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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 著，李晶，杨怀玉，张丽，叶柏川，王福曾 ... 译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45625

版次：1

商品编码：1204098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060

套装数量：3

字数：1646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维特伯爵是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俄罗斯帝国政治家，历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头一任大臣会议主席，是俄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本书中，维特以亲历者身份，生动翔实地再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李鸿章访俄、日俄战争缘起、朴次茅斯条约的前因后果等。本书不失为维特唱给俄罗斯帝国的挽歌，为其灭亡和1917年巨变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

作者简介

叶柏川，1974年出生，吉林省吉林市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1993-199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1997-2000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2000-2003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所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中俄关系史。

谢尔盖 尤利耶维奇 维特伯爵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他在1892-1903年间担任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905-1906年间任俄国首位大臣会议主席，1915年2月28日在彼得堡去世。不言而喻他是这两个王朝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沙皇许多重大决策的亲眼目睹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特别是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颁布，俄日战争和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的签定，以及为恢复帝俄经济而争取到的巨额国外贷款。

李晶，硕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翻译。

杨怀玉，博士，空军装备研究院翻译队副译审。

张丽，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玉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目录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及其回忆录／1
维特夫人的序言／1

第一卷（上）
第一章／3
第二章／60
第三章／110
第四章／171
第五章／223
第六章／279
第七章／334
第八章／385
第九章／445
第十章／507
第十一章／569

第一卷（下）
第十二章／627
第十三章／708
第十四章／777
第十五章／850
第十六章／911
第十七章／981
附录一／1087
附录二／1092

第二卷
前　言／1133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07年6月／1135
汉堡　1907年6月／1147
汉堡　1907年6月／1192
凯特勒赫（Catleret，法国）　1907年8月／1245
比亚里茨　1907年8月（俄历）／1285
比亚里茨　1907年9月／1305
彼得堡　1908年1月／1389
维希　1908年8月／1424
维希　1909年7月19日／1433
比亚里茨　1909年8月／1453
比亚里茨　1909年9月／1508
维希　1910年7月11日／1542
萨尔茨施利尔夫（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　1911年6月／1613
比亚里茨　1911年8月／1624
萨尔茨施利尔夫　1912年7月14日／1646
比亚里茨　1912年8月25日／1711

