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名家名作，为著名史学家陈垣的代表作。

☆ 校勘学的典范之作。

内容简介

　　校勘学起因于文件传写中的错误率太高，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就是改正这些传写中出现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它和原本差别极微。本书原名《元典章校勘释例》，是国学大师陈垣在校勘《元典章》基础上，分条陈列旧刻致误的类例，如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校例等，总结概括了校勘学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与校勘方法，是校勘学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重要著作。

作者简介

陈垣（1880.11.12.——1971.6.21.），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著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后汇为《陈垣全集》。

精彩书评

　　他（陈垣）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zui重要的方法论。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yi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yi次走上科学的路。

　　　　　　　　　　　——胡适

目录

《元典章校补释例》序………………………………………………1

序 ………………………………………………………………………1

卷一　行款误例………………………………………………………1

第一　有目无书有书无目例 ……………………………………… 1

第二　条目讹为子目例 …………………………………………… 3

第三　非目录误为目录例 ………………………………………… 4

第四　误连上文例 ………………………………………………… 5

第五　错简例 ……………………………………………………… 7

第六　阙文例 ……………………………………………………… 9

第七　字体残阙径行删去例 ………………………………………10

第八　空字误连及不应空字例 ……………………………………12

第九　正文讹为小注小注讹为正文例 ……………………………14

第十　抬头遗迹改革未尽例 ………………………………………16

第十一　表格误例 …………………………………………………17

卷二　通常字句误例…………………………………………………19

第十二　形近而误例 ………………………………………………19

第十三　声近而误例 ………………………………………………23

第十四　因同字而脱字例 …………………………………………25

第十五　因重写而衍字例 …………………………………………27

第十六　因误字而衍字例 …………………………………………30

第十七　重文误为二字例 …………………………………………33

第十八　一字误为二字例 …………………………………………35

第十九　妄改三例 …………………………………………………36

第二十　妄添三例 …………………………………………………42

第二十一　妄删三例 ………………………………………………47

第二十二　妄乙三例 ………………………………………………51

卷三　元代用字误例……………………………………………… 55

第二十三　不谙元时简笔字而误例 ………………………………55

第二十四　以为简笔回改而误例 …………………………………64

第二十五　不谙元时译音用字而误例 ……………………………69

第二十六　用后起字易元代字例 …………………………………72

第二十七　元代用字与今不同例 …………………………………75

卷四　元代用语误例…………………………………………………81

第二十八　不谙元时语法而误例 …………………………………81

第二十九　不谙元时用语而误例 …………………………………84

第三十　因元时用语而误例 ………………………………………96

第三十一　因校者常语而误例 ……………………………………99

第三十二　用后代语改元代语例 ……………………………… 103

第三十三　元代用语与今倒置例 ……………………………… 105

卷五　元代名物误例………………………………………………109

第三十四　不谙元时年代而误例 ……………………………… 109

第三十五　不谙元朝帝号庙号而误例 ………………………… 112

第三十六　不谙元时部族而误例 ……………………………… 113

第三十七　不谙元代地名而误例 ……………………………… 115

第三十八　不谙元代人名而误例 ……………………………… 118

第三十九　不谙元代官名而误例 ……………………………… 121

第四十　不谙元代物名而误例 ………………………………… 125

第四十一　不谙元代专名而误例 ……………………………… 128

第四十二　不谙元时体制而误例 ……………………………… 131

卷六　校 例 ………………………………………………………135

第四十三　校法四例 …………………………………………… 135

第四十四　元本误字经沈刻改正者不校例 …………………… 141

第四十五　元本借用字不校例 ………………………………… 145

第四十六　元本通用字不校例 ………………………………… 148

第四十七　通用字元本不用例 ………………………………… 153

第四十八　从错简知沈刻所本不同例 ………………………… 156

第四十九　从年月日之增入疑沈刻别有所本例 ……………… 158

第五十　一字之误关系全书例 ………………………………… 162

重印后记 ……………………………………………………………163

附　录：

《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简体横排标点本说明 …………165

前言/序言

　　胡适

　　陈援菴先生在这二十多年之中，搜集了几种很可宝贵的《元典章》钞本，民国十四年故宫发见了元刻本，他和他的门人曾在民国十九年夏天用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前后费时半年多，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又补阙文三卷、改订表格一卷（民国二十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刊行）。《校补》刊成之后，援菴先生又从这一万二千多条错误之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我和援菴先生做了几年的邻舍，得读《释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爱读他的书，所以要我写一篇《释例》的序，我也因为他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所以也不敢推辞。

　　校勘之学起于文件传写的不易避免错误。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是要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校勘学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的成分：一是发见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

