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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先生是中国现代的疑古辨伪大师。他的这本《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继承前人疑古辨伪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探索秦、汉间人造伪的原因，全面地论述了产生这个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内容简介

　　本书的主旨在于说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怎样运用阴阳五行的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来为秦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集团服务。“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说明在阴阳家和方士的气氛下成就的秦汉时代若干种制度；第八章到第十八章，说明博士和儒生怎样地由分而合，又怎样地接受了阴阳家和方士的套，成为汉代的经学，又怎地从他们的鼓吹里影响到两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从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说明汉代的经学如何转入谶纬，谶纬又发生了怎样的作用。”这是作者在序言中的解说。

作者简介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教授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上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生平著述宏富，出版有《古史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史林杂识》、《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目录

序

第一章 阴阳五行说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

第二章 封禅说

第三章 神仙说与方士

第四章 汉代受命改制的鼓吹与其实现

第五章 汉武帝的郊祀与求仙

第六章 天象的信仰与天变的负责者

第七章 灾异说和西汉的国运

第八章 黄老之言

第九章 尊儒学而黜百家

第十章 经书的编定与增加

第十一章 博士官

第十二章 经学的今古文问题

第十三章 通经致用

第十四章 王莽的受禅

第十五章 汉的改德

第十六章 古史系统的大整理

第十七章 经古文学的建立

第十八章 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实行

第十九章 谶纬的造作

第二十章 谶纬的内容

第二十一章 谶纬在东汉时的势力

第二十二章 曹丕的受禅

精彩书摘

　　古代的王者固然最信神权，但因王畿的狭小，四围又都是些小国家，已开化的和未开化的，不尽能交通无阻，所以他们并无远行的可能，也就不能到远处去拜神。《左传》中记楚昭王生病，卜者告诉他是河神作祟，应该去祭，他说：“江、汉、睢、漳是楚国的‘望’，才是应当祭的。河距我们远了，我就算有了错处，河神也管不着！”就不祭了。古代命国中的大山川为“望”，也命山川之祭为“望”。各国有各国的望，谁也不想越界去祭神。

　　春秋战国之世，齐和鲁是文化的中心，泰山是这两国的界墙。他们游历不远，眼界不广，把泰山看做了全世界最高的山，（连聪明的孔子也曾说：“登泰山而小天下！”）设想人间最高的帝王应当到最高的山头去祭天上最高的上帝，于是把这侯国之望扩大为帝国之望，定其祭名为“封禅”：封是泰山上的祭，禅是泰山下小山的祭。他们又说：自古以来七十二代之君，当他们得了天下之后，没有一个不到泰山去封禅的。

　　最早记载这件事的要算《管子》，其中有《封禅篇》。但管仲为齐桓公成霸业，是齐国人崇拜的偶像，他的书全非自著而出于齐人的杂集；《封禅篇》又已亡，唯《史记·封禅书》载有管仲论封禅一段话或是从那篇抄出来的。今把它大意叙述一下，以见封禅在战国时的意义。

　　这上面说：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想行封禅之礼。管仲提出抗议，道：“从前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代的帝王，我只记得十二个。从无怀氏、伏羲、神农……到周成王，都是受命之后才行这个礼的。他们那时候，嘉谷生，凤皇来，东海得到比目鱼，西海得到比翼鸟，有十五种不召而自至的祥瑞，然后封禅。现在有这种东西吗？”桓公自己知道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只得息了这个妄想。——这一说和五德终始说同出于齐人，亦同出于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受命的天子得到他的符应；不过得到了符应之后，五德说希望他定出制度，封禅说希望他到泰山去祭天，有些不同罢了。

　　第一个去实行这个学说的，也是秦始皇。他做了皇帝三年，巡狩郡县，带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人，走到泰山下。他已从“秦文公获黑龙”上证明了他的受命，当然要实行这个所谓自古相传的典礼。不幸封禅之礼虽说为旧章，究竟没有实际的根据，临到办事的时候，儒生博士便议论纷纷，得不到一个结论；有的还唱高调，以为只须极简单的礼节，扫地而祭就够了。始皇怒他们的不济事，把他们完全斥退，自己到泰山顶上去行封礼，又到梁父山去行禅礼；他的礼节大都采自秦国祭上帝时所用的。诸儒既不得参加这个大典，怨恨得很，恰好始皇走到半山碰着大风雨，躲在树下，就暗暗地讥笑他，以为犯了天怒。不久秦亡，这班儒者又造他谣言，说他给大风雨击坏了，或者说他没有到山顶就退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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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本书是白寿彝先生论史学遗产的代表性著作，其中所收录的六篇论文，写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撰于1961年，其余五篇撰于1981—1982年，前后相隔二十年，而其撰述旨趣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拥有连续不断和丰富厚重的史学遗产。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这几篇文章不仅开其先河，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学术基础，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①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②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③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后，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否定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撰写此文，这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识，而且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关于历史观点问题，作者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上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作者继《谈史学遗产》之后，再次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以前，中国史学上是否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问题。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他也指出，这些问题需要作长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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