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邏輯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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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森著

圖書標籤:

中國經濟
經濟增長
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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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
結構性改革
增長模式
經濟理論
宏觀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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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73875

版次：1

商品編碼：12124541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07-01

用紙：純質紙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是必然的？

宏觀政策的當務之急是減稅？

政府拿走的比我們的可支配收入還多？

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失效？

繼續刺激將導緻中國經濟長期蕭條？

要迴答這些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宏觀經濟問題，就必須真正理解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實邏輯。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是宏觀經濟研究領域非常活躍的一位學者。近年來，韋森教授將他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和研究形諸筆墨，撰寫瞭大量觀點鮮明的文章。本書是相關文章和訪談報道的結集，按照時間順序編排，分成上、中、下三篇，分彆對應中國經濟的現狀、應該采取的宏觀政策以及背後的理論依據。

自2012年開始，中國的實際和潛在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近40年高速增長之後的下行？韋森教授認為，從世界經濟的發展規律來看，中國經濟增速的逐步下行是一個自然趨勢，不必也沒有辦法強行改變。為瞭維持GDP的增速而盲目投資，隻會使問題更加嚴重，並終將中國經濟推嚮大蕭條。

在這種形勢下，重要的宏觀政策就是減稅富民，減輕企業負擔。中國政府有減稅空間，考慮到中國企業稅負之重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應該總量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宏觀政策的*要務是救企業。

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得益於不斷推進的市場化改革，以及華人所具有的強烈的企業傢精神。處於當前大轉型階段的中國，未來的增長動力應該是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這是被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所證明的。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當代中國已經進行瞭近40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到今天為止從整體上來說基本上已市場化瞭，但是，中國的體製改革和社會轉型還遠遠沒有結束。故本書所論，雖然看起來是研究和評論當下中國經濟運行的現實和理論問題，實際上也是在反思未來中國應該走的社會發展道路。

作者簡介

韋森，著名經濟學傢，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1995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經濟思想及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韋森教授是製度經濟學領域的知名學者，屬於經濟學傢中的改革派、市場派，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減稅富民”、“市場主導”和“法治民主”等觀點。

韋森教授嚮來秉筆直書，直指問題核心，並提齣瞭許多建設性的改革和政策建議，是少有的朝野雙方都歡迎的經濟學傢。他曾被《南風窗》讀者評為2016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南風窗》以“行動派的經濟學傢”為題報道瞭他近幾年在推動中國的《預算法》修訂、政府減稅和宏觀政策製定方麵所做的努力和貢獻。

精彩書評

怎樣理解中國經濟卅餘年來的強勁增長和近期階梯式減速的深層原因，是當今世界的一大熱點問題。在眾多的名傢解讀中，韋森教授的《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邏輯》可謂獨樹一幟。他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置於世界曆史的大背景下，不僅分析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經濟格局，還研究瞭近現代經濟發展史。在廣闊的曆史背景下，他對現階段中國經濟存在的核心問題進行瞭深刻剖析，給齣瞭自己的答案：既然1978年以來中國從一個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嚮市場經濟體製的社會轉型纔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隻要不改變這一前進的大方嚮，從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來看，當前中國經濟的增速放緩並不值得憂慮和恐慌。重要的是采取正確的政策，特彆是要堅持全麵深化改革，推進法治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傢建設，那麼，各種睏難和障礙將會迎刃而解。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任何相信在有限世界裏可以實現無窮無盡的指數型增長的，要麼是瘋子，要麼是經濟學傢。”

——【美】肯尼斯?E.鮑爾丁

韋森從來不刪自己博客、財經網站上的迴帖與留言，在民粹主義情緒肆意泛濫的網絡世界裏，他那些有理有據、“潤物無聲”的長文，得到瞭多數讀者的認可。

他宣講常識的方式，似乎也擺脫瞭中國自由派學者的普遍睏境——一方麵是來自大眾的敵意和猜忌，另一方麵是政府方麵的疏遠和冷漠。

——《南方人物周刊》

韋森不愛說經濟學界的“流行話”，不愛說枉顧常識的“漂亮話”，而隻說對改革真正要緊，卻被很多人忽略的話。更重要的是，他還是個“行動派”。

——《南風窗》

精彩書摘

以減稅富民來啓動內需

在中國宏觀經濟基本麵上，有一個顯見的事實：經過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中國經濟體內部齣現瞭自1998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生産能力過剩。譬如，2007年，中國的鋼産量已經達到4.89億噸，比日本、美國、俄羅斯和印度的總和還多，已經占世界鋼産量的40%。中國的水泥産量在2007年也達到13.5億噸，占世界水泥生産總量的大約一半。中國煤炭産量在2008年也高達25.23億噸，亦占全世界煤炭産量約60億噸的42%以上。盡管2007年中國仍然進口優質鋼材和煤炭，但許多研究均錶明，中國目前的低質量粗鋼材和大部分地區煤炭生産能力已經過剩。這幾年經濟高速增長，房地産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水泥。但整個房地産和基礎設施方麵一齣現不景氣，巨大的水泥生産能力過剩也很快地昭顯齣來瞭。除瞭這些關係到國計民生和整個宏觀經濟基礎的産業外，中國製造業絕大多數行業在過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也基本上齣現瞭生産能力過剩，包括化工、傢電、紡織、汽車、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等行業。譬如，目前中國汽車製造業的生産能力已經高達年産量1 200萬輛，但據估計目前每年大緻隻能銷售800萬—850萬輛。在過去內需疲軟的情況下，中國第一和第二産業的大規模生産能力過剩，為多年來持續和強勁的外貿齣口增長所緩解。然而，在目前全世界經濟放緩和美國、歐盟與日本等發達國傢陷入經濟衰退的國際環境中，中國製造業大範圍、大規模的生産能力過剩問題極其明顯地凸現齣來。在此格局中，大規模的生産能力過剩漸漸失去瞭嚮外“泄洪”的齣口，未來中國經濟能否保持一個相對高的速率繼續增長，或者能否保持宏觀經濟增速不至於急劇下滑，關鍵就在於如何“嚮內”啓動內需來“消化”瞭。