　　…… ……

　　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无论如何有理，必须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提出证实。凡未经证实的改读，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测而已。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万一这三项都不可得，而本书自有义例可寻，前后互证，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这也可算是一种证实。此外，虽有巧妙可喜的改读，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读，足备一说，而不足成为定论。例如上文所举张元墓表之两处误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为证，这是第一等的证实。又如《道藏》本《淮南内篇`原道训》：“ 是故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 ”这里“ 欲寅”各本皆作“ 欲害”，王念孙校改为“欲”。他因为明刘绩本注云“古肉字”，所以推知刘本原作“ ”字，只因草书“害”字与“ ”相似，世人多见“害”，少见“ ”，故误写为“害”。这是指出所以致误之由，还算不得证实。他又举二证：一、《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断竹续竹，飞土逐”，今本“ ”作“害”；二、《论衡`感虚篇》“厨门木象生肉足”，今本《风俗通义》“肉”作“害”，“害”亦“ ”之误。这都是类推的论证，因《论衡》与《吴越春秋》的“ ”误作“害”，可以类推《淮南》书也可以有同类的误写。类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种致误的可能，而终不能断定此误必同于彼误。直到顾广圻校得宋本果作“欲”，然后王念孙得一古本作证，他的改读就更有力了。因为我们终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为在义理上“欲害”之读并不逊于“欲肉”之读（《文子`道原篇》作“欲害之心忘乎中”），所以这种证实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见。又如《淮南》同篇：“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王念孙校“无垠”下有“鄂”字。他举三证：一、《文选`西京赋》“前后无有垠鄂”的李善注：“《淮南子》曰：‘出于无垠鄂之门。’许慎曰：‘垠鄂，端崖也。’”二、《文选`七命》的李善注同。三、《太平御览`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无垠鄂之门。’高诱曰：‘无垠鄂，无形之貌也。’”这种证实，虽不得西汉底本，而可以证明许慎、高诱的底本如此读，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证实了。

　　所以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凡没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误”，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校勘。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援菴先生对我说，他这部书是用“土法”的。

　　对他说，在校勘学上，“土法”和海外新法并没有多大的分别。

　　…… ……

　　陈援菴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华》差可比拟。我要指出援菴先生的《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学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来校元人的书；他拼得用极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对校，标出了所有的异文，然后用诸本互校，广求证据，定其是非，使我们得一个最好的，最近于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据，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误之由，作为“误例”四十二条，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证实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此三事都足以前无古人而下开来者，故我分开详说如下：

　　第一，援菴先生是依据同时代的刻本的校勘，所以是科学的校勘，而不是推理的校勘。沈刻《元典章》的底本，乃是间接的传钞本，沈家本跋原钞本说：“此本纸色分新旧，旧者每半页十五行，当是影钞元刻本；新者每半页十行，当是补钞者，盖别一本。”但他在跋尾又说：“吾友董绶金赴日本，见是书，据称从武林丁氏假钞者。”

　　若是从丁氏假钞的，如何可说是“影钞元刻本”呢？ 这样一部大书，底本既是间接又间接的了，其中又往往有整几十页的阙文，校勘的工作必须从搜求古本入手。援菴先生在这许多年中，先后得见此书的各种本子，连沈刻共有六本……援菴先生的校补，全用故宫元刻本甲一作根据，用孔本丁下补其所阙“祭祀门”，又用各本互校，以补这两本的不足。因为他用一个最初的元刻本来校一部元朝的书，所以能校得一万二千条的错误，又能补得阙文一百零二页之多！ 试用这样伟大的成绩，比较他二十年前“无他本可校”时所“确知为讹误者若干条”，其成绩的悬绝何止百倍？ 他在本书第四十三章里，称此法为“对校法”，他很谦逊地说：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他又指出这个法子的两大功用：一、有非对校不知其误者，以其表面上无误可疑也。例如：

　　元关本钱二十定　元刻作“二千定”

　　大德三年三月　　元刻作“五月”

　　二、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例如：

　　每月五十五日　　元刻作“每五月十五日”

　　此外，这个对校法还有许多功用，如阙文、如错简、如倒页、如不经见的人名地名或不经见的古字俗字，均非对校无从猜想，故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是校勘学的唯一途径。向来学者无力求善本，又往往不屑作此种“机械”的笨工作，所以校勘学至今不曾走上科学的轨道。援菴先生和他的几位朋友费了八十日的苦工，从那机械的对校里得着空前的大收获，使人知道校书“必须先用对校法”，这是他奠定新校勘学的第一大功。

