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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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主题图书,反腐治标治本之策。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强调: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路径是制度治党,目标是重构政治生态,努力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科学权力结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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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中央管理干部被立案 189 人,移送司法机关80 人,占 189 人中的 42.3%,接近一半。三年来,本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中央纪委委员落马 22 人,占“两委”委员总数 5.5%,年均 1.8%,而且几乎都要进监狱,面临重刑。
上述数据折射出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越是位高权重,越容易犯错误,越容易落马,越容易受重处
分,越容易被判重刑?其实,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问题,无不同我们沿用至今的苏联模式有关——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和不合理的选人用人体制,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两大根本性原因!
习总书记曾尖锐指出: “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
如何走出反腐困境?
为什么要制度反腐?
《论制度反腐》一书全面论述如何从严治党、推进制度反腐。著名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权力反腐,主要是以治标的方式净化政治生态,能管一时,却难管一世;能治一域,却难治全局。制度反腐,主要是以治本的方式净化政治生态,选择合适的试点突破,点虽小,但却五脏俱全;势虽慢,拷贝即能提速。
作者认为,制度反腐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来惩治和预防腐败。这既需要法规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健全完善,更需要摒弃“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要构建科学的权力结构,改革现行选人用人体制,化解腐败呆账,发动群众有序参与,设立政改试验区。
本书研究成果填补我国制度反腐研究空白,许多论述系首次公开发表,是各级党政领导学习参考的很好读本。
李永忠,我国知名制度反腐学者和纪检监察实务专家。1979 年即在军队纪委工作,转业后到地方纪委、中央纪委工作,纪检生涯长达 30 多年。历任中央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副主任、中央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副主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筹备办副主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等。现任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李永忠长期潜心于党的制度建设、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研究。多次参与中央纪委全会报告、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撰写工作。
曾应邀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和全国数百家单位、地区授课。
在《人民日报》 《求是》 《光明日报》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学习时报》 《南方周末》 《凤凰周刊》等报刊发表文章千余篇。出版《苏共亡党之谜》 《负担与责任》等多部著作。其中《负担与责任》被评为中央工委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3 年中央国家“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政治类图书推荐书目(两本之一) 。 《权力与责任》是本书升级版。
作者研究成果有的填补了执政党规律研究的空白,有的处于全国理论研究的前沿,引起党内外、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曾获全国第八届“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奖。
前言 /01
制度反腐开篇谈 /001
第一章 制度反腐须构建科学的权力结构 /004
一、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需要科学的权力结构 /004
二、当前我国政治体制下的权力结构之困 /009
(一)权力失衡导致党内监督制衡难 /013
(二)对领导干部的管理,有时失控 /019
(三)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时失效 /022
(四)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有时失误 /026
(五)没有他律的自律,常常失当甚至失灵 /028
三、当前权力结构失衡的历史原因 /032
(一)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的消极因素 /032
1. 封建监察制度的产生和演变 /032
2. 封建监察制度的历史局限 /036
(二)老祖宗们对共产党执政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 /043
四、如何构建科学的权力结构 /048
(一)借鉴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 /051
1. 封建监察制度的历史作用 /051
2. 封建监察制度的特点 /060
(二)借鉴现代企业法人治理体系经验,开展权力结构改革试点探索 /065
第二章 制度反腐须改革现行选人用人体制 /072
一、 正视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六大硬伤 /073
(一)用简单化的方式处理不了复杂化的问题 /074
(二)政策如果只有利于调动少数人的积极性,
就通常会压抑多数人的积极性 /075
(三)套用政务类公务员的选用方法提高不了业务类公务员的素质 /076
(四)片面性的措施解决不了整体性的问题 /079
(五)琢磨事的人常常败于捉摸人的人 /081
(六)大格不破,大才难出 /082
二、对干部“年轻化”的辩证思考 /084
(一) “年轻化”的最早提出,主要源于执政初期军队干部队伍建设的特殊需要 /084
(二)对“年轻化”认识的深化,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 /086
(三) “年轻化”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087
(四) “年轻化”为何仍然还是困惑我们的重要问题 /089
(五)解决“年轻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095
三、改革选人用人体制的路径和重点 /098
第三章 制度反腐须化解腐败呆账 ——有条件赦免 /104
一、正视腐败已经形成的呆账 /105
二、有条件赦免以化解腐败呆账 /108
三、对“反腐败特别行动”的再认识 /110
第四章 制度反腐须发动群众有序参与 /117
一、人民群众是反腐败的主力军 /118
二、提高人民群众反腐的技能 /121
三、完善人民群众参与反腐的措施 /121
第五章 制度反腐须设立政改试验区 /130
一、试点关乎改革成败 /131
二、尽快设立政改试验区 /137
(一)主动试点有例可循 /137
(二)主动试点有效化解风险 /141
三、制度反腐已成为政改的试金石 /143
四、新常态下的制度反腐展望 /145
(一) “老虎” “苍蝇”一起打的高压态势仍会持续很长时间 /148
(二)加强自身建设,用铁的纪律打造一支铁军 /149
(三) “八项规定” 、遏制“四风”等指示会得到进一步落实、贯彻 /150
(四)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 /151
1. 反腐败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151
2. 反腐败措施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151
3. 未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治化趋势 /152
后记 /153
如何走出反腐困境
——为什么要制度反腐?