中國大規模生産能力過剩條件下如何纔能啓動內需

從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內需（即“國內需求”）有三個要素，因而要啓動內需，也要從三個方麵分彆有所動作：第一，政府財政購買和政府投資；第二，企業投資；第三，傢庭消費。這三個方麵，無疑都與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2008年11月上旬，中央政府決策層推齣高達四萬億元的刺激經濟計劃，各級地方政府又在加碼配套加入這項刺激經濟增長的宏大計劃。根據對已公布投資計劃的24個省市的閤算，全國投資計劃總額已經接近18萬億元。然而，問題是：這4萬億乃至18萬億元資金從何而來？又有多少能付諸實施？如果絕大部分投入基本建設或按發改委的意嚮投嚮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等9大“支柱産業”，又能在長期中拉動多少內需？在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經濟增長的貢獻因素中又會擠齣多少民間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歸根到底，這巨額的政府刺激經濟的投資計劃，有多少來自政府的財政預算？如果這樣來追問，我們就會發現，在2009年以及今後數年中，政府投資方麵能真正促動內需的，實際上在於在2009年以及今後數年中能有多少預算赤字，其他方麵均是虛的。然而，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 2009年上半年，盡管中國企業運營的國際國內環境極其險惡，盡管有四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仍然齣現瞭5 073億元的財政盈餘！到9月，財政盈餘竟然擴大到6 316億元。到10月，全國財政收入58 363.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 087.99億元，增長7.5%，國內消費稅同比則增長83.8%；全國財政支齣49 886.04億元，政府財政盈餘竟然增加到8 478億元！從2009年1—10月中國政府的實際財政收支執行情況來看，很難說在世界衰退的國際大環境中決策層采取瞭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我們采取的反而是緊縮性的宏觀財政政策。

其次，要想拉動內需，單靠政府購買和政府公共投資增加這一因素“唱獨角戲”顯然不夠，還必須大幅度地提高企業界，尤其是關係到經濟增長的房地産行業和民營企業的企業傢信心。在目前國內宏觀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和國際經濟環境惡化，尤其是齣口需求持續減弱的情況下，要提高企業傢的信心指數，從而敢於投資和擴大生産規模，顯然不是件容易事。2008年11月決策層提齣的數萬億元刺激經濟的計劃，從目前來看對提升企業傢信心指數收效甚微。在目前的格局下，由於中國企業實際上已經稅負過重，閤宜的政策選擇是：與其通過高稅收、高財政支齣來拉動政府方麵的高投資——從而實際上是政府替企業花錢，不如采取大幅度地降低企業各種稅負，把資金留給企業自己去花、去投資。尤其是考慮到目前很多中國企業——特彆是許多民營中小企業——資金鏈短缺，經營睏難，政府目前最適宜的政策選項，恐怕莫過於降低經營稅、企業所得稅以及其他各種稅負瞭。隻有企業稅負真正減輕瞭，企業有贏利的預期和“理性計算”瞭，看齣瞭賺錢的商機，企業傢的信心指數纔會提升，企業纔會擴大投資和改進技術，進行産品更新換代和企業技術升級，從而纔能真正啓動企業投資擴張所引緻的國內投資需求的增加。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無論政府在多大規模上采取赤字財政政策，也不管企業投資和擴張是否有新一輪的啓動；無論是從長期來講，還是從短期來看，如果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繼續疲軟，在國內生産能力大規模過剩而世界經濟又瀕臨衰退，從而中國産品齣口增長將進一步下滑的情況下，任何啓動內需的政策都將會落空或收效甚微。換句話說，改變多年來國內居民和傢庭消費持續疲軟的狀況，是拉動內需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終決定因素。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纔能改變居民消費需求多年持續不振的格局？要迴答這個問題，關鍵還在於弄清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居民消費需求一直不振的現狀及其原因。

從國際比較和當代中國經濟的演變曆史兩方麵來看，目前我國消費率均太低，而固定資産投資率太高，積纍與消費比例已經嚴重失衡。按照當年價格計算，2003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5.4%，資本形成率為42.9%，其中固定資本形成率為42.8%。近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卻不斷下降。按照商務部最近的統計數字，2007年，中國最終消費率隻有36%左右，三年時間下降瞭19.4個百分點。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費率約77%（美國消費占GDP的份額為86％，德國為78％，日本為75％），固定資本形成率為23%。結果，2007年，我國的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個百分點。更令人感到有些觸目驚心的是，目前的中國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後於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傢，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傢比較也有相當大的差距；不僅低於過去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於“大躍進”之後的三年經濟睏難時期。對於這一點，美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傢、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級研究員拉迪（Nicholas R. Lardy）曾在2008年10月1日發錶瞭一篇題為《中國經濟放慢腳步》的文章中稱：“中國的傢庭消費支齣在過去10年中增長較慢，現在僅占總産齣值的三分之一略高，是全球所有國傢中最低的。”

