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建筑界被两大价值观所主导。一种表现为现代性视野下的政治信仰——社会改良派相信通过影响社会变革并建立起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环境秩序,建筑师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人性,也能挽救由于全球物质和精神破坏而产生的灾难。另一种则相信技术及其应用是行之有效的最佳途径。面对这些豪言壮语描述下的理想,有人可能会说在统一的现代性前提下,20多年来,技术幻想一直迷惑着建筑风格的“女主人”,而她却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这种令人兴奋的诱惑会如此之迅速便失去了魅力。 其实,我们在追溯历史时不难发现这时期存在一些预示着未来建筑将发生分歧的迹象。1947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提出地域性现代主义的可能性,但却遭到了自封为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Art)权威的无礼审查。。同年,阿尔多·凡·艾克(Aldovan Eyck,1918-1999年)在布里奇沃特召开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上挑战了奉行现代设计的极端理性主义者,然而并未得到支持。。1953年,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城举行的另一次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建筑师团队递交了一份住宅设计方案,其建筑样式与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所推崇的典范大相径庭,而来自伦敦的另一建筑师团队也大胆挑战了《雅典宪章》提出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1959年,作为意大利颇有影响力的杂志《美屋》的编辑,厄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Rogers)在两个层面上质疑建筑现状:其一,意大利从现代主义“撤退”,这主要表现为近期一些建筑师着迷于20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ty)形式;其二,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已成为历史主义致命的子弹——也就是说建筑渴望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有时也应谦恭有礼地参照历史。说也奇怪,这种对现状的抨击居然促成了罗杰斯(他的设计公司是BBPR’s)的设计作品维拉斯加塔楼(Torre Velasca。195ff-1958年,图P.1)的建成。这座建筑是米兰市区的一座现代混凝土塔楼,对很多评论家而言,它悬挑出的顶部楼层唤起了人们对意大利中世纪城镇的回忆。这次,来自官方的反应是快速而敏锐的,在荷兰奥特罗举办的第59届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上,罗杰斯的历史主义隐喻成为被攻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