人物简介／1759

前言/序言

译者前言

一
本回忆录作者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谢·尤·维特）伯爵，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1892～1903年担任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905～1906年任俄国首位大臣会议主席。1915年2月28日在圣彼得堡辞世。不言而喻他是这两个王朝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沙皇许多重大决策的目睹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特别是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起草和十分脆弱的君主立宪的出现，日俄战争和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以及战后为恢复帝俄经济而争取到的巨额国外贷款。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的名字为中国读者知晓，多半与他曾经代表俄国政府与李鸿章谈判修建中东铁路一事相联。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大型回忆录，则十分详细而全面地记述了沙皇如何从其所谓“国家安全”考虑修建中东铁路，并从俄罗斯需要不冻港而策谋侵占中国东北，攫取旅顺大连。维特描述的史实，如仅仅利涅维奇一人就在抢劫故宫后从中国运回了十车厢“战利品”，主要是珠宝，这足以说明沙皇的对华政策。维特关于俄罗斯与英国、日本在远东的角逐，以及他前往朴次茅斯与日本代表缔结和约的过程，对于研究后来苏联对远东国家的政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本回忆录内容之丰富，涉及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之深度与广度，诸如国内的动荡、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发表以及日俄战争等，交相辉映，构成罗曼诺夫王朝在风雨飘摇年代里大厦将倾之际俄罗斯帝国的“清明上河图”。
对于俄罗斯的国内政策，如犹太人问题、宗教信仰、言论自由、普选权、教育公平等，本书都有详细介绍。
维特关于20世纪初美国之行的描写，不仅为读者描绘了沿路风光，饶有兴味的是对于了解一个多世纪前美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差异，提供了多视角的图景。
维特以俄国社会为大背景展开自己的回忆，从出身家世说到官场沉浮。他把贵族和平民，追求改良乃至革命的人，激烈的或温和的党派，以及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与追求，逐一娓娓道来，没有修饰，平实中传达真情，且万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冗长的叙述中也有闪光的情节，如李鸿章针对霍登事件大谈他的为官之道。尤其难得的是，维特因其身份而能在不经意间把沙皇本人及其高官显宦的生活状况，他们对社会事态的第一反应，以及他们的日常精神面貌轻松自如地展示给读者：尼古拉二世的懦弱，天罗地网式的新闻检查和文字狱，警察制度的严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粗暴干预，各阶层对争论不休的尼古拉二世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态度等。
就是通过这一切，维特也不经意间绘制了一幅极好的自画像，展现了自己的面貌：一个“真诚拥护”帝制并一向致力于“维持至高无上”的沙皇权柄的保皇派。维特原原本本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高层动态，如俄国人因不堪政治无权、民生凋敝，或结党活动，或斩木揭竿“打土豪分田地”，或轰轰烈烈举行罢工等，在维特指尖汇成的是一股“革命浊流”，参与运动的学生成了“渣滓”，他甚至认为这些革命组织若不割掉“革命的尾巴”就没有前途等，不一而足。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出现似乎一度证实了维特的预测，被维特咒骂的政治势力成了气候，但几十年后苏联的解体又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引入无限的思维空间。
要写自己的政治经历，维特回忆录的画布上当然离不开皇上、宫廷重臣和他们的政治主张：其共同点是维持皇权，改革可以，但要按照10月17日宣言，实行君主立宪制。绝不走马克思主张的暴力革命道路，在保持沙皇统治的前提下逐渐改良俄国社会，这使人想起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维特用很多篇幅再三强调10月17日已经给了公民自由，提出了普选制，开启了宽容的宗教政策等，他苦口婆心地劝告其同僚，哪怕放弃些许利益，退一步海阔天空，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否则社稷不保，“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和他污蔑为“渣滓”的工人的革命将把皇室和王朝吞没在“革命的浊流”中。