為什麼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尤其是居民傢庭的消費率——不斷降低？這裏大緻有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最近幾年，我國固定資産投資超高速增長，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卻不斷下降。與此相對照的是，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低於同期的政府財力增長。按照美國耶魯大學陳誌武（2008，2009）教授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裏，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其間，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0.2%。近些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所導緻的一個結果是，從1995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瞭5.7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隻增加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纔增加瞭1.2倍。近些年，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勞動者報酬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譬如，在中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瞭11.7個百分點。在政府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近十幾年來每年增幅大都超過20％）、企業利潤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時，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降，結果自然是“國富民窮”。這是近些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不斷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從總體上來說，各階層和各地區居民的收入都增加瞭，但是由於我們現存的體製和製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場化過程中積纍社會財富極其迅速，而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對而言比較緩慢，這就導緻自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的社會收入分配和社會財富占有中的差距不斷拉大。按照國傢統計局的數字，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僅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來，來自國內機構和國際組織的數據均錶明，中國的基尼係數已在0.47以上，超過瞭美國、俄羅斯，更超過印度的0.36，已經接近拉美國傢的平均水平。另外，按照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的一項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國是11.37倍，遠遠高於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亞的5.52倍和菲律賓的9.11倍。中國的社會財富占有和社會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會財富嚮直接掌握著權力以及與權力有關係的人們的手中快速積聚，就在我們的宏觀經濟格局乃至社會的基本安排上産生兩個明顯的後果：其一，由於富人過富和窮人太窮，就會齣現“富人有錢無處花（消費），窮人有錢不敢花”的情形，從而導緻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和長期經濟增長乏力——這正是拉美國傢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情形。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傢庭消費一直疲軟，這也應該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過大，尤其是機會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過大，自然會加大低收入群體的不滿，從而加劇社會衝突，如遊行、罷工，乃至社會動亂。這無疑對實現政府所提齣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目標産生很大的負麵影響。在中國宏觀經濟放緩、企業倒閉、失業增加（尤其是大批農民工失業返鄉）的現存格局中，這一問題顯得更加突齣瞭。

第三，即使低收入傢庭收入增加瞭，大多數低收入傢庭還是不敢消費，而是將有限的錢存儲起來。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體製改革不到位，導緻大多數低收入傢庭有錢不敢花，而是存起來以備生病、失業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麵的開支以及其他不虞之需。從社保方麵來看，按照一些國際組織的最近數據，發達國傢用在社會保障方麵的支齣一般在30%—50%，而連續幾年中國社會保障支齣占財政支齣的比重為僅11%—12%。另外不得不指齣的是，盡管GDP猛漲，政府財政收入自1994年以來幾乎每年都雙倍於甚至三倍於GDP的增長，但在政府的財政支齣中，直接維係民生的公共文化與公共衛生等財政投入卻落在世界各國的末尾。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新近數據，中國目前投入醫療的錢還不足GDP的1%，在196個國傢的排名中排行第156位。醫保、社保不到位，政府在教育方麵的投入也比較低，更影響瞭人們的消費和儲蓄傾嚮。譬如，按照國傢統計局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所給齣的數字，多年來，我國國傢財政性的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下徘徊，2005年僅為2.82%，2006年為3.0%。2007年，這一比例有所提高，達到瞭3.32%，但還遠未達到政府前些年提齣的在20世紀末要占GDP的4％的目標。從全世界來看，目前各國僅投在高等教育的經費占GDP的平均值就為4.8%，發展中國傢的平均值也為4.2%。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在教育方麵經費總投入比例實在是少得可憐。

政府財政支齣中教育方麵的投入不足，一方麵導緻全國各地各大學幾乎普遍齣現瞭巨額的負債，另一方麵也使高校對學生的收費在學校實際經費運營中的比例不斷攀高。譬如，國內有研究發現，1995至2000年，中國高等教育政府投資占高等教育全部經費的比例，由70%下降到56%，而學生交費占高等教育全部經費的比例則由30%上升到44%。傢庭個人培養子女上學，尤其是上大學所需的費用大幅度增加，也自然會影響中國普通傢庭的消費傾嚮。

以上三個因素綜閤起作用，中國居民收入即使增加瞭，也不敢消費。最終所導緻的結果是，居民傢庭的消費率在近些年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持續下滑，導緻中國最終消費需求疲軟。

理清瞭製約和決定國內總需求不足的最終消費需求疲軟並且多年來持續下降的原因，也就大緻知道我們的經濟體係和製度的問題癥結之所在瞭。2010年下半年以來，宏觀經濟增速持續下滑，隻不過把這些問題鮮明地暴露瞭齣來而已。基於上述因素分析，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宏觀經濟格局中，要啓動內需，以確保中國經濟在一個相當長時期中有一個相對穩定和可持續的增長，關鍵就在於要根本調整我們的宏觀政策基本導嚮，並相應地改革我們的財稅體製和政治體製，解決以上製約國內最終消費不足的三個體製和政策導嚮上的深層次問題。隻有徹底扭轉瞭勞動者收入在國民經濟份額持續下降的趨勢，采取並真正貫徹瞭實實在在的“富民”政策，纔能有望真正啓動內需。

如何啓動中國傢庭的居民消費需求快速增長

根據上述導緻近幾年中國最終消費不斷下降的三個因素，在“切實富民”和啓動國內最終消費需求方麵，目前看來大緻也有三個可能的政策選項：

第一，通過提高個稅起徵點、降低勞動收入稅率和增加工資等多項政策選擇，較快地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尤其快速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盡快並迅速扭轉勞動收入占GDP份額下降的趨勢。在這方麵，要學習日本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做法和經驗，製定鮮明且切實有效的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富民”計劃。

第二，要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轉並切實改進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問題。在快速和較大程度地提高城市低收入傢庭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民收入的同時，要有意識地大幅度降低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額，並通過推齣一些財稅體製改革的具體措施，提高政府財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錶對各級政府財政收支的監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陽光財政，從而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的渠道和可能。這將是改進中國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並仍在不斷拉大之現狀的根本之策。

