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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非学院派心理学家；
　　作者擅长心理分析；
　　如果你对现实的社会人生感到苦闷难受无奈无解以致愤恨；
　　那么，读读这3卷，对你不无益处。

作者简介

　　李毅强（笔名，李沫来），曾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留学日本六年。专攻荣格派心理学，学习成唯识论。读书终生，理解他人，反省自己，充实自己，体味人生；言行一致，将心比心，我之外皆我师。

精彩书评

　　★阅读是一门快要失传的艺术。在这个思想不能集中的时代，书籍仍旧是重要的，但作为曾经的出版人，我可以坚定地说，这不是一本畅销书，尽管相亲节目都配备了心理专家。这是一本普及性书籍，一本科普自助书籍。你可以不知道李毅强，但不能不知道这套《心理学散论》。好书改变人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遇到这套书。
　　请阅读此书。独自阅读。你知道，那是一场内心的盛宴。
　　对《心理学散论》，诸位如未读懂，亦请对作者心存敬意。
　　——乔木

目录

第一辑 记忆与思想之间——隔雨望红楼笔记摘抄
前记 从北京归来
听傅聪先生的访谈
Tobe与Tohave
附录：消夏杂记：Tobe与Tohave
小说作法及其周边
站在信仰的门槛上
语言（Logos，Wort）
从实际生活中开拓的地盘越大，所获得的Eros情感也越丰盛
附录：夏日杂记：关于荷马的成语
许思园先生与许思园现象
附录一：夏后杂记：“开口求人难”，李太白毕竟了不起！
附录二：“开口求人难”（续），黑格尔与歌德
许思园先生的议论
附录：脸谱的变化
“意义”是一种人类不能须臾离之的“疾病
罗杰斯的人际交往学
男性因素与女性因素
附录：消夏杂记：《浮士德》中的几句诗
写作中”自我“的重要性
附录：消夏杂记：陆九渊的”田地清净“说
勒本的著作与观点
写文章只需”自圆其说
尼采点滴：时代错误、历史感、创作
宗教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大脑与太阳神经丛
他人焦虑症：人我未分的混沌状态
结束语：春华秋实

第二辑 精神病理学点滴
读佛心得：“人际关系中毒症”解剖
“人际关系中毒症”释义及其他
“献身性”的病理——对日本某文学家的精神分析
“白痴一念——对太宰治”他人指向“的精神分析
关于太宰治
购书事情
自杀论
自杀论（续）
关于”境界型人格障碍
克莱恩女士
太宰治与酒
自恋性人格障碍症
关于井伏鱒二
读诗感怀两则

