经在外头的禁闭室冻了一个半小时,在那段时间里,技术人员完全可能在我的脑袋里安装任何大护士命令装上的东西,而我对此却毫无知觉。
我听到病房门口有吵闹声,可惜病房门在我视线之外的大厅那头。病房的门八点打开,然后一天之内开关上千次,咔嗒咔嗒。每天早餐后我们都在休息室的两边排队坐着,玩智力拼图游戏,听着钥匙开门的声音,等着看进来的是啥东西。没有太多事可做。有时候,走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一大早便过来察看我们在服药前的状况。他们称“服药前”为BM 。有时候,走进来的是穿着高跟鞋前来探视的某个病人的妻子,手袋被她紧紧拽在胸前。有时候,走进来的是一群小学老师,由那个愚蠢的公共关系负责人带着前来参观,他总是拍着他潮湿的手,诉说着精神病院消除了所有的老式残忍手段是多么让他喜不自禁,“多么愉快的氛围啊,你们不觉得吗?”他在这些学校老师身边上蹿下跳,不停地拍手,而老师们则总是挤在一起寻求安全感。“哦,当我回想起过去那些日子,那些污秽、那些糟糕的食物,甚至,是的,那些野蛮的行为,哦,我意识到,女士们,我们在这场运动中已经走了很长的路!”通常走进来的人总是令人失望的,但是难免有例外,所以,当有钥匙开门时,所有人的脑袋总会像有根线牵着似的抬起来。
……
前言/序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精神病学的声名在美国人的想象力中达到了巅峰。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收治了七千多名病人,成了一座乌托邦式的丰碑,意在标榜将精神疾病患者从社区隔离进行治疗的卓越功效。根据玛丽?简?沃德的小说《蛇穴》改编的1948年的同名电影将精神病医生描述为一位救世主,拯救了在精神病院饱受磨难的妇女。如果人的精神能够如此放荡不羁而导致形成多重人格,那么拥有爱心的精神病医生则一定能够解除心魔,让分裂的人格重新合一,就如同演员李?科布在1957年的电影《三面夏娃》里表现的那样。精神病医生是理智和秩序的骑士,将年轻女孩从无处不在的心魔中解救出来。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院则成了魔鬼。曾受训于布达佩斯的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在其《精神疾病的秘密》(1960)一书中突然对自己曾接受的培训发难,声称精神疾病的说法“不仅没有科学价值,而且有害于社会”。R.D.莱恩在《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中认为,精神病人经常通过装疯卖傻、作践自己和作弄医生来达到牵制并躲避危险人群的目的。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1961)记录了精神病院的诞生,并且认为疯癫的现代概念就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文化发明:曾经被认为是社会和荒唐人生一部分的疯子们被视为一种威胁,他们被隔离到了精神病院里,变得悄无声息。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的《疯人院》将精神病院,特别是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描述成建立于某种权力机制之上的机构,在这种机制中,病人被贬低并非为了治愈疾病,而是为了维护精神病治疗专家的权力和威信。高夫曼得出结论说:“精神病人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为了离开医院,或是在医院的日子好过一点,他们必须接受精神病院安排给他们的位置,而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支持把这场‘交易’强加给他们的那些人的职业角色……精神病人会发现自己被一个让其他人日子好过一些的过于沉重的服务理想给压碎了。”
这些著作将精神病学和精神疾病视为在科学的面具掩盖之下的社会净化的工具,几乎没有诊断或者治疗的价值。治疗意味着内化某个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不是对于疾病的诊治。尽管上述著作在知识界中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然而却欠缺广泛的冲击力,无法与一本从1960年开始创作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写作班学生,他那时正在一家精神病院值夜班,并且参与政府资助的药物实验。肯?克西并未打算写一部有关精神治疗的专著(当时电疗的作用还处于争论之中),或者纠正任何政治错误。他的性情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恶作剧,因而不太可能提出某种社会学的或者政治上的预案。当他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门罗帕克老兵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工作时,他对病人们产生了同情,开始质疑之前所确立的疯癫与否的界线。他开始考虑发疯是否意味着服从于一个无思想的制度,抑或是试图彻底摆脱这一制度。在《飞越疯人院》一书中,精神病人斯甘隆一语总结了高夫曼的论文或关于悲剧的现代定义:“地狱一般的生活,你接受是诅咒,不接受也是诅咒,把一堆人这样胡乱地捆绑在一起,真是该死。”你可以选择服从,然后获得释放;也可以保持你的骨气,但一直被留在病房里。
