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不断在开拓知识疆土，又不断在重返思想的主轴；

　　刘东教授既发散又聚敛、既开拓又守成、既跨越又回归的心路历程；

　　叩其两端而执其中，在双向的危险中守住立场。

内容简介

　　《引子与回旋》是刘东教授的全新文集。刘东老师被誉为当代极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一直在开拓知识疆土，而在他自己看来，却又不断在重返思想的主轴，那轴心就是中西接壤的文化边界。收集在《引子与回旋》中的文章关注了自由与进化、传统的毁弃与更生等时代话题，也正显示了这个回环往复的过程，显示了刘东老师既发散又聚敛、既开拓又守成、既跨越又回归的心路历程。在看似兴之所至的随想中，在随机穿插的情绪变幻中，其实真正“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在“引子”与“回旋”之间的这种对话。

作者简介

　　刘东，1955年生，江苏徐州人，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近二十种，如《思想的浮冰》《再造传统》等；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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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引子与回旋

理解索尔仁尼琴的难度

科拉科夫斯基的扛鼎之作

起伯林而问之

进化与革命

“大空间”与“小空间”

就这一个家园

译百家书，立一家言

中国的皇族艺术家

又让任公复生一回

国学院里的德里克

传统的毁弃与更生

世俗儒家与精英儒家

云中谁携锦书去

不能任由中国文化凋敝下去

精彩书摘

　　“大空间”与“小空间”

　　——走出由“普世”观念带来的困境

　　一、晚近以来，我先是几乎脱口而出地，但此后则又是念念不忘地，提出了所谓“大空间”和“小空间”的理解框架。而开诚布公地、开宗明义地讲，这个框架的提出，首先就是为了避免以往在普世主义—特殊主义、绝对主义—相对主义之间所遇到的各种纠缠与陷阱。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曾在“文化观的钟摆”一文中，描绘过在这两者之间的左右为难。

　　正是鉴于这样的困扰，我这一次毋宁从传播学的意义上，再提出一种“价值中立”的框架，希望它能从思想的出发点上就排除掉对于作为绝对观念的“普世”价值的执迷。也就是说，为了防范任何个体都只能占有的相当短暂的历史时间对于他们各自认识所产生的影响或误导，这个框架想要预先就阻止人们去坐井观天般地，只是从自己那个时代的受限眼光出发，便对某种观念进行肯定。

　　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要用一把新的“奥康姆剃刀”，来切除人们那种不由自主的做法，即把自身所占有的相当有限的时空，视作通用于古往今来的普遍历史时空。这意味着，哪怕对于那些已被当代人普遍接受的价值——包括所谓的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这个框架仍要预先就从方法论上指出，就算它们看似已经很接近具有“普世”的性质了，而且也确实在调节和校准着当代人的生活，但它们仍然未必就是“普世”的。

　　二、我所以要发出这样的思考，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在这类“大空间”得以形成的过程中，正如米歇尔?福柯所精辟地读出的，从来都并非单纯是由话语在起作用，权力也同样在起作用，而后者或隐或现的强势存在，就难免要妨碍我们去直面赤裸裸的事实和真理。—此外，这种总是居于主导位置的、人们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且暗中会受到权力支撑的话语，它作为人们基本的教育背景，作为马克思所讲的那种意识形态，一般都潜伏在思想的地平线之下，也就构成了人们往往并不能反省到的、文化上的“前理解”。

　　比如，曾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其实蒙古人和阿拉伯人，都处在这种国际大空间的核心地位；再比如，也曾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亚伯拉罕宗教的各种变态形式，也都处在这种国际大空间的核心。然而，一旦时过境迁，或者一旦等到那种话语背后的权力衰落之后，其实也没多少人会继续认为，像那种确曾被普遍奉行过的价值还会具有怎样的“普世”的意义；相反，他们往往还会用“恐怖统治”或“黑暗世纪”这样的语词，来描述那个曾经“普世”过的政治空间或价值系统。

　　当然，这样的国际空间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仍是由当代的西方世界来取而代之了，而且，它对于当代人的文化心理，也仍然具有类似的覆盖作用，而且也肯定不会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很容易使之产生一种“普世”的错觉。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尖锐地挑明这样的原则：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文明，在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有限阶段，就有权认定自己能从“经验上升为先验，心理上升为本体，历史上升为理性”，从而是绝对或天然地具有“普世”性；即使曾几何时，它切实地居于国际大空间的核心处，甚至也曾经以自己不断重复的雄辩，暂时征得了大批群众的广泛信从，那也并不自动意味着它本身的价值，在逻辑上就注定是属于“普世性”的。