1982 年至 2011 年 30 年中,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员、公职人员达 420 余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 465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 90 余人,其中从 2000 年到 2007 年,一共处死了 5 名省部级和 1 名副国级高官(不含军队数据) 。
截止 2015 年 11 月 11 日,全国各省(市、区)均有省部级高官落马。2016 年 4 月 11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载文指出, “天涯无净土,各地区各部门只有问题多与少的区别,没有没问题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政治,也是警讯。 ” (把握运用“五条体会”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之五)
“十八大”以来三年多落马的 163 名高官中,地方副省部级以上 110 人;军队副军级以上 53 名(其中 3 名上将、6 名中将、39 名少将,还有 5 名大校) 。163 人中:包括副国级以上 5 人,本届中央委员 8 人,候补委员 12 人,中央纪委委员 2 人。
“十八大”以前,只要不搞运动,全国年平均处分率通常在 1.5——1.7‰徘徊。2013 年突破 2.1‰,2014 年突破 2.6‰,2015 年突破 3.9‰。三年来全国共处分党员、公职人员 75 万人,移送司法机关 3.6 万人,占 75 万人中的 4.67%。
三年来,中央管理干部被立案 189 人,移送司法机关80 人,占 189 人中的 42.3%,接近一半。
三年来,本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中央纪委委员落马 22 人,占“两委”委员总数 5.5%,年均 1.8%,而且几乎都要进监狱,面临重刑。
十七届政治局委员 25 人加书记处 5 人,减去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成员 3 人,实为 27 人,已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令计划 5 人落马,占上届中央领导成员总数的 18.5%。除了徐才厚已死,其余均为无期徒刑。
上述数据折射出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越是位高权重,越容易犯错误,越容易落马,越容易受重处分,越容易被判重刑?
其实,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问题,无不同我们沿用如何走出反腐困境至今的苏联模式有关——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和不合理的选人用人体制,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两大根本性原因!
苏联老大哥在成为全球第二个超级大国的过程中,也曾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也满满地自信过……但他们既忽视了自身权力结构的先天不足,又忽略了选人用人体制的后天不良!苏联模式的这两大根本性弊端,无法支持其长期执政的愿望!苏联共产党每十年翻一番查处腐败案件,证明其反腐并非不坚决;苏联共产党各级党委、组织部每年都从少数人中挑选少数人,证明其选人并非不认真!
然而,一个偶然的“8.19”事件,让拥有近 2000 万党员(亡党前有 420 万党员退党)的执政党,在几天内便结束其执政生命;让拥有 220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苏联,在几个月内便分崩离析悄然瓦解……
对这样一个结局,不仅苏联党内外无人料到,各社会主义国家难以逆料,乃至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都莫名惊诧……然而,苏联亡党亡国的前后,采用苏联模式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传来一片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声……
四分之一世纪来,研究分析苏联亡党亡国的文章著作成千上万!有说错选接班人,有说“两杆子”失控,有说石油价下滑,有说民族矛盾激化,有说西方势力操纵……却少有人分析其长期治标的权力反腐之殇,也鲜有人研究其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的深层次弊端……其实,邓小平在 36 年前的“8.18”讲话中就找到了论 制 度 反 腐。
“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 , 30 年前又从“苏联模式”中查找了总根源……
受其启示,30 多年前,我开始了对制度研究,特别是对权力结构研究的兴趣。1984 年撰写了《略论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 ,1985 年撰写了《改革党内监督制度》和《改革党委‘议行合一’领导制度》 ,1986 年撰写了《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 ,当时没有报刊刊登我这篇文章。直到 1994 年 11 月 20 日才登载在《人民日报》内刊《理论参考》上。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之中” ;2007 年“十七大”报告中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相并列;2012 年“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把制度建设放到党的“五大建设”的最后,作为前“四大建设”的托底。
这些研究的点滴积累,使我明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时,同样采用苏联模式的中国却能一枝独秀。其奥秘就在于当时中国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民营企业)大多摈弃了苏联模式的两大根本性弊端。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市场经济用脚投票“选举”出来的,而非各级组织部培养考察选拔并按等级授职的方式任命。正是这快速做大的“蛋糕” ,支撑了中国在苏东剧变中的一枝独秀。
但是,经改的快速做大蛋糕,与政改的严重滞后,也如 何 走 出 反 腐 困 境造成了两极分化加速,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腐败越演越烈……
三年多的高压反腐,既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的坚定决心和明显成效,也折射出 30 多年权力反腐留下的巨大腐败存量和呆账,同时反映出我们还要从政治领域摈弃苏联模式的决绝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尖锐指出: “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
我以为,苏联在亡党亡国前,一没有形成我们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二没有经历过我国十年“文革”的浩劫;三还有相当多的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制度反腐,走出多年的反腐困境,不能恢复和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旦亡党亡国,将可能是人类史上最血腥、最惨烈的浩劫……