肯?克西认为当时颇为流行的“治疗性团体”是一种强迫人的内在精神适应他人的理想外在环境的方式。按照这一实践,病人们互相吐露秘密,以努力使病房“尽可能像……民主、自由的社区——一个内部小世界,这是某一天你将会重新占一席之地的那个外部世界的缩影”。治疗性团体成了一种强迫手段,假意为了民主大众的福祉而帮助人们,但其实只是服务于平庸的大多数,以及为达到自身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管理者。在《飞越疯人院》中,克西把精神病房变成了战后美国社会所实施的控制手段的象征。
肯?克西是一位成功的乳制品农场主之子,曾就读于俄勒冈大学的戏剧专业,并是该校的明星摔跤手。1956年毕业以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秋末》的有关大学体育的小说,并且在好莱坞待了一年,企图涉足电影行业。之后克西得到了前往斯坦福大学学习写作的“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和妻子弗伊搬到了帕拉阿托市帕瑞区的波西米亚人聚集地。克西开始创作一本名为《动物园》的小说,书中主人公是个乡下的男孩,一名橄榄球运动员,成了旧金山北岸区“垮掉一代”社区的一分子。《动物园》的影响没有达到克西的预期,但是该书为他赢得了著名的“斯蒂格纳奖学金”,使他有幸得到瓦勒斯?斯蒂格纳、弗兰克?奥康纳,特别是马尔科姆?考利等人的教诲。马尔科姆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编辑,曾经推出了福克纳和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后者的作品《在路上》于1957年出版。成为一名叛逆者的克西很少参加一般的讲座,而是在家中或其他地方举行座谈,和其他具有天赋的同辈分享作品与思想,这些同辈包括格尼?诺曼、罗伯特?斯通、拉里?麦克莫特里、肯?巴博和温德尔?伯里。克西在帕瑞区的某位邻居是心理学的研究生,名叫维克?拉维尔,他是艾伦?金斯堡和理查德?阿尔伯特(后来的拉姆?达斯)的朋友,他告诉克西有关政府在当地老兵医院进行精神药理学实验的事情。克西于1960年春天开始参与这些实验。大约在同一时期,有个人跑到了克西的家门口,开一辆变速器漏气的吉普车,说话飞快、滔滔不绝,还把自己的变速器拆得七零八落。这人叫尼尔?卡萨迪,是“垮掉一代”的缪斯,《在路上》中人物狄安?莫里亚蒂的雏形,他在圣昆丁监狱坐了两年牢,刚刚放出来,并未真正在路上很久。他一直都没有向克西解释是什么让他坐牢,但是四年以后,他将驾驶克西的巴士,载着“快乐的恶作剧者”环游美国。野性被禁闭已久,西部等待着探索。
禁闭、控制和孤独准确地描述了冷战时期的黑暗情绪,当克西进入斯坦福的时候,周围仍然寒意十足。虽然麦卡锡自己失败了,但HUAC也就是“非美活动委员会”仍在审查大学教授和其他人的政治忠诚度。共产主义的“幽灵”如此不可捉摸而难以控制,导致了一种怀疑和沉默的文化,特别是在那些有事隐藏和害怕被误解的人中间。“制度遵从”成了二战之后备受赞誉的小说以及流行的社会学所关注的主题。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描写了一个挣扎于白人的遵从和黑人的不遵从之间的男人,在看不见的孤独中备受折磨。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和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渲染了军队的遵从和单一对个体力量的削弱,而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光荣之路》(1957)则显示了在军队等级制度中军事法的残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学文献也对孤独和遵从等问题的界定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影响。大卫?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1950)提出在中产阶级的美国有两种主要的社会角色——内在的和外在的,并分别使用内在“方向仪”和“雷达”做比喻,描述并且强化了人类异化为类型和机器的事实。理斯曼也强调了通过各种否定性自我评价的策略所实施的文化控制。威廉姆?怀特的《组织人》(1956)描述了二战以后强盗资本家如何壮大起来,通过组织完善的社团来同化美国。个人简化为分类后的数据困扰着克西,就好比它给金斯堡的《嚎叫》(1956)和威廉?巴洛斯的《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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