第三辑 生死观的觉悟
生死观的觉悟——围绕“死亡”的散记
遭遇儿子
后记

前言/序言

　　前记　从北京归来
　　长期住在上海这个四季特征不太明显的城市中，几十年下来，只是对于夏日与冬天，感觉比较鲜明，其他的日子，好像一晃就过去了。北方的季节感却是要比南方来得明显。春夏秋冬的感觉截然分明，故宫护城河里冰水才融化，什刹海岸边的柳枝便抽出新芽，垂柳依依，远远看去仿佛给明媚的湖水，添了许多谦卑的侍者，送往迎来，参差不齐地站在那里，一副煞是殷勤的模样。
　　夏日的感觉，便是炎热，不过到了晚间，暑气似乎消得蛮快。只要红日西下，我去皇城根遗址一带去散步，便觉得非常凉爽了。那么北京夏日的特征是什么呢？可以举出的例子应该不少吧！不过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我想得起的，只有这什刹海杨柳树中“千啭不穷”的知了之声了。因为，我有过一次在什刹海边听知了叫的经验。
　　———那是一天下午，从前海郭沫若纪念馆（前海西街18号）走出来，心中颇有感慨，拐弯处就是什刹海，信步走去，望着那一片青青的垂柳，宛如云烟，不由想起了老杜的诗句：“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人的生命有时真是敌不过这送往迎来的柳树呢？这后海的柳树，郭沫若生前何尝不是天天看见，如今郭公已矣，而什刹海却风景依旧。
　　蓦然间注意到知了的叫声。突然脑海中闪过一句类似诗的句子：
　　啊，诗人的箜篌终于停歇了罢，
　　那古声古色的‘筑’亦无人敲击了罢
　　———听啊，那长夏中的知了却仍在欢叫呢！
　　如果熟谙日本俳句的话，那5 7 5的音节便可以容下我的感慨了，因为这里有了俳句所必须要有的“季题”（关于季节的感触，是俳句必不可少的要求）。这三段的句法也与俳句接近，可它不是俳句！———俳句当更加浓缩、更加精微，更加细密，其艺术韵味也更高！如果我也勉强写得浓缩一些，不知是不是应该这样：
　　箜篌久不作，
　　唯闻———
　　什刹海蝉叫声声……（访郭沫若纪念馆有感）
　　诗人走了，他也不带去一片云彩；却留下无数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其实，这知了也是叫不了多久的，等萧瑟的秋风一起，黄叶飘零，蝉的生命也就结束了。生物的生命总是要给画上句号的，可生命所发挥的能量，所留下的影响却是长久的。郭沫若先生，不管怎样，总是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表人物吧，他的去世也就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吧！
　　诗人生前使用过的书房与卧室，开放了让人参观。那栋古色古香的房子固然有些豪华，但并非如传说中所说是某位王公贵族的府邸，尽管那样的府邸北京城中到处都是。它原是北京城的达仁堂的一位老中医，行医半辈子，用自己的积蓄所建。郭老入住前，曾经做过蒙古的大使馆和宋庆龄的居所，尽管也曾经是达官贵人的所在，但确实并非王府（原先我也看到有的资料说，郭沫若住的是恭王府，而恭王府的前身就是和珅（1750—1799）的府邸。云云）。那是两个放大的四合院，通过回廊连在了一起。于是中间便有了两个很大的庭院，其中种满了花花草草。
　　夏天，尽管天气很热，在这样的四合院里，却是非常阴凉的。诗人的卧室很小，一张单人小床，靠床里的墙壁上放着一个二十四史的书柜，床前放着一双布底鞋子。想当年，诗人就是穿着这双鞋子在这个院里走进走出的。
　　是啊，诗人走了！什刹海的知了仍然在叫！
　　我这次在北京过的春节，原以为吃了团聚的饺子以后，便可以回江南去了。不料有一种令全世界的人都惊吓不已的疾病，在北京登陆，使北京成了一个人人谈虎色变的危险地区。只要听说你是从北京来的人，便要对你分外地当心，害怕你传染疾病。我也一下子给搞得动弹不得了。我本是好端端的人，一到上海就要被当作隔离对象，据说还要被“圈养”起来，那是我万分不情愿的事情。
　　我同学请我回去吃喜酒，本来我也兴致勃勃地要回上海的。可也去不成啦！
　　我小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沈玲丽），当年插队落户去了农村，结婚特早，当我还躲在上海的弄堂里———屋檐下，对卿卿我我的爱情生活抱着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的时候，她已经抱了孩子，在一次探亲返沪的时候，约了另一位女同学（陈美娣）一起来看我了。
　　前两年翻阅旧书，看见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有我写的字，什么“仰超”啊，“崇复”啊之类的词组，后来我回想起来了，这就是当年的女同学特意抱了孩子来让我起一个名字，她们认为我老是在看书，应该有文化。我便开始瞎想了起来。当时我刚买了一套《饮冰室文集》，还常常阅读严复（1854—1921，翻译家、教育家）的译著，对梁任公（1873—1929，思想家）和严几道真是崇拜得无以复加，才想出上面那两个不伦不类的名字来，最后，我的那位同学当然也没有采纳，因为她搞不懂我为什么老是要在“超”啊、“复”啊当中兜圈子。我向她介绍，那是近代史上的两位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她听我说了，虽然也觉得很应该尊敬那两位前辈，但她觉得跟自己的儿子没什么关系，似乎不必牵涉在一起。
　　我这个人缺乏想象力，不会取名字，可常有朋友来找我为他们的子女取名字，取了几次，都不见采纳。这样的结果也很伤我的自尊心，但也无奈。研究所时代，也许20年前吧，我有个同事姓“尔”，他跟香港的那位电影演员尔冬升（1957—　）是堂兄弟，也找我取名。记得他生了个儿子，我便跟他说，那就单名一个“雅”字吧！“尔雅”是一部古代辞书，知道这个出典的人，联想起来觉得这个孩子似乎学富五车，蛮博学的，没什么不好。不知道的人，只觉得这是一个雅致的名字，也还可以。我跟他说了以后，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采纳。估计也没有采用，因为后来就不见他提起这件事情了。上海社科院时的朋友金秀才，叫我给他儿子取名，我一下子给了他三个：进士、解元和状元，也不知道他最后取了哪一个名字。
