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中国现代史最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
　　第1辑《从晚清到民国》《再见大师》《民国三大校长》《我们的朋友胡适之》重磅上市！
　　2.自新文化运动始，胡适便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不遗余力于开启民智，堪称一个时代的“自由男神”。其务实的问题观；以实验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学理输入；对国故的重新整理，为传统注入现代生机；以“充分世界化”为指导的“再造文明”观，皆是可贵的精神遗产，在被大陆遗弃多年后，还需深度挖掘。本书精选唐德刚、周策纵、欧阳哲生、胡颂平、沈卫威等胡适研究专家文章，对读者全面了解胡适思想多有裨益。
　　3.本书作者还包括千家驹、白吉庵、张朋园、吴相湘、夏志清等人，他们与胡适或为亲炙弟子，或为同事知交，或为异代知己，从“先生胡适之”“朋友胡适之”“知行者胡适之”三种视角，呈现一个立体鲜活，更为真实可信的胡适形象。对学子，他诱掖提携，爱才举才不遗余力；对朋友，他切磋砥砺，忠直相待；在新文化运动、教书治校以及抗战外交中，他的为学与治事，展示了自由的思想、宽宏的精神和过人的胆识。
　　4.周策纵说：“（胡适）一生早识时代的先机，像白话文学、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推动，早成不朽之业，早得大名，因此也受了些限制。他才去世时，我在一篇追悼文章里说过：有人说他‘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我却更要说他有时是‘谤满天下，誉亦随之’。而最难得的是，别人谤他，冤枉他，他仍同情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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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民国时许多人的口头禅。他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这二十余篇回忆文章出自唐德刚、夏志清、周策纵等诸多大家，他们或为亲炙弟子，或为同事知交，或为异代知己，从“先生胡适之”“朋友胡适之”“知行者胡适之”三种视角，呈现一个立体鲜活，更为真实可信的胡适形象。对学子，他诱掖提携，爱才举才不遗余力；对朋友，他切磋砥砺，忠直相待；在新文化运动、教书治校以及抗战外交中，他的为学与治事，展示了自由的思想、宽宏的精神和过人的胆识。
　　如唐德刚所言：胡适之有一种“磁性人格”，总能让人片刻坐对，整日春风。他的智慧和风骨，不断给予我们启示和勇气。

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

　　夏志清（1921-2013），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曾任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其中英文著作皆极具分量，且影响深远。

　　周策纵（1916—2007），湖南祁阳（今祁东县）人。1942年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毕业，获学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研究员，哈佛大学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研究员，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

目录

第一编 先生胡适之 ／ 001
002 ... 我的先生胡适之 ／ 洪炎秋
008 ... 回忆胡适之先生——如沐春风二十年 ／ 傅安明
059 ... 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 ／ 汤晏
069 ... 胡适举才二三事 ／ 白吉庵
077 ... 记胡适先生的两次演讲 ／ 关国煊
080 ... 谈胡适 ／ 千家驹
091 ... 胡适之先生 ／ 徐
095 ...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足岁冥诞而作 ／ 唐德刚
106 ... 一篇从未发表过的胡适遗稿——纪念适之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 傅安明
108 ... 附录：张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序 ／ 胡适
111 ... 胡适所推选之十大历史名人 ／ 严文郁
第二编 朋友胡适之 ／ 113
114 ...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 ／ 张朋园
153 ... 蔡元培与胡适——排比一点史料 ／ 赵家铭
165 ... 胡适与辜鸿铭的辫子 ／ 震斋
169 ... 三位卯字号人物——胡适之先生给于右老一封贺寿信 ／ 杨亮功
171 ... 胡适与周作人 ／ 张晓唯
180 ... 闻一多与胡适 ／ 闻黎明
191 ... 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 ／ 赵家铭
200 ... 胡适与陈衡哲的一段往事——由三十三年前胡适一封抗议书说起 ／ 郭学虞
206 ...《洛绮思的问题》的作者告白——关于陈衡哲致胡适的三封信 ／ 沈卫威
217 ... 胡适与饶毓泰——并记胡适第二、三、四代学生中的物理学家 ／ 郑仁佳
226 ... 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 ／ 陈之迈
229 ... 附录：雷格曼先生致作者信的译文
第三编 知行者胡适之 ／ 233
234 ... 胡适风格（特论态度与方法） ／ 周策纵
244 ... 中山先生敬重胡适教授 ／ 吴相湘
264 ... 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为胡先生逝世周年纪念而作 ／ 杨亮功
276 ... 胡适与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八周年 ／ 欧阳哲生
301 ... 胡适陈独秀有关《新青年》存续问题来往书信 ／ 石学胜
309 ... 胡适港穗“卖膏药” ／ 关国煊
327 ... 胡适小儿子思杜之死 ／ 沈卫威
336 ... 三十年前《夜访胡适谈三事》追记——雷震案·“《自由中国》”·反对党 ／ 常胜君
346 ... 胡适博士学位考证 ／ 夏志清
363 ... 适之先生的博士学位及其他——《我当了四年的学徒》之二 ／ 胡颂平

精彩书摘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足岁冥诞而作
　　唐德刚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胡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胡适，首先就是检讨他在“中国”（空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李鸿章的惊叹·汤因比的茫然
　　李鸿章以前曾说过，他所处的那个清末的时代，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数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我国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厘定，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形态，相沿至清朝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因比大师，也为之茫然。
　　汤因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为什么停滞不前呢？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
　　中国历史上两大“转型期”
　　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
　　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社会转型期，实始于东周之末，而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做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样变动的。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次“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且有主张把朝鲜“郡县化”，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优孰劣？大家去见仁见智吧！
　　三曰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始皇所独崇的是法家；汉武帝所独崇的则是儒家。哲学不同，独崇则一也。至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和罢黜百家、独崇一术之间的是非优劣，吾不愿主观地评论之。此地只说明这个“转型”的事实罢了。
　　我们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就为这三桩小事而“转型”。一转数百年，死人千万，才转出个大一统帝国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定型”来。此一固定的形态一沿二千年未变。到清末才再度转型。面对此二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为之张目结舌了。
　　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些什么来？
　　我国古代的第一次“转型期”，大致延续了三百年，才转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来。根据这个定型，我们再做第二次“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将来的“定型”大致也不会超出三项主要原则。这三项应该是：
　　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
　　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
　　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做等值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
　　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
　　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桩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
　　处士横议中的“胡适学”
　　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问：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与胡适何关呢？
　　答曰，这本是胡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玕、张之洞、李鸿章等；近一点的有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陈独秀、李大钊……乃至自夸为“没有我民族就要灭亡，文化就要遭殃”的梁漱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适之先生事实上只是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却是本篇所讨论的唯一的对象。
　　“胡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数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彩，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风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的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

前言/序言

　　杨天石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30万字，453期就是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主人”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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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觉得能拿到我五星好评的卖家的宝贝评价里面以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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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中国科学家宣布了发现了太阳的分层结构，可以利用太阳当作一个电波放大器，将人类的信号扩大发送到宇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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