正是清醒地认识到可能的危险,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为了国家、民族、政党的明天, “十八大”以来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既是对此前主要失误的纠偏,也是他 40 多年治国理政的深思熟虑。而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其主题就是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严厉问题,更要解决严密问题。在我党的历史中,先后经历过战争反腐、运动反腐、权力反腐三个阶段。以战争为载体的反腐,与血与火的年代是适应的。以运动为载体的反腐,与计划经济的建设时期也基本相适应。但是,尽管依靠隔三岔五的群众运动,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却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同时还造成了党内关系的人人自危。30 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以权力为载体的反腐,与市场经济却严重的不相适应——致使腐败“越演越烈” (习近平语) 。
2013 年 1 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习总书记下定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2014 年 1 月,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习总书记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反腐或政改目标;2015 年1 月,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总书记作出了“制度治党” “重构政治生态”的战略规划。制度反腐开始发韧。
如果说战争、运动、权力三大载体,在反腐中主要是解决严厉的问题;那么以制度为载体的反腐,则主要解决严密的问题。
制度一词有两层含义:一为浅层含义上的规章、守则,即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表现为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一为深层含义上的组织体系(其核心为权力结构) 。即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专门机构” ,以保证上述规章、守则(即那些嘴上、纸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制定公正、实施有效、监督到位。
判断好制度有三要素:第一,客观性。不能脱离和超越其产生的那个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第二,代表性。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整体意志和利益。第三,可操作性。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取决于构成其权力结构的决策机关是否公平,执行机关是否高效,监督机关是否有力。也即这三个子系统的设置是否科学、结构是否合理,操作时能否有效的相互制衡并相互促进。
30 多年前,我在潜心于制度建党、制度监督、制度反腐的自选课题研究中,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防止腐败(我将腐败称之为权力事故) ,制度比人更重要。
其一,制度虽然是由人制定的,但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制度,人们却不能随心所欲的加以制定。因而,能被称之为好的制度,必然是人们对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
其二,好的制度一旦制定出来,包括制定者都无法随心所欲去违反。因而好的制度,必然以强制性为后盾,而非仅以自觉性为前提;必然以科学分权的“专门机构”有效权力制衡为保障,而非只以颁布若干规章、守则为目的;必然体现客观发展规律,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而非仅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也不是人的主观愿望所能轻易改变。
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包括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对于制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制度浅层含义上的条条款款,而忽略制度深层含义上的组织体系(核心是权力结构) ,对于习总书记“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这一重要论断严重缺乏认识和理解。
我在多年前,对制度反腐作过如下定义:通过对沿用于苏联模式的现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科学的权力结构来防治腐败。
领导制度的核心,是权力结构;组织制度的核心,是选人用人体制。
权力结构则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排列组合方式。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权力结构)和组织制度(选人用人体制)采用的都是苏联模式。因此,1980 年 8 月 18 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标题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这篇讲话是《邓小平文选》中含金量最高的论著,时隔 36 年,仍然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30 多年反复研读邓小平“8.18”讲话,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我懂得了:制度反腐,必须以权力结构改革为前提,必须以设立政改特区为条件,必须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取向。而权力结构改革,则必须以摈弃苏联模式为前提,必须以合理分解权力为条件,必须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为目标。
实践证明:问题的复杂性,通常不来自于问题本身;而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远离原点的缘故。
如果只满足于权力反腐的思维定式,无论纠多少风,查多少案,抓多少人,判多少刑,只要腐败的病根不除,一旦反腐高压无法继续,所有努力,都会瞬间归零。
反腐的压力当然在案中,功夫却必须在案外,成功则只能靠改革!
对于恶化多年的政治生态,靠什么来净化,靠什么来重构?
从战术而言——靠查案。但是,查处一案只能净化一时,案又滋生则污染一片。
从战役而言——靠用人。但是,用一君子虽然所属皆净,用一小人则此地全污,何况靠什么阻挡君子变小人?
从战略而言——靠制度。因为,制度好则坏人难干成坏事,制度坏则好人易变坏人。
再好的权力反腐,也只能治标;通过政改,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制度反腐,才能治本!
有鉴于此,我将这三十年来我发表于各类报刊中有关制度反腐的文章集结成书,以此说明什么是制度反腐,制度反腐有哪些要素,并以此求教于各位读者。
(摘自《论制度反腐》)
延伸阅读:
《国家命运:反腐攻坚战》, 邱学强 袁曙宏 俞可平 李永忠等28名反腐专家学者合著
《国家命运 : 中国未来经济转型与改革发展》 吴敬琏 林毅夫 厉以宁 等32名著名学者合著.
《权力与责任》,李永忠著,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重点推荐书《负担与责任》升级版
看完后,收获很大,对很多事物有了更为客观而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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