第三，盡快推齣能使全社會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得到真正實惠的醫改方案，並投入巨資加強社保體製的建設。譬如，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支齣和諸如“四萬億”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方案中，要真正捨得切齣一大塊來用於醫改和社保方麵的支齣。在目前財政狀況相對還比較寬裕的情況下，與其花巨額資金扶持生産能力已經大幅度過剩的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造和電子信息九大産業，與其把巨額資金投嚮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碼頭等已經相對寬餘的——如果說還沒達到過剩的程度的話——大型工程和設施的建設，不如把巨量資金投嚮醫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學、文化等公共服務部門，從而提高全國的醫療效率、教育投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衛的服務水平和效率。反過來說，隻有醫保、社保搞好瞭，普通傢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的私人花費相對減少瞭，人們纔會對未來有確定的預期，纔敢花錢，纔敢消費。也隻有這樣，居民傢庭消費和國內需求纔會被真正撬動，中國的經濟增長纔會是可持續的，纔會走嚮一個財富增加拉動消費、消費增長拉動投資、企業投資擴張推動整個經濟增長這樣一個良性循環的軌道。相反，如果把這“四萬億”乃至“18萬億”諸如此類刺激經濟增長的巨額資金仍然投在什麼九大産業和大型工程項目上，結果將會是內需依然拉動不起來，卻加劇中國製造業的生産能力過剩。這樣做下去，即使在短期內保住瞭經濟增長的速率，卻把更多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推嚮未來，使我國經濟在未來陷入更加嚴重的危機和更長久的問題。

最後也必須指齣，除瞭上述三個可考慮的宏觀政策選項外，深化金融體製建設與改革，使金融市場尤其是股市更加透明、規範和公正地運作，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係，發揮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保持股市穩定的增長，對拉動內需也有諸多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隻有社會絕大多數人覺得手中的財富不斷增加瞭，經濟纔會走嚮一個良性的循環。因為，隻有當人們時時感到手中的金融資産和財富不斷增加，並對未來有較為確定的預期，他們纔敢花錢，纔敢消費。由此來看，盡管股市的穩定和繁榮乍看來與內需沒有直接關係，但在現代實體部門和金融部門韆絲萬縷地聯結在一起，從而人們手中的金融資産和貨幣資産之間的界限越來越分不清的情況下，隻有股市的持續繁榮，纔會有持續的消費增加和持續的投資增長。從這個意義來說，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繁榮應該是實體部門真實增長的先導和點火器。從這一視角來看，在實體部門經濟步步趨冷的格局中，決策層應該采取實實在在的措施，推動股市、期貨市場發展以及債券發行規模，並積極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債務融資工具，從而通過金融體係的建設和發展來提高人們的信心，切實增加人們手中的金融資産和金融財富。這樣做瞭，會進一步促進人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欲望，從而提高人們的信心，促使整個經濟盡快復蘇。

綜閤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在目前國內宏觀經濟的基本格局和世界經濟趨於衰頹的大環境中，要真正啓動內需，確保中國宏觀經濟健康、穩定、可持續的長期增長，在目前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的同時，要采取有效措施通過實施新的“減稅計劃”，大幅度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負，並加大在醫保、社保、城鄉公共設施和其他公共服務方麵的支齣，改變目前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嚮政府傾斜、財富越來越嚮國傢轉移和集中的趨勢，並要徹底改變積纍率遠遠高於消費率的現實格局，真正實現“讓利於民”和“藏富於民”。隻有這樣，纔能預期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傢逐步富裕的同時，全體國民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這樣纔能夠徹底消除製約中國經濟發展目前所麵臨的內需不足的瓶頸問題。

前言/序言

自序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已經曆瞭近40年的快速恢復和增長。按照國傢統計局的官方數字，中國的名義GDP總量已從1978年的3 678.7億元人民幣（按當時外匯比價為2 138.8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685 506.0億元（110 082.3億美元），中國的人均名義GDP也從1978年的222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8 028美元。無論以何種統計口徑計算，也無論與近當代曆史上世界各國各時期經濟增長速度相比，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4年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經濟都保持瞭高速增長。

然而，自2012年開始，中國的實際和潛在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和麵對中國近40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的下行？在經濟增速下移的大趨勢中，中國政府應當采取什麼樣的宏觀政策？這些既是現實問題，實際上也是理論問題。這部文集匯集瞭我自2009年以來在媒體上發錶的一些文章和長篇訪談，主要是我個人對中國經濟的整體看法。一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看法和判斷，已經被近幾年中國經濟的實際發展所證實；一些個人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設想（如降低中國的宏觀稅負），實際上也是中國政府已經實行和正在準備做的事情。為瞭減少前後重復，部分文章作瞭適當刪節，標題也有相應改動。

按照這幾年發錶文章的時間順序和中國經濟的現實發展，本書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匯集瞭我自2009年以來在國內外媒體上發錶的關於中國經濟當下格局和長期增長前景的判斷。根據對世界經濟史的一點認知和對當下中國經濟發展現狀的一點觀察，我在2012年上半年就提齣，中國經濟增速正在從一個高速增長時期下降到一個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長時期。1978年以來的市場化改革後，中國經濟在整體上迅速完成瞭這一輪科技革命發展階段中的工業革命過程，在當下世界經濟的格局中，中國經濟的增速下行應該是一個自然趨勢。根據這一判斷，我在過去幾年的一些媒體采訪和講演中，對自己覺得閤宜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談瞭一些看法。這方麵的文章被匯集在中篇中。而這些想法，都是我作為一個經濟學研究者對中國的現實經濟運行做的一些評論，與每年中國政府實際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譬如減稅，自2010年初在《理論學刊》上發錶《減稅富民：大規模産能過剩條件下啓動內需之本》一文以來，我已經在媒體上連續呼籲七八年瞭，但直到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做齣降低中國的宏觀稅負的決議之前，減稅一直沒有成為中國政府的一個宏觀政策選項，乃至到目前為止，各級政府如何落實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降低中國宏觀稅負的大政方針，仍然是個未知數。政府采取什麼宏觀經濟政策，當有政府齣於每年的經濟形勢和各方麵的綜閤考慮，但這並不能影響我們作為一個經濟學人講齣自己認為是對的和閤宜的宏觀經濟政策。

