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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過本書所收，是翦老運用馬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評論的兩個古代史學範例，即司馬遷和劉知幾的曆史學。

內容簡介

　　本書是翦老所著的一本重要史學入門之作，它分兩大主題：一為“史料”，一為“史學”。他所說的“史料”，不是通常所泛稱的曆史資料，而是“史料學”，是研究曆史資料的具體門徑和方法；所說的“史學”，主要是說研究曆史的理論和方法，通稱“曆史學”。其原本於1946年4月由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齣版，現在的版本是由翦老弟子張傳璽先生增訂而成的。

作者簡介

　　翦伯贊（1898-1968），湖南桃源人。曆史學傢，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24年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經濟專業，迴國後研究史學和曆史哲學。1949年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燕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兼係主任、北京大學副校長。著有《中國史論集》《中國史綱》《曆史問題論叢》《中國曆史哲學教程》等。

目錄

關於曆史學的“三基”問題

一 關於基本理論問題

二 關於基本知識問題

三 關於基本技能問題

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

一 導言

二 正史

三 正史以外的諸史

四 史部以外的群書—經、子、集

五 四部以外的各種文字記錄

考古發現與曆史研究

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

一 史料與方法

二 史料探源與目錄學

三 史料擇彆與辨僞學

四 史料辨證與考據學

五 史料的搜集整理與統計學、

邏輯學及唯物辯證法

論司馬遷的曆史學

一 司馬遷的傳略

二 司馬遷的曆史方法一

—紀傳體的開創

三 司馬遷的曆史方法二

—紀傳體的活用

四 司馬遷的曆史批判—“太史公曰”

五 餘論—史料的搜集編製及其曆史觀

論劉知幾的曆史學

一 劉知幾的傳略

二 劉知幾的著作、思想及其曆史觀

三 劉知幾論中國曆史學各流派

四 劉知幾論紀傳體的各部門

五 劉知幾論曆史學方法

六 劉知幾論曆史學文獻

七 餘論

精彩書摘

　　流雜著，由來甚古，早在所謂正史齣現之前，即已有之。如《山海經》、《世本》、《國語》、《國策》、《楚漢春鞦》之類的古史，論其體裁，皆係雜史；論其著書之時代，皆在《史》、《漢》之前；且為《史》、《漢》之所取材。自漢、魏以降，此類著作，仍與所謂正史，殊途並騖，平行發展。南北朝初，已蔚為大觀。僅就裴鬆之注《三國誌》所引之雜史，即有一百五十餘種。至於宋代，由於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私傢著作得以刊行，而史部雜著，亦日益繁富。降至明清，則此類著作，洋洋乎浩如煙海瞭。

　　史部雜著，種類甚多，體裁不一，要之，皆與正史有彆。論其體裁，既不一律皆為紀傳體；論其性質，亦不如《史記》、《南史》、《北史》通諸代而為史，又不如《漢書》、《後漢書》等斷一代以成書，而皆係各自為體之隨手的記錄，故其為書，皆零碎斷爛，非如正史之有係統。關於史部雜著，劉知幾曾為之彆為十類：“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傢史，七曰彆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①這樣的分類，雖過於瑣碎，但卻可以顯齣史部雜著的諸流彆。徇此流彆以觀史部雜著，則紛亂一團之史部雜著，亦能類聚流彆而形成其自己的係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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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一個民族要記住的故事

　　濛木

　　一代大學者鄭振鐸，生於戊戌變法稍後的1898年12月；1958年外訪途中，因飛機失事而遇難。其著作已經進入公版期，所以他的作品市麵上很多，但反復齣版的基本上是《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那幾部煌煌巨著；而他很多趣味性的小冊子似乎被淡忘瞭，例如這裏選擇的《民族文話》和《桂公塘》，它們均是作者在抗日期間寫就的，為我們講述一個民族不該忘記的故事。

　　抗戰早期，他在1934年寫瞭《桂公塘》講南宋末年文天祥故事，文天祥赴元講和被扣押後，設法逃離，輾轉脫險的故事，得名於文天祥《指南錄後序》中“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韆過其門，幾落賊手死”句。最早載於《文學》月刊第二捲第四期。魯迅在1934年5月16日給鄭振鐸的信中說：“得來函後，始知《桂公塘》為先生作，其先曾讀一遍，但以為太為《指南錄》所拘束，未能活潑耳。”鄭振鐸接著又寫作瞭《黃公俊之最後》《毀滅》。《黃公俊之最後》寫黃公俊參加太平天國，後來為瞭挽救危局，兩次隻身前往湘營,試圖說降曾國藩和曾國荃，反遭囚禁後慷慨赴難。《毀滅》寫明末阮大铖和馬士英結黨營私，弄權欺詐，最後傢國俱毀的可恥悲劇。這三篇作品在1936年結集為《桂公塘》由商務印書館齣版瞭單行本，署名“郭源新”，列入“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

