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城南旧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的经典作品,被教育部列为《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书目。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通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多少年来,《城南旧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除了再版无数次的小说外,1985年,《城南旧事》还被搬上银幕,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佳故事片大奖金鹰奖章”、第十四届“贝尔格勒国际儿童电影节*佳影片思想奖”等多项大奖。
内容简介
《城南旧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的自传体小说集。小说透过童年英子的双眼,描述了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文字朴实温馨,故事生动起伏。读她,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孩子,看北京,看大人,看周遭的幸与不幸。
作者简介
林海音(1918—2001),小说家。原名含英。台湾苗栗人,生于日本大阪。五岁随父母定居北京。1948年到台湾,任报社编辑,后主编《联合报》副刊。1967年创办和主编《纯文学》月刊。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城南旧事》、散文集《冬青树》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城南旧事(代序)
惠安馆传奇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冬阳 童年 骆驼队(后记)
作者大事略
前言/序言
城南旧事(代序)
差不多快十年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写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作“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嗞嗞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是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坐(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入睡,坐在她们(母亲或是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有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过早离开我们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以及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咧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地愚騃而神圣吗?
林海音
一九六〇年七月
《繁花》:魔都的潮起潮落,人心的起伏跌宕 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体如同礁石,被时代的浪潮拍打、冲刷,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上海,这座以其摩登、海派、包容著称的城市,更是无数命运交织、起伏跌宕的舞台。王安忆以其细腻而深邃的笔触,将镜头聚焦在这座城市的隐秘角落,捕捉那些在光影变幻中悄然滋生的故事,《繁花》便是这样一部关于上海、关于人生、关于时代的作品。 《繁花》的故事,并非沿着一条清晰的时间轴线性展开,而是像上海这座城市的脉络一样,错综复杂,又彼此呼应。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又时时回溯到更早的年代,将过去与现在交织,将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变迁融汇。故事的中心,是一个名为“宝总”的人物。宝总并非传统的英雄,他是一个在时代浪潮中摸爬滚打、凭借着敏锐的嗅觉和超乎寻常的胆识,在上海滩迅速崛起的商界传奇。然而,他的崛起之路,并非坦途,而是充满了机锋、风险与算计。他对资本运作的娴熟运用,对市场风向的精准把握,都让他成为那个时代弄潮儿的典型代表。 但《繁花》真正动人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宝总塑造成一个遥不可及的商业巨子,而是将他置于上海这座城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围绕着宝总,勾勒出了一幅幅生动的人物群像。有他曾经深爱过的女人,如沪生、雪芝,她们的命运与宝总的际遇紧密相连,也见证了时代变迁对女性命运的重塑。有与他利益纠缠的各色人等,有市井小民,有投机商人,有体制内的旧人,也有新兴的力量。每个人物都带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有印记,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情感,都深深地烙着这座城市的痕迹。 王安忆的笔法,尤其擅长捕捉上海人的生活细节。那些日常的对话,看似闲散随意,却常常暗藏玄机,透露出人物的性格、身份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弄堂里的生活气息,那些老上海的腔调,那些市井的智慧,被她描摹得栩栩如生。比如,街头巷尾的闲谈,早餐摊的烟火气,老式百货公司的热闹,这些琐碎而真实的细节,共同构筑了《繁花》独特的时代氛围,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能闻到上海的市井气,听到上海的吴侬软语。 《繁花》并非只关注经济浪潮下的财富追逐,它更深入地探讨了人心的起伏与变化。在时代的巨变中,人们的价值观、情感、道德观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宝总的成功,离不开他的野心与魄力,但也让他不得不面对内心的挣扎与道德的困境。他与女性的情感纠葛,更是将人性的复杂展现得淋漓尽致。爱情在时代的洪流中,显得脆弱而又坚韧,它既可能被金钱和地位所玷污,也可能在残酷的现实中绽放出令人动容的光芒。 小说的语言风格,也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王安忆的文字,既有上海的精致与细腻,又不失北方文学的朴实与厚重。她对词语的选择,对句式的运用,都显得恰到好处,既能营造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又能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情感波澜。那种上海特有的“嗲”,那种含蓄而又韧性的表达方式,被她运用得炉火纯青。 《繁花》的结构,也颇为匠心。它并非遵循传统的叙事模式,而是通过碎片化的叙事,将一个个看似独立的片段串联起来,形成一幅宏大的时代画卷。这种结构,恰恰呼应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读者需要凭借自己的感悟,去串联起人物的命运,去理解时代的变迁。这种阅读体验,更像是在品味一杯陈年的黄酒,初入口时或许有些寡淡,但越品越能品出其中的醇厚与回甘。 书中对历史的回溯,也是《繁花》的重要维度。作者并未回避过去的种种,而是将历史的阴影与现实的繁华并置,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对比与张力。那些曾经的政治运动,那些曾经的社会变革,都在人物的记忆与回忆中留下痕迹,影响着他们当下的选择与命运。这种对历史的审视,使得《繁花》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当下上海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侧影。 《繁花》所展现的,是那个特定时代下,上海这座城市所孕育出的特殊人群。他们是经历过动荡的“老派”上海人,也是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崛起的“新一代”。他们身上既有对过去的眷恋,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既有市井的精明,也有人性的温情。王安忆以一种近乎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选择与沉浮,展现了人性的韧性与复杂。 这部作品,没有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没有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它所呈现的是,在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去抗争、去追求。他们的选择,或许并不完美,但却真实得令人动容。 《繁花》是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更是关于人生、关于时代、关于人心的深刻洞察。在阅读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你会思考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你也会对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产生深深的共鸣。那些“繁花”般绚烂而又易逝的生命,在王安忆的笔下,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中不可或缺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