在這些文章中，我也針對政府實際采取的一些宏觀經濟政策闡述瞭自己的理解。比如，自2010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央行為瞭控製信貸規模和通貨膨脹率的抬頭，曾連續13次上調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2011年11月一度調高到21.5%的高位。即使自2014年12月之後，央行6次降低瞭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但是到目前為止，大型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仍然處在17%的高位。與世界上其他國傢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傢相比（許多發達國傢的央行已經沒有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這個貨幣政策的數量控製選項瞭），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一直是在“從緊”，即控製貸款規模和廣義貨幣的再創造。就此而言，可以認為，中國央行這些年已經為控製廣義貨幣的增加盡瞭最大的努力。但是，央行的這些貨幣政策並沒有阻止中國的廣義貨幣從2010年底的44.63萬億元增加到2016年底的155.01萬億元，淨增瞭110.38萬億元。到2016年底，中國的M2與GDP之比也高達2.08，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最高的瞭（僅低於我國的香港和颱灣地區）。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儲蓄存款法定準備金率一直定在20%上下，社會各界很多人都還在大談央行“超發貨幣”。怎麼在如此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中國的廣義貨幣在過去十幾年中還以每年15%上下的速率增加？這背後的機理到底是怎樣的？基於凱恩斯本人和後凱恩斯主義的內生貨幣理論，我在幾年的評論中一直認為，在現代各國的“記賬貨幣”的貨幣製度中，是商業銀行貸款在創造存款，存款結餘在商業銀行的存款賬戶中就變成瞭廣義貨幣。基於這一邏輯，我一直認為，中國廣義貨幣的增加，其主要原因，除瞭隨著2007年起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而導緻央行因結匯而被動增發基礎貨幣外，是在過去十幾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時期，巨量的各類固定投資引發瞭巨量的銀行貸款，而貸款到瞭賣方（企業和個人）在商業銀行的存款賬戶中就變成瞭廣義貨幣。這即是說，目前中國155.01萬億元的廣義貨幣主要是在中國經濟和投資擴張時期“內生”齣來的，這並不是央行的貨幣政策所能控製得瞭的。因此經濟運行的現實邏輯是，控製不瞭投資，就控製不瞭貸款，在經濟增長時期，也就控製不瞭廣義貨幣的增長。且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商業銀行貸款的增加一方麵反映為商業銀行的儲蓄存款的增加，最後錶現為中國廣義貨幣的增加；另一方麵，在廣義貨幣快速增加的同時，企業、政府和居民部門的負債也在更快地擴張。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麵。在這種貨幣創造機製中，貨幣的多少，並不能隻看廣義貨幣數字的多少，而是要看商業銀行內部可貸資金的多少。從貨幣內生理論來看中國經濟，對理解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個根本性的觀察點。基於這一點，也就能理解我在中篇提齣的政府應該采取的一些閤宜的宏觀經濟政策想法瞭。

另一方麵，在理解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方麵，我們覺得各方麵的誤識更多。尤其是關於中國的稅負水平到底如何，以及在中國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政府要不要減稅、有沒有減稅的空間和可能，政府機構和民間在這方麵的爭議很大。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統計口徑測算，2014年和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分彆為30.5%和30.1%，於是有人就簡單地認為，目前中國宏觀稅負低於世界平均38.8%的水平，既明顯低於發達國傢平均42.8%的水平，也低於發展中國傢平均34.4%的水平。但是，按照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和其他專傢的計算，中國目前的宏觀稅負應該在37%左右。這顯然高於發展中國傢的平均水平。我認為，判斷中國的宏觀稅負高低，一是不要簡單地與發達國傢的平均水平相比。目前中國纔剛進入中等收入國傢，人均GDP到2015年也隻有8 028美元，與人均GDP超過兩萬美元的高收入國傢實際上沒有可比性。二是發達國傢宏觀稅負高，政府用在國民教育、居民醫療和健康保險等民生和社會福利上的財政支齣份額要比我們國傢高許多。第三，判斷中國的稅負水平高低，要與同樣發展階段、與中國的貿易結構差不多的東亞國傢和地區相比。尤其是韓國與我國的颱灣、香港地區都進入瞭高收入國傢和地區之列，但是它們的宏觀稅負都比我國內地低很多。與它們相比，我們的宏觀稅負確實很高。另外，看目前中國的稅負重不重，並不能用國際上通用的宏觀稅負口徑來做簡單的比較和衡量，而是主要看企業的稅負重不重。目前中國企業的全部稅收與利潤之比在世界上差不多已經是最高的瞭，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再加上中國企業嚮政府繳納的稅收之外的各種費，中國企業的總稅費負擔應該是世界上最高的瞭。還有，中國企業的總稅費重，並不僅僅反映在其所繳納的單個稅種（如增值稅）高以及各種各樣的費很重，主要還是由於中國企業的平均盈利水平和資産迴報率低。其主要原因是，經過過去十幾年的經濟快速增長：（1）中國製造的單位勞動力成本與同一發展階段上的其他國傢乃至中等收入國傢甚至高收入國傢相比增加很快，且已經很高瞭；（2）中國企業的真實融資成本很高，遠遠高於發達國傢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一般水平；（3）再加上在過去十幾年中人民幣一直在隨美元升值而升值，導緻中國大量齣口企業的競爭力下降。這些因素加起來，結果就導緻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和資産迴報率很低。正是基於這一判斷，我認為，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未來要從整體上降低宏觀稅負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這也是我近幾年一直呼籲政府減稅，尤其是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主要考慮。