　　第二，他用无数最具体的例子来教我们一个校勘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是非是异文的是非，没有异文，那有是非？ 向来中国校勘学者，往往先举改读之文，次推想其致误之由，最后始举古本或古书引文为证。这是不很忠实的记载，并且可以迷误后学。其实真正校书的人往往是先见古书的异文，然后定其是非。他们偏要倒果为因，先列己说，然后引古本异文为证，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测，而忽得古本作印证似的！ 所以初学的人看惯了这样的推理，也就以为校勘之事是应该先去猜想而后去求印证的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古来许多校勘学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的，也只是教人推理的法门，而不是校书的正轨；其下焉者，只能引学者走上舍版本而空谈校勘的迷途而已。校勘学的不发达，这种迷误至少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援菴先生的《校补》，完全不用这种方法，他只根据最古本，正其误、补其阙，其元刻误而沈刻不误者，一概不校；其有是非不易决定者，姑仍其旧。他的目的在于恢复这书的元刻本来面目，而不在于炫示他的推理的精巧，至于如何定其是非，那是无从说起的。他的一部《释例》，只是对我们说，要懂得元朝的书，必须多懂得元朝的特殊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这就是说，要懂得一个时代的书，必须多懂得那个时代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那是个人的学问知识的问题，不是校勘学本身的问题。校勘的工作只是严密的依据古本，充分的用我们所用的知识学问来决定那些偶有疑问的异文的是非，要使校定的新本子至少可以比得上原来的本子，甚至于比原来的刻本还更好一点。如此而已！

　　援菴先生的工作，不但使我们得见《元典章》的元刻的本来面目，还参酌各本，用他的渊博的元史知识，使我们得着一部比元刻本更完好的《元典章》，这是新校勘学的第一大贡献。

　　第三，援菴先生的四十二条“例”，也是新校勘学的工具，而不是旧校勘学的校例。校勘学的“例”只是最普通的致误之由。校书所以能有通例，是因为文件的误写都由写人的无心之误或有心之误；无心之误起于感官（尤其是视官）的错觉；有心之误起于有意改善一个本子而学识不够，就以不误为误。这都是心理的现象，都可以有心理的普通解释，所以往往可以归纳成一些普通致误的原因，如“形似而误”、“涉上文而误”，“两字误为一字”、“一字误分作两字”、“误收旁注文”等等。彭叔夏作《文苑英华辨证》，已开校例之端。王念孙读《淮南内篇》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推其致误之由”，列举普通误例四十四条，又因误而失韵之例十八条，逐条引《淮南子》的误文作例子。后来俞樾作《古书疑义举例》，其末三卷里也有三十多条校勘的误例，逐条引古书的误文作例子。俞樾在校勘学上的成绩本来不很高明，所以他的“误例”颇有些是靠不住的，而他举的例子也往往是很不可靠的。例如他的第一条“两字义同而衍例”，就不成一条通例。因为写者偶收旁注同义之字，因而误衍，或者有之，而无故误衍同义之字，是很少见的。他举的例子，如硬删《周易`履》六三“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的“以”字，如硬删《左传》隐元年“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的“曰”字，如硬删《老子》六十八章“是谓配天古之极”的“天”字，都毫无底本的根据，硬断为“两字义同而衍”，都是臆改古书，不足为校勘学的误例。王念孙的六十多条“误例”，比俞樾的高明多了。他先校正了《淮南子》九百余条，然后从他们归纳出六十几条通例，故大体上都还站得住。但王念孙的误例分类太细碎，是一可议。《淮南》是古书，古本太少，王氏所校颇多推理的校勘，而不全有古书引文的依据，是二可议。论字则草书、隶书、篆文杂用，论韵则所谓“古韵部”本不是严格的依据，是三可议。校勘的依据太薄弱了，归纳出来的“误例”也就不能完全得人的信仰。

　　所谓“误例”，不过是指出一些容易致误的路子，可以帮助解释某字何以讹成某字，而绝对不够证明某字必须改作某字。前人校书，往往引一个同类的例子，称为“例证”，是大错误。俞樾自序《古书疑义举例》说：“使童蒙之子习知其例，有所据依，或亦读书之一助乎？ ”这正是旧日校勘家的大病。例不是证，不够用作“据依”。而浅人校书随意改字，全无版本的根据，开口即是“形似而误”、“声近而误”、“涉上文而误”，好像这些通常误例就可证实他们的臆改似的！ 中国校勘学所以不上轨道，多由于校勘学者不明“例”的性质，误认一个个体的事例为有普遍必然性的律例，所以他们不肯去搜求版本的真依据，而仅仅会滥用“误例”的假依据。

　　援菴先生的《释例》所以超越前人，约有四端：第一，他的校改是依据最古刻本的，误是真误，故他的“误例”是已证实了的误例。第二，他是用最古本校书，而不是用“误例”校书，他的“误例”是用来“疏释”已校改的谬误的。第三，他明明白白的说他的校法只有四个，此外别无用何种“误例”来校书的懒法子。第四，他明说这些“误例”不过是用来指示“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他所举的古书窜乱通弊不过那最普通的七条（十二至十八），而全书的绝大部分，自第十九例以下，全是元代语言特例，最可以提醒我们，使我们深刻的了解一代有一代的语言习惯，不可凭藉私见浅识来妄解或妄改古书。他这部书的教训，依我看来，只是要我们明白校勘学的最可靠的依据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决的疑难，只有最渊博的史

识可以帮助解决。书中论“他校法”一条所举“纳失失”及“竹忽”两例是最可以供我们玩味的。

　　我们庆贺援菴先生校补《元典章》的大工作的完成，因为我们承认他这件工作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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