在这方面，书中关于尼古拉二世把农民和农业问题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的记述尤其发人深省。作为一国之君，沙皇尼古拉二世鉴于农业的落后状况一直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有意建立一个农民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以启动此问题的解决。但是这直接触动了世袭领地拥有者的利益，遭到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集团的反对，他们紧密团结起来，声称俄罗斯的存在就是为了“养活我们”贵族和富人。尼古拉二世选择了向富贵者让步的方针，从而阻断了任何改革的道路，社会动荡，民怨沸腾，结果他不仅于1917年二月革命后丧失皇权，而且1917年11月后不久，维特和权贵们仇视的“革命的浊流”把罗曼诺夫家族冲到了红色革命者刀斧下。整本回忆录像是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唱的挽歌。
从农民问题的角度看，维特回忆录的中文版尤其显得饶有兴味，亚历山大三世的改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国农奴受到的压迫，可是到尼古拉二世继位后的几十年里，这一举措对俄国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毕竟十分有限，农奴作为商品可以转赠、可以买卖的状况是有所改变，但要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使这个“人”有真正的“我”的“感觉”，却是遥远的社会任务。具有浓烈俄国特色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活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第一方面是农民企盼沙皇成为“开明皇帝”，但屡屡失望；第二方面是各色知识分子提出种种激进或缓进道路；第三方面，则有贵族和整个上层的抱残守缺，自然还有沙皇谋求永远执政，甚至想把“革命”一词从“字典里抺掉”；第四方面则是几近失控的日益强烈的工农反抗。维特虽显零散但依然真实的记述，对国内外政界学界多少年争吵不已的革命道路问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参考书。
对于中国读者，回忆录尤其具有启迪作用，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被灌输的是由斯大林主持的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历时8年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的观点，是列宁的观点。试以1905年革命为例。列宁认为那是“十月革命的总演习”。维特则把它称为“革命的浊流”并极其激烈反对苏维埃。事实是列宁在1905年就主张由俄国“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俄国革命。他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称那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张用一种“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即推翻沙皇制度，并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列宁一派就这样在政治潮流中亮出了自己激进的旗帜。列宁的亲密战友Л.Д.托洛茨基，就是1905年革命涌现出的精英，在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的位子上与沙皇斗争过。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将托洛茨基有关这场革命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了《一九○五》，其基调是热情讴歌激烈的工农运动。它给读者描绘的是与维特完全不同的景象。
1917年(俄历)10月25日俄国发生狂澜，苏维埃政权在革命的第二天颁布了《土地法令》，它表明，宫廷权贵们反对过的东西如苏维埃，成了新政权的基本制度和国策。俄国改良主义道路、尼古拉二世的君主立宪被历史否定了。从十月革命史研究的角度，维特的这本回忆录也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引出新的线索，开阔了新的视野。
二
本回忆录因系维特的亲历，所以真实，因维特的显赫地位，所以重要。但自恃始终忠于皇上的维特，其回忆录的出版却因皇上而经历了坎坷之路。尼古拉二世早就知道维特回忆录的存在，在维特尸骨未寒时，密令查封了维特的私人档案。熟谙沙皇脾性和警察手段的维特对他敬爱的皇上也存有戒心，在手稿处理上棋高一着——把它放到了国外，躲过搜查，保存下来，后人才能看到他的回忆录。关于这段故事，原版前言已有交代。
回忆录的某些章节曾经在俄国面世，那是维特故去5年以后的事。