　　1939年6月鄭振鐸又創作曆史小說《風濤》，寫明末東林黨人與閹黨的鬥爭，既抨擊瞭魏忠賢的專橫殘暴，又突齣瞭李應升等人的浩然正氣。

　　比《風濤》創作稍早，1938年春夏間，作者以“源新”為筆名分彆於《申報·自由談》和《魯迅風》發錶瞭《民族文話》，從周民族立國到孔夫子，共15則先秦故事。本計劃寫到民國初，卻因為上海淪陷而被迫停止。1946年2月該書由國際文化服務社單行齣版。鄭振鐸在《民族文話·自序》中說：“在現在這個異族侵略的時候，我們民族錶現得更一緻、更勇敢瞭……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把往古的仁人、誌士、英雄先烈們的抗戰故事，特彆是錶現在詩、文、小說、戲麯裏的，以淺易之辭復述齣來……我們將這往昔的偉大的故事、不朽名著裏，學習得：該怎樣為我們民族而奮鬥。氣節、人格、信仰乃是三個同意義的名辭，堅定、忠貞、犧牲乃是每個人所應有的精神。”

　　在今天的圖書市場上《民族文話》和《桂公塘》都不大容易見到瞭。本書將《風濤》備列《桂公塘》，按照主人公所處的年代重新排一下順序，作為本書第三編；《民族文話》，建國以來它一直沒有單獨再版過，列為本書第一編。作者另有和《民族文話》題材相近的《古事新談》，篇幅最小，列為本書第二編。為尊重作者原意和曆史原貌，本書對原作中不符閤今天規範的用詞和概念均予以保留，不做任何修飾，請讀者明鑒。

　　《古事新談》的寫作背景是：抗戰勝利後不久，鄭振鐸和馬敘倫、林漢達、許廣平等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抗爭。1946年，作為一位傑齣作傢和編輯的鄭振鐸在自己擔任主編的這份雜誌的第29—33期，發錶瞭《古事新談》，共24則先秦和西漢故事，除瞭《囤積居奇》《錢幣與糧食》來自《鹽鐵論》，其餘22則全部改寫自《史記》。

　　《古事新談》不僅僅編寫經典老故事，還在部分篇末發瞭一句直截瞭當的議論，例如第1篇“秦政焚書坑儒”最後的議論是：“難道今天還有學他樣子的人？”第19篇“公儀休不受魚”最後的議論是：“今日有不與民爭利的官麼？”理解這些故事和議論的針對性，我們可以參看他同期發錶的《把主人當作瞭什麼人？！》（1946年5月25日《周報》第38期）：

　　中華民國的主人們，何曾做過一日的主人呢？

　　……民主不是賜予的，是要爭取的。不爭取，便不會有民主政治的實現。賜予的民主，決不是真的民主。我們人民們很明白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積極奮起的嚮爭取民主的大路上走去。前途的絆腳石還多極多極。但不用怕，一個個的把他們搬移開去便好瞭！但要有勇氣，有耐力去搬移。

　　……爭取民主，爭取人民的基本的權利與自由，這是今日一切政黨的目標，更是某一個政黨裏進步分子們所應盡心緻力於此的——假如那個政黨還想存在下去的話。

　　這些匕首般的議論正是古事值得新談的意義。所有曆史故事，重新講述的價值就在於對思考當下問題有所啓發。曆史事件真相湮沒難辨，留下的乃是古人所謂三不朽的立言，要麼是“喻世明言”，傳遞一個群體的光榮夢想；要麼是“警世通言”，告訴我們要從失敗中汲取的教訓。本書第一編《民族文話》和第三編之《桂公塘》《風濤》《黃公俊之最後》，屬於“喻世明言”。本書第二編《古事新談》和第三編之《毀滅》，屬於“警世通言”。

　　莊子有所謂得意忘言，為瞭這個警醒世人、曉諭世人的“意”，故事本身的真實性都不是那麼重要。例如黃公俊，根據羅爾綱的考訂，太平天國根本沒有這個人（羅爾綱於1934年12月在《大公報》上發錶《讀太平天國詩文鈔》）。後來南社詩人鬍懷琛也在上海《時事新報》承認自己為瞭反對清朝,鼓吹革命而捏造一個太平天國叫黃公俊的人寫的詩文。

　　本書幾乎囊括瞭鄭振鐸所編寫的中國曆史故事。他們均有關乎民族存續和民生抗爭重大指嚮，是作者在我們民族麵臨危機和轉型的時候，為瞭提高民族凝聚力、鼓舞民氣而講述的故事。至於1957 年,鄭振鐸還寫齣以屈原為主人翁的《汨羅江》，因為其寫作背景和以前大不相同，本書就割捨瞭。作者另有《取火者的逮捕》等古希臘故事的演繹，歌頌普羅米修斯盜火的反抗精神，毫無疑問也是一樣有所寄托的，有心讀者可以參照看，但不是本書編選範圍，所以也割捨瞭。

　　曆史故事是常讀常新的，希望大傢能夠從鄭振鐸的這些曆史故事中讀齣新意來，藉用《古事新談》第二篇“劉邦打陳豨”最後的話：

　　這是一個很老的故事瞭，不過我們讀起來不還是很新鮮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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