　　我很佩服写小说的人，他们编的故事情节曲折姑且不论，光凭他能够取出五花八门的人物姓名来，我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啦！不过有的小说，为了使人物带有普遍性的色彩，故意不取名字，或者简化为“符号”：Ｆ、Ｋ 之类，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那当然不是取不出名字，而是故意不取。我还是从中窥出起名字的困难性来了，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带有典型色彩，这取决于作者对于人物塑造的功力，并不在于他有没有名字，或者用不用代号。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对于人物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姓名还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取名字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想不到当年在襁褓中的孩子，如今已经28岁了。这位本来或许要叫做“仰超”或者“崇复”的男孩，在今年的5月要结婚了。他母亲特意打电话到北京来，通知我去上海赴宴。接到电话的当时，我感慨万千，惊诧于岁月如电光火石，一闪而已，怎么已经28年过去了？我答应了她，说你儿子的喜酒我是一定要喝的，这是孩子一辈人当中的首次结婚，我一定要去祝贺的。这个孩子如今在一家大公司中任职，跟梁任公与严几道似乎不相干———我也不知道今天的现代化气氛是否就是两位当年的追求，如果是的话，那小朋友便活在两公当年追求的理想国中了。如果不是，那真正毫无关系了。
　　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他母亲身穿一件蓝色的上装，用一块红丝绸做成的襁褓包裹着婴儿。当时我还在里弄的服务站工作，没法招待她们坐，请她们坐到对面的食堂里去。我趁着传呼一个电话，溜出来，跟她们聊了半天。怎么一下子这个婴儿已经是个成熟的社会人了，居然也要结婚了———我的感慨真是很多！
　　可是当我买好了车票，隔天就准备返沪的时候，却又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说由于“非典”的缘故，婚宴取消了，你也不必回来了。回来据说还要给扣押！———这对兴冲冲的我来说，不啻迎头泼来了一桶冰水。随后我打电话到上海征求亲朋的意见，似乎都不赞成我的归来。我北京的家人自然不赞成我走，害怕我在途中、车上给传染上疾病。如果我母亲还活着，我可以肯定，她一定毫不犹豫地让我赶快回上海，到她的身边。因为做母亲的永远认为，在自己的膝边才是孩子最安全的地方。
　　我是在北京两个禁令解除（6月25日）以后，才回上海来的。6月25日那天晚上，我跟小关去王府井大街散步，不料给封路了。正好还有些小雨，我们便随意折了回来。后来看电视节目才知道，原来那天那里在举行庆祝双禁令解除的露天演出活动。
　　因此整个“非典”期间，我都在北京。在那段日子里，除了学会每天不停地规规矩矩洗手之外，我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我还开始散步了。不仅仅洗手，也开始练练脚劲儿了。
　　每天散步，从皇城根遗址公园，一直往前走，走到长安街然后向左拐弯，过了北京饭店，就是王府井大街，有一段路是“步行者天堂”，过了灯市口，才可以通行车辆。刚开始是每天早上出去散步，开始只是走几步路便回来了，可后来越走越远，连晚上也出去了，有时我竟兴致勃勃地走过长安街，到了对面的马路。过街后的直马路叫做“正义路”，而横马路便是大名鼎鼎的东交民巷了。从王府井回来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有名的建筑，比如商务印书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隆福寺、美术馆，灯市口西街上的老舍故居，也是我散步天天路过的。东交民巷那里自然有许多过去的使馆旧址，如今都成了别的机关。有一所法国邮政局的旧房
　　子，门面非常典雅，如今是一家川菜馆了。走过去几步便是当年的法国大使馆，奇怪的是，并不是洋房，它是一座中国的王府，门口有石狮子，大门很壮观宏伟，每次走过都是晚上，所以也看不清现在是什么单位了。北京的机关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我所住的沙滩皇城根那一带，几乎走几步路，便是一个什么部级的办公大厦。
　　开始走的时间不多，路也近。后来自己渐渐加码，到最后，我每天一次的散步便有两三个小时之久，如果早上去了，晚上兴致好再出去，也有两个多小时。路程一般是5站路，来回等于10站路左右。刚回上海时，我甚至雄心勃勃准备从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北郊步行到人民广场去呢！
　　我面前的这条五四大街，历史也很悠久了，我看了一下路牌上的介绍，在元朝的大都（也就是马可·波罗称为“汗八里”的）时期，已经有了这条马路了。踏在这条路上，不难想象790多年前，元朝官兵的肥马从这里风尘仆仆疾驶而过的情形。
　　朝前走两三步便是故宫的后门，景山公园的前门了。有一天我偶尔往那里走了一圈，也是有所发现的。我发现了京师大学堂的旧址，原来就在我所住的红旗大院的后门。
　　“非典”期间，我除了散步，白昼的时间用来翻译一部有关人类意识活动的书籍，每天几千个字，等到禁令解除，我回上海的时候，那本书我也翻译完了，20余万字。
　　一回上海后，各位老朋友便到我家中来聚会。前天，收到Ｗ 兄的来信。他就像当年的菊治宽（1888—1948）为《文艺春秋》而催促稿子一样，向我约稿。可是我实在没什么准备，在北京期间，只顾了散步与翻译。现在我一边翻阅我在北京所写的《隔雨望红楼笔记》，一边想从中挑选一些稍微有些意思的话题出来，可惜没有成为正规的学术论文。我原是有学术情结的人，自己做不了学问，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写出像样的学术文章来。幻想归幻想，Ｗ 兄如此催促，我还是只能把一些笔记不加修饰地端出来。我的笔记，几乎也就是日记，基本上是每天读书感想的记录，有时仅仅只是摘录或翻译一些材料，有时则随意勾勒一些大概的思路。
　　好在我素来没有写过正规的大块文章，别人对我也没有那样的期待。那就再来一次素面朝天吧！
　　2003年7月26日写于上海北郊一树斋之西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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