1976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内部印行的《维特伯爵回忆录》是迄今为止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参考资料。这个版本的俄文编选者阿·亚尔莫林斯基显然为了避免原稿的重复而将回忆录的顺序重新排列、压缩，故难以反映这本巨著的全貌。
1981年，新华出版社也出版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取材与商务印书馆版本相同，但篇幅较小。
现在读者看到的回忆录是据2003年圣彼得堡版本译出的，编者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和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巴赫梅捷夫命名的俄国和东欧文化历史档案馆，依据的是后者收藏的档案，没有删减，据俄文原文刊印，悉数发表。
新译本的学术价值，除了维特的记述外，还因编者的详尽注释而锦上添花。难能可贵的是，编者使用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的丰富资料，引用了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把有关重大事件的要素，特别是沙皇的谕旨予以介绍，并把维特记述中的明显谬误处或予以纠正或提供佐证材料，对某些观点之评判，无不鞭辟入里。编者考据之精细，史料之确凿，高达全书篇幅10%的注释量，使回忆录的价值更加明确，甚至可以单独辑录成书。
三
现就中文译本在技术处理上做几点说明。
第一，本回忆录中经维特本人审校的部分，只有第一卷上册的第七章，约占全书的3%，其他绝大部分维持着速记稿的原貌。所以内容经常有重复，语言不简练，叙事不严谨，颠三倒四，甚至出现观点和事实前后矛盾的情况。维特自己说，这是因为口述过程中他大部分时间身处国外，手边没有原始文件可资核对，仅凭记忆，难免有疏漏。本书一律照本翻译，不加任何标注。
第二，原文体例不一，第一卷上下册有章节目次。第二卷则以年代和地点为目录，但编排上有的年代在前，有的地点在前。译者将其体例统一处理。
第三，第二卷十分明显地保存着未经整理的口述语言风格和速记记录特色，上下文多有不连贯之处，再经翻译则直接影响了行文的通畅。书中许多半截句子，不少地方译者系据上下文揣测，甚至不得不修改原书明显的语言错误。为尽可能传达原意，译者请教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前院长李英男教授，到中国来访问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阿·卡尔图诺娃(А.И.Картунова)、伊·索特尼科娃(И.Сотникова)和米·梅利尼科娃(М.Мельникова)等专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俄语部俄罗斯专家伊·雷日科夫(И.Рыжков)先生，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石川桢浩教授。谨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第四，原书注释体例混乱，脚注、尾注混杂，注释符号和序号不统一，甚至出现只标有注释序号而无注释文字的情况，或序号与注文不符，或注释中再套注释，形成阶梯式注释，最离奇者是注释序号与注文相距达20页之远。译者只好把原文体例稍做改动并将其统一处理，除注有“——译者注”字样外，均为原书注释。
第五，原书附有人名索引，列出了人物的名、父名和姓，以及出现的页码。但所列官衔、姓氏与行文不一致处甚多，涉及长达几十年的俄政府高官，难以一一核对；书中所列人名特别是人物间的关系（如特列波夫家族），经再三梳理也无法捋出头绪，本书只能悉数照译。
原书涉及的各国人物范围广泛，而不同语种的国家姓名的组成、排列顺序都各有不同，还常带有冠词、缀词等，本书也按照原有顺序译出。但令人遗憾的是最终中文译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名索引，因书中人际关系复杂，同一个人的姓名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时出现的是父名，有时是姓，有时是爱称，有时是全名。读者在上下文中并不难分辨讲话人的身份。但在电脑上搜索，按名、父名和姓把每一个出现的人物检索清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故此，中文译本只好做了“人物简介”，供研究者参考。
第六，本书是两位老人和一个相当年轻的硕士、博士群体合作的成果。恭祝青年伙伴工作顺利，锦上添花。
译者(依书中章节顺序)：
第一卷　李晶晶(硕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翻译)：序言，第1～2章。整理人名索引。
杨怀玉(博士，空军装备研究院翻译队副译审)：第3～7章及第二卷部分注释文字。
张丽(博士，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第8～15章，校对人名索引。
叶柏川(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第16～17章，该卷附录。
第二卷　王福曾。

