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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分析了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一书的内在逻辑，重点考察了加尔文的政治思想。作者拉尔夫·C.汉考克特别关注加尔文的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从两个方向推进了这项研究：一方面批评了学界流行的几种关于加尔文政治思想的解读模式，以全新视角考察加尔文政治思想的内容和实质，并深入挖掘了这种政治思想的神学基础；另一方面反思了现代政治思想的本质，在比较施特劳斯、沃格林、洛维特和布鲁门贝格所代表的四种关于现代性看法的基础上，揭示了加尔文主义与现代政治思想的一种深刻的联系。

目录

序言
导论 宗教改革与现代政治的起源
第一部分 加尔文的实践教诲
第一章 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与联合
第二章 天佑、基督徒的自由与教会政府
第三章 政府与人民
第四章 法律与伦理
第五章 理性、理性主义与历史

第二部分 加尔文的反神学
第六章 称义与成圣
第七章 灵魂与上帝的形象
第八章 加尔文之反神学的中心
结论 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现代的正当性

精彩书摘

　　《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
　　权威与反抗
　　加尔文思想的明确政治含义看起来是极端非民主的。这一点清楚表现在[71]他安排有关政治问题这一章内容的方式上：他首先讨论的是官员，其次是官员统治时所依据的法律，最后才是“人民，他们服从于官员且为法律所治理”。官员统治，人民服从：公共职位与私人职位之间这种根本性的区别遍布在加尔文的政治学说之中。而加尔文也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种严格的不抵抗理论：“因为抵抗官员，无非就是抵抗上帝。在这服从的内容之下，我也包括了私人对公务所当有的自制，他们不能故意干涉国家事务，或是贸然行使官员的职务，或是承担任何公务。”（《基督教要义》IV.xx.23，页1511）这项义务要求我们不仅要服从于诚信正直的君主，“而且对一切掌权者，甚至对于完全不尽职的政府，也当服从”（《基督教要义》Iv.xx.25，页1512）。统治者的不诚信并不是被统治者所应当关注的，他们“不应该去过问别人的本分，每个人都应该谨记自己的本分”（《基督教要义》IV.xx.22，页1516）。从神圣的角度来看，也许尘世所有的职位都是平等的；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有一些显然要比其他的更平等。
　　人民没有权利来抵抗他们的政治长官。所有的统治者都代表上帝，无论其正义或不正义，都“被平等地赋予了上帝的神圣权威”，尽管赋予方式确有不同。“那些为公众的福利而统治的，固然真是上帝的恩慈的镜子和雏形，而那些残暴不仁且无能为力的统治者，也是上帝所扶持起来惩罚百姓的不义的。”（《基督教要义》IV.xx.22，页1512）这似乎已经充分证明，加尔文关于上帝绝对主权的理念，不论是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与现代的人民主权理念不相容。在加尔文看来，不管哪种政府形式是更好的，首要的政治事实在于，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所喜好的形式；只能服从于上帝已经安排的。
　　然而，不论加尔文有关服从义务的教导多么严格，这并非没有限定条件。首先，这里存在一个为下级官员所保留的著名例外。加尔文之后，这一例外在“加尔文主义者”不断发展的政治主张中表达得愈为明显。加尔文在论世俗政府[72]这一章的第31小节中解释说，那些“被任命为保护人民，抵抗君主的任性妄为的官员”，它们不同于“私人”，不仅被允许而且事实上负有神圣的义务来“反抗君主的凶残暴政”从而保护“人民的自由”（《基督教要义》IV.xx.31，页1519）。加尔文将这些官员比作斯巴达的监察官（Ephors），罗马的保民官以及雅典的市政官（Demarchs）。麦克内尔认为，加尔文在设置这些例外的时候“就微微撬开了保护现存专制政体的铁门”。他还写道，“这一有意设置的坚定而又充满活力的段落，可以在每个版本的《基督教要义》中找到，它将加尔文与十六、十七世纪更为激进的加尔文派政治作家们联系在了一起”（《加尔文思想的民主要素》，页162、163，也可参见《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页230-234、315-316、32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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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我最初关注加尔文主义与现代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始于反思美国政治唯心主义的清教背景、反思托克维尔所谓“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在美国的“奇异结合”。我发现这种结合既奇异也令人迷惑，因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种明确理性的、世俗的自然权利理论，这种自然权利理论由霍布斯创立，并被洛克所改造，它直接反对宗教的政治要求。那么，一种宗教的世界观又如何可以成为人们追求明确世俗目标的动机呢？
　　也许就像今天大多数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宗教与理性主义的这种美国式的融合，这种加尔文与洛克的融合，不过就是一种混淆。对此我没有这么肯定。某种对于理性的独特理解和某种对于启示的独特阐释共同激发起同一项事业，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如果自然理性的活动本身被认为是最佳生活方式的本质——就像在古典的苏格拉底式传统中那样，那么我们的答案也许就是否定的。但是，现代理性主义不等同于向作为目的本身的理性开放。相反，它对一切非理性的权威，带有一种明确和有计划的敌意，并且把一种反思考性（antisepculative）的方法用作无限扩展人类自由的一种手段。理性主义所代表的，不是理智有表达或沉思理念的独特之善的自由，而是要有条理地运用人的心智，以反对加诸人类整体力量之上的一切限制。既然界定人类行为的目的和描述它的好处就会给人类造成某种限制，使他们屈服于自己力量之外的某种东西，所以理性主义者就更完整和更精确地描述了位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理念之间的那些障碍（偏见、传统、习俗），而不是这些理念自身的本质（比如：自由、进步、解放）。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世俗主义主要也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进程。因此，理性主义的规划不仅截然不同于古典理性，而且直接反对它，即人在本性上追求最佳的生活方式。
　　我所说的古典理性与现代理性主义的对立并不是原创性的，而且我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证明或扩展这种见解。其实，我是想凭借理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这种对立，来质疑理性主义与启示之间的对立。我试图证明的是，在理性主义与基督教明显而直接的对立之下，存在一种潜在的深刻交汇，而这种潜在性最清楚地表现在加尔文对基督教的缜密解读之中，而非加尔文一洛克主义者可能的混乱修辞之中。
　　为了要支持这种看法，我必须要证明，加尔文不仅攻击了古典的、目的论的理性概念，而且从根本上愿意接受那种涉及方法和手段之理性的权威性。但是，为了要揭示现代理性主义的精神与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汇合在一起的最深刻基础，就只有超越理性的工具性，来思考这两者如何都能够要求人们绝对地致力于一种其目的不能被把握的实践，还要思考这两者如何都能够将人类纯洁的需求从理性错误要求的自我统治中解放出来，实现最终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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