收入本書下篇的文論主要是我為國內一些著名經濟學傢如張維迎、林毅夫和張軍教授等所寫的書評，而主要的論題大都與如何理解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近40年的高速增長有關。在這幾篇書評中，我都反復強調一個基本觀點，1978年尤其是1994年以來中國所不斷推進的市場化改革，即從一個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嚮市場經濟體製的社會轉型，纔是近40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最根本和最基本的原因。中國人智慧、勤勞、具有創造力和工匠精神，且在給定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也不缺乏企業傢精神。但是由於在1978年之前所推行的近30年的計劃經濟製度，當時中國是世界上一個極其貧窮落後甚至大多數人還很難吃飽肚子的國傢。正是有瞭過去近40年步履維艱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我們纔逐漸把約束和窒礙中國市場經濟成長的經濟製度改革和揚棄掉瞭，這纔有瞭過去近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曆史不能假設。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迴頭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今天還仍然采取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引進的中央計劃經濟製度，如果今天我們仍然閉關鎖國，那當下整個中國將會是一個什麼情形？近當代世界曆史已充分證明，唯有市場經濟纔是人類迄今所能發現的能蘊育經濟增長和不斷增進人民福利的一種資源配置體製。

但是，也毋庸諱言，雖然中國經濟經過瞭近40年的市場化改革，從整體上來說基本上已市場化瞭，但是，中國的經濟、政治體製改革和社會轉型還遠遠沒有結束。深化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製改革，建立起一個法治化的市場經濟國傢和現代國傢製度的道路還很漫長。故此，我們認為當代中國社會仍處在一個大轉型的過程之中。尤其是我國的基本製度和政府管理體製還有著許許多多的計劃經濟時代的製度遺産，一些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和政府行政管理方法與理念還深深存在於我們政府官員的思維和實際社會管理之中。這些計劃經濟時代的體製和觀念遺産，有些已經隨著過去近40年不斷推進的中國市場化改革而發生瞭轉化和變異，有些還在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障礙。深化經濟與政治體製改革，建立一個符閤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基本法則且能增進全社會人民福祉的現代國傢製度，仍是當代和未來中國所必須麵對和解決的問題。故本書所匯集的這些文論，雖然看起來是研究和評論當下中國經濟運行的現實和理論問題，實際上也是在思考未來中國當走的社會發展道路。若這些即時的文論，能引起人們對中國未來社會發展道路的思考，我最大的願望也就達到瞭。

最後要說的是，本書的一些文論能夠寫作和發錶齣來，首先得益於與一些學界長輩和同儕朋友的交流，其中首先包括我多年敬仰的吳敬璉先生、張五常先生、黃有光教授和張曙光老師，好友林毅夫、張維迎、周其仁、陳誌武、許小年、餘永定、夏斌、黃益平等諸位教授，以及同事和好友張軍教授等學界同仁。正是在與這些國內著名經濟學傢的交流與應邀為他們其中幾位的著作撰寫書評時，我自己也在反思過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機理和真實邏輯。這裏也特彆感謝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喬依德秘書長、原共識網總裁周誌興先生，以及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岡院長和聶日明研究員，他們曾多次邀請我參加他們組織的一些財經年會和國內外學者的理論討論會並發錶講演。我在這些會議上的發言，大都成瞭本書文論的一些原初觀點。這裏也特彆感謝國內外眾多財經媒體——包括鳳凰財經、FT中文網、華爾街日報中文網、《財經》雜誌和財經網、騰訊網、搜狐財經、《南方經濟》、《社會科學戰綫》、《探索與爭鳴》、《瞭望?東方周刊》等的總編、編輯和記者朋友們，沒有他們的約稿、催稿和辛勞整理我的訪談文字稿的努力，這本書的許多文章、評論和訪談也許永遠都不會寫齣來變成書麵文字。因收入本書的文章牽涉到太多媒體，就祈請諸位原諒我不再一一列舉各位總編、編輯和記者朋友的名號瞭。這裏謹一並緻以衷心的感謝！

最後也特彆感謝中信齣版社對齣版我的數本文集的鼎力支持。作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財經齣版社之一，中信齣版社至今已經齣版瞭我的三部文集：《大轉型：中國改革下一步》（2012），《重讀哈耶剋》（2014），以及這本文集。這裏也特彆感謝中信大方的編輯團隊——感謝她們所付齣的編輯辛勞，沒有她們的約稿、催稿和高效率的協調，這本書也許不會這麼薈集而成，或至少不會這麼快地付梓於世。

這裏也特彆感謝我的太太、兒子和我的嶽父、嶽母在這些年中對我工作的默默支持和無私奉獻。近些年來，在大學教書、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參加各種學術討論會和財經年會，以及在國內外各種場閤做學術報告的忙碌生活中，在傢中幾乎每天早晨四五點鍾起來嘀嗒嘀嗒地敲擊電腦鍵盤工作時，傢人對我的默許和無言的支持都是我平和且無私無畏地撰寫這些文論背後的強大支持力量。正是在這樣一個和諧、平靜的傢庭環境中，我幾乎能不用操心任何傢務瑣事和兒子的學習而平靜地做研究，能心無旁騖、無憂無慮地思考一些經濟學的理論問題和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問題。這是近十幾年來我個人在學術研究上“相對多産”的一個主要原因。

當代中國還在深化改革和社會轉型的半路上。我相信，隻有當代中國完成瞭自己的現代社會轉型，即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的規劃建立起瞭一個法治化的市場經濟國傢，未來中國經濟纔會有穩定的和可持續的長期增長，絕大多數國人的福祉纔能不斷地增進。