李玉贞
2015年5月
北京东方太阳城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及其回忆录

谢·尤·维特1892～1903年担任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905～1906年任俄国首位大臣会议主席，其回忆录早已被学者认为是一份研究俄罗斯后改革时代历史，尤其是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历史的非常珍贵的史料。维特是俄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一位才智出众、精力旺盛的国务活动家。维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回忆录作者，他的回忆录不是对一个永远退出政治舞台、旁观世事变迁的人的过去的歌功颂德。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一直念念不忘政治，始终希望挽回失去的影响力和权力。撰写回忆录的目的也在于此。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意义非凡的，同时也是极其复杂的文献资料。读者看过回忆录的内容之后，对维特的批评也随之而来。它先是引发了一系列“反回忆录”的出现，维特的同时代人就许多事件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真实版本，虽然他们出于不同的考虑，但是他们认为，维特歪曲了这些事件的真相。Б.А.罗曼诺夫是第一个系统批判维特回忆录的历史学家，尤其对他的有关日俄战争起源的说法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罗曼诺夫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尼古拉二世执政时期奉行的远东政策的文章，并以此作为对维特回忆录的“证据确凿的注解”。这些文章最终汇编成一部有分量的专著《俄国在满洲（1892～1906）》（列宁格勒，1928年版）。罗曼诺夫批评维特回忆录的著作的同时可以证明，这位学者的工作何等繁重，因为他是在分析一份如此特殊的史料。也许，还需要好几代研究者的努力才能全面理解这部著作。
***
维特1915年2月28日在彼得格勒去世，此时他离职已经八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这一事实似乎并无多大意义，但是它为俄国各派报刊所聚焦。一连好几天首都和外省的报纸都有关于维特的报道。它们一遍又一遍地历数这位失宠的大臣的功绩：货币改革及受到怪罪的垄断，《朴次茅斯和约》的签订及《10月17日宣言》的颁布。一些彼得堡的报纸这几天甚至发表了献给维特的大量没有经过书报检查的文章，而黑帮报纸也很快开始叫嚣，“丑化”他。“少了一个对俄国有害的人”——《俄罗斯旗帜报》对维特的过世做出了这样的表态，这也恰好表达了尼古拉二世本人的心情。
当时报纸上也提及维特留下的回忆录。1915年3月1日《俄罗斯言论报》上刊登了该报驻彼得堡知名(接记者А.В.鲁马诺夫的简讯《维特伯爵回忆录》，于其中指出，维特去世前几年编写了回忆录，他聘请一位女速记员记录了两年，最终完成“两卷十分厚重的回忆录”，原本保存在国外。鲁马诺夫暗示，他了解维特这些手稿的内容，他甚至强调，回忆录中对大量和作者“有过来往”的人给予了评价，有些人受到十分激烈的抨击，因此这些人愿意出重金将涉及自己名声的一切痕迹从回忆录中抹掉。“不过，”鲁马诺夫继续为维特的回忆录做广告，他写道：“一家美国公司向伯爵提议以100万美元购买回忆录的版权。维特伯爵拒绝了。”《历史通报》的编辑Б.Б.格林斯基也证实了这一事实，他在1915年出版的几期《历史通报》上发表了题为《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伯爵（传记材料）》的文章，其中对谢·尤·维特的回忆录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格林斯基毫不掩饰，他在维特晚年参与了这位退休大臣的各种文学活动，他说曾建议维特在《历史通报》上刊登一些回忆录片段，但是后者表示：“对于在贵刊发表回忆录中的一些内容，我的确有兴趣，但这怎么也得再等等，现在我们将继续刊登文献。”
当然，尼古拉二世在这些报纸和杂志消息发布前早已知道回忆录的存在。维特去世之后他的文件马上就被查封了，3月5日侍从将军К.К.马克西莫维奇、Ю.Г.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一名警察局的代表出现在他位于石岛大街上的住所。维特的档案被仔细查看过，大部分都被拉走了。他们在找回忆录，但是没有找到。他们只发现了口述内容的速记记录，这更加激起了尼古拉二世的好奇心，他通过侍从将军向维特的遗孀表达了想要看回忆录的意愿。然而她回答说，它们不在她那儿。随后俄国驻巴黎使馆的官员趁主人不在之际对维特在比亚里茨的别墅进行了搜查，玛·伊·维特在《回忆录》的序言中描述过这一事件。然而搜查也没有任何结果。维特对俄国警察局和尼古拉二世的手段了如指掌（他自己也使用过类似方法），因此他决定按照惯常的做法将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远离俄国的地方。维特长时间地以他妻子的名义将手稿保存在巴黎一家银行里，去世前不久用另外一个人的名义把它们转移到了巴约讷。
尽管维特去世后不久有关他的回忆录存在的消息已经广为人知，但是又过了五年多，它们才开始出版。1920年末人们才发现，手稿在柏林言论报出版社掌握中。该出版社董事会成员兼侨民报纸《舵》的编辑И.В.格森在准备出版回忆录的同时，已开始在这份报纸上刊登其中的片段，又过了一段时间，1921年时，《回忆录》的第一卷面世了。
后来И.В.格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与玛·伊·维特在哥本哈根一家简朴的旅馆里的会面。她和“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的漂亮的养女维拉·纳雷什金娜，以及维拉的一双儿女一起住在这里：外祖父的回忆录献给了她的儿子，她女儿带着女家庭教师和女仆”。格森继续写道：“前宫廷警备长、侍从将军沃伊科夫是常客，他穿着便服看起来像是乔装打扮的陆军司务长，终日无所事事。玛蒂尔达·伊万诺夫娜对于我的到来很是高兴。她刚刚收到马克拉科夫（В.А.马克拉科夫是临时政府驻法国大使）从巴黎寄来的先前保存在那里的一个保险柜里的几十本回忆录笔记，这些是维特在国外逗留的时候抽空记录下来的。”“一边展示这一堆笔记，”格森继续描写道，“伯爵夫人激动地拍手道：‘您知道吗，1905年谢尔盖·尤利耶维奇在美国时，希夫（维特谈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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