是為序。

2017年2月28日

韋森謹識於復旦大學

《帝國黃昏：大航海時代的全球秩序重塑》內容簡介本書深入剖析瞭15世紀末至18世紀中葉，那段人類曆史上波瀾壯闊、充滿劇烈衝突與深刻變革的“大航海時代”。這不是一部單純描繪航海探險的遊記，而是一部聚焦於全球權力結構、資源分配邏輯以及文明碰撞與融閤的宏大曆史敘事。它旨在揭示，正是這場以海洋為載體的擴張運動，徹底終結瞭區域性的古典文明體係，催生瞭現代世界的雛形。第一部分：舊世界的崩潰與新航路的開闢在引人入勝的敘述中，本書首先描繪瞭“大航海”爆發前的世界圖景——歐洲的封建殘餘、奧斯曼帝國的強大、中華帝國的內嚮性，以及美洲、非洲和澳洲原住民文明的相對隔絕狀態。 1.1 地中海的黃昏：商業重心的轉移詳細闡述瞭奧斯曼帝國對傳統東西方貿易路綫的鉗製，以及這種壓力如何成為伊比利亞半島國傢尋求直接航路的關鍵驅動力。重點分析瞭威尼斯和熱那亞等傳統海洋商業巨頭的衰落，以及它們在新的全球體係中逐漸被邊緣化的過程。 1.2 技術驅動的革命：超越地中海的視野本書並非將航海歸因於單純的“探險精神”，而是將其置於技術進步的基石之上。詳細考察瞭卡拉維爾帆船、改進型星盤、羅盤以及地理學知識的纍積是如何使得遠洋航行成為可能。著重探討瞭葡萄牙在導航技術上的壟斷地位及其對早期擴張的決定性影響。 1.3 伊比利亞雙雄的角力：從《塔德西利亞斯條約》到全球殖民地的雛形細緻梳理瞭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和葡萄牙如何通過教皇權威和條約劃分勢力範圍。分析瞭葡萄牙建立的以“香料之路”和沿海據點（如果阿、馬六甲）為核心的海洋貿易網絡，與西班牙建立的以掠奪貴金屬和管理龐大內陸殖民地（如秘魯、墨西哥）為特徵的帝國模式之間的根本差異。第二部分：白銀洪流與早期全球化本書的核心論點之一是，大航海時代的本質是價值體係的重構，而白銀，特彆是來自美洲的白銀，成為瞭連接全球經濟的第一個主要“潤滑劑”。 2.1 貴金屬的詛咒與恩惠：美洲白銀的流嚮分析追蹤瞭波托西銀礦（Potosí）齣産的白銀如何湧入全球市場。書中運用詳盡的貿易數據模型，展示瞭這股白銀流如何首先湧入歐洲，然後通過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穿過太平洋，最終匯集於明清中國的經濟體係之中。分析瞭這種單嚮的貴金屬輸入對歐洲價格革命和亞洲（特彆是中國）通貨緊縮的深遠影響。 2.2 種植園經濟的興起與人性的代價對早期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起源、規模及其社會經濟後果進行瞭毫不留情的批判性考察。分析瞭加勒比海、巴西和北美殖民地建立的以甘蔗、煙草為代錶的單一作物種植園體係，是如何依賴於非洲奴隸的強製勞動，並奠定瞭早期資本主義積纍的殘酷基礎。 2.3 亞洲的捲入：被動嵌入全球體係本書強調，亞洲並非被動的接受者。詳細研究瞭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和英國東印度公司（EIC）如何以武力手段打破瞭既有的亞洲內部貿易網絡，特彆是荷蘭人對香料群島（摩鹿加群島）的血腥控製，以及他們如何利用日本的白銀和中國的絲綢與瓷器，構建瞭一個以亞洲本土産品為基礎，但由歐洲實體主導的貿易循環。第三部分：權力的新邏輯：海洋霸權與國傢形態大航海時代不僅是商業革命，更是政治權力模型的革新。海權成為衡量國傢實力的終極標準。 3.1 商業戰爭：商業資本與國傢機器的融閤深入分析瞭“重商主義”思潮的形成，以及國傢如何通過特許公司（如東印度公司）將私人資本的逐利性轉化為國傢的地緣政治工具。考察瞭英荷之間圍繞貿易航道和殖民地的數次戰爭（英荷戰爭），這些戰爭標誌著現代國傢間基於經濟利益的衝突模式的成熟。 3.2 軍事技術的地理擴散探討瞭火炮技術、堅固的海港防禦工事和遠洋補給能力如何成為歐洲國傢在異域取得軍事優勢的關鍵。分析瞭葡萄牙的“拿波（Naval Power）”戰略如何有效製衡瞭印度洋上無數區域王國的陸上軍事力量。 3.3 原住民社會的劇變與“替代性”治理詳盡論述瞭歐洲人帶來的疾病（如天花）對美洲和太平洋島嶼社會造成的災難性人口銳減。隨後，重點分析瞭西班牙人建立的“監護徵賦製”（Encomienda）和後來的“教區製”，這些製度如何係統性地瓦解瞭阿茲特剋、印加等帝國的社會結構，並代之以適應歐洲利益的新的社會等級。結論：未完成的遺産本書的結論部分指齣，大航海時代確立的全球貿易路綫、殖民地的經濟依賴性、以及以掠奪資源為導嚮的資本積纍模式，並非曆史的終點，而是現代世界體係的起點。它為後續的工業革命提供瞭原始資本和資源基礎，同時也埋下瞭現代國際關係中南北差距、種族不平等和資源分配不均的深刻根源。理解大航海時代的殘酷邏輯，是理解當代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關鍵鑰匙。全書語言嚴謹考究，引用瞭大量一手航海日誌、海關記錄和殖民地檔案，力求提供一個去歐洲中心化視角下，對全球體係誕生過程的全麵、立體且充滿張力的曆史解讀。

用戶評價

評分☆☆☆☆☆

這本書是一次讓我深思的閱讀體驗。作者的寫作風格非常具有感染力，他以一種娓娓道來的方式，引導讀者深入探索中國經濟增長的本質。我一直以為“中國模式”是一個被過度解讀的概念，但本書作者通過對中國經濟發展曆程的細緻梳理，為我提供瞭一個全新的理解框架。他強調瞭製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並且深入分析瞭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傢，如何通過一係列試錯和漸進式的改革，逐步構建起一套適閤自身國情的經濟發展體係。書中對於“製度選擇”和“政策效應”的討論，讓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有瞭更清晰的認識。作者並沒有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鼓勵讀者進行獨立思考，去理解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多重邏輯。這種互動式的閱讀體驗，讓我感覺自己不僅僅是在閱讀一本書，更是在參與一場深刻的智力對話。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給任何對中國經濟發展感興趣的人。

評分☆☆☆☆☆

這本書給我帶來瞭全新的視角，盡管書名聽起來相當宏大，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邏輯”，但我以為它會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學術專著，充斥著各種經濟學模型和復雜的統計數據。然而，翻開第一頁，我便被作者流暢而生動的筆觸深深吸引。他並沒有直接拋齣冷冰冰的理論，而是通過一係列引人入勝的故事和案例，一點點剝開中國經濟增長的麵紗。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小崗村傢庭聯産承包責任製，到沿海地區的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再到互聯網經濟的崛起，作者巧妙地將這些曆史節點串聯起來，勾勒齣一幅波瀾壯闊的畫捲。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並沒有迴避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挑戰和陣痛，例如貧富差距的擴大、環境汙染的加劇以及地方債務的風險等等。但他總是能以一種建設性的姿態，深入分析這些問題的根源，並提齣富有洞察力的思考。我尤其喜歡作者在分析過程中所展現的宏觀視野，他總能將中國經濟的微觀現象與全球經濟格局、地緣政治以及曆史文化等宏觀因素聯係起來，讓讀者明白，中國經濟的增長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世界緊密相連，受到多重力量的影響。這種跨學科的融閤，使得本書的內容更加立體和深刻，也讓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有瞭更全麵、更理性的認知。

評分☆☆☆☆☆

初讀這本書名，我以為會是又一本充斥著宏大敘事和套話連篇的“成功學”式經濟評論。然而，它提供的見解卻遠超我的預期。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新穎，他不再僅僅關注GDP的增長數字，而是將目光投嚮瞭更為根本性的驅動因素。書中對“人口紅利”的消退以及“技術進步”在未來經濟增長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令人警醒。他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從早期依靠大量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的“要素驅動”模式，逐漸轉嚮更加依賴技術創新和效率提升的“內涵式增長”模式。這種轉變的艱巨性和重要性，通過作者的論述得到瞭充分體現。他沒有迴避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例如産業升級的瓶頸、研發投入的不足以及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並深入探討瞭這些問題對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可能帶來的影響。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中國經濟的認識更加全麵和深入，不再局限於錶麵的繁榮，而是看到瞭其背後潛藏的挑戰和機遇。作者的冷靜客觀和深刻洞察，讓我受益匪淺。

評分☆☆☆☆☆

這是一本讓我欲罷不能的書，我很少會如此沉浸在一本探討經濟學的書中。作者的寫作風格非常獨特，他善於用生動形象的比喻和鮮活的例子來解釋復雜的經濟概念。書中對於“要素驅動”和“效率驅動”的轉換過程的闡述，讓我豁然開朗。他並沒有簡單地告訴我們中國經濟正處於哪個階段，而是通過對不同時期資源配置效率、技術進步速度和製度創新等方麵的對比分析，讓我們自己去感受這種轉變的脈絡。我特彆喜歡書中對“製度紅利”的解讀，作者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係列改革開放政策所釋放齣的製度活力，這些政策激發瞭市場主體活力，優化瞭資源配置，並創造瞭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這本書也讓我對中國經濟的韌性有瞭更深的理解。在麵對國際經濟下行壓力、貿易摩擦以及疫情等衝擊時，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相對穩定的增長，其背後的深層邏輯是什麼？作者對此進行瞭細緻的剖析，他強調瞭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完整的産業鏈以及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麵的能力。讀這本書，就像在與一位博學而睿智的導師對話，他不斷啓發我思考，讓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希望，同時也更加理性地看待挑戰。

評分☆☆☆☆☆

坦白講，一開始我對這本書的期望值並不高，我擔心它會像市麵上許多泛泛而談的經濟類讀物一樣，缺乏深度和獨創性，僅僅是簡單地羅列一些眾所周知的現象。但事實證明，我的顧慮完全是多餘的。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對“邏輯”二字的深刻解讀。作者並沒有停留於錶麵現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挖掘驅動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深層機製和內在邏輯。他嫻熟地運用瞭曆史分析、製度經濟學、社會學等多種研究方法，將看似零散的經濟事件整閤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例如，在探討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他不僅僅列舉瞭幾個成功的科技公司，而是深入分析瞭中國在人纔培養、研發投入、知識産權保護等方麵的製度性演變，以及這些演變如何促進瞭創新生態的形成。書中對於“路徑依賴”和“非均衡發展”的論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解釋瞭為什麼中國經濟在某些領域發展迅速，而在另一些領域則相對滯後，這很大程度上源於曆史的選擇和早期的資源配置。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不再是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是能夠主動地去理解和分析經濟現象，甚至對未來可能齣現的經濟趨勢産生自己的判斷。這種提升思維能力的效果，遠比單純獲取知識更為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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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不錯，應該是正品，物美價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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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值得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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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近期能讀完，該書的內容也是自己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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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圖書，留著仔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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