　　三、从“文化圈”及其传播的角度来看，任何较大的文化空间的形成，从来都是源于较小文明的相互接触，乃至边界叠加。由此可知，正如中国古代先哲早就认识到的，实际上“小大之辩”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一方面，如果在其外部不存在更大的空间，一个文化空间就未必会意识到自己的“狭小”或有限；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各个较小空间的相互叠加，也就不会在它们所共享的那个部分，基于富于生产性的文化间性，而形成较为阔大的文化空间。

　　比如，作为中国主体的华夏文明，是由所谓“炎黄子孙”来共同承当的，可在远古的时候，其实黄帝一族和炎帝一族，却本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然则，正因为文化的接触与融合，这个华夏文明也便在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经由原本两个较小空间的叠加而形成了。再比如，回到雅斯贝尔斯所讲的轴心时代，实则在那个至关重要的公元前5 世纪，那几个差不多在同时产生的世界性文明，也都表现为经过了反复叠合的、由其内部的单元所共同支撑的、范围较为阔大的文化空间。

　　同样的道理：到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明对话之所以对我们如此重要，也如此致命，也正是因为当年的这几大轴心文明，又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彼此的接触、叠加与组合。换句话说，大家休要只为文明间的冲撞而惊诧忧心，实则这个“世界史”只有走到了今天，才真正算是在开启“全球史”的进程。

　　四、但又正因为，如今再次开始接触与叠合的文明，都曾属于过去时代的轴心文明，都曾拥有既各不相同又举世公认的伟大圣哲，所以，虽说在这个全球化的起始阶段，西方世界仍自拥有强大的权力，在支撑它的看似“普世”的话语，然而，又毕竟不能只靠它的权力本身，就来覆盖这个空前广大的全球空间。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不再是基于彼此投合的相互叠加了，而只是势必要引起激烈反抗的纯然占领，或者是一种文明在全球范围的机械复制了。

　　必须充分意识到，只有当各个小空间中的文化主体，经由主动的诠释而认可了来自外部的价值，那些小空间才会焕发出足够的积极性，去跟外部的文明进行部分的叠合与重组，从而，那种被双方乃至多方认可的价值，才会在文化心理上真正地隶属于国际大空间。也就是说，这里所讲的空间叠合，绝对不可能是纯然机械的，或者纯粹强迫的，而只能是在积极诠释的基础上，贴合着另一小空间中的潜在倾向，而被创造性地激活起来，或者被自然而然地发明出来的。

　　由此综合而言，一方面，如果从大空间的角度来看，它必须仰仗来自小空间的文化动能，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发展推力；另一方面，如果从小空间的角度来看，它们也需要在对话或协商中，去跟其他文化场域进行磨合与角力，从而使它们共同支撑起的大空间，展现为充满生机与弹性的，并且能够随着环境的变迁，扩大或缩小、移位或变形、演化或调整。——实际上，所有诸如此类的变化轨迹，已经构成了以往的全部世界史，而且也势必再支撑起今后的全球性历史。

……

前言/序言

引子与回旋

　　——自我互文与意识推进

　　在编定这本新的文集之前，我要先写出一篇简短的序文来，以解释自己写作的一个原本是微不足道的特点，——然而它却既构成了这些文章的某种标志，从中也可以见出我自己平生的一点追求。

　　就在最近，又有一位爱读我这些文章的朋友写信过来，谬奖我是“最会也最敢”进行“自我引证”的。——不过，说“最会”我自是不敢当，说“最敢”却又太自负了吧？所以照我说，只是养成了一种改不掉的积习：只要能回想起在哪个问题上，自己早已白纸黑字地、心劳日拙地论述过了，那么，哪怕那段话只是藏在往日的电邮中，我也很想再把它寻找和引证出来，说明这个问题已被自己认真思考过了。

　　这种无意间留下的积习，好像还形成得相当之早。记得那还是在1980 年代，周国平想让我写篇有关叔本华的文章，收到他那本《诗人哲学家》中去，此兄就曾专门写信来提示我，注意少引点儿自己的“经典著作”。——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因为他这里所讲的“经典著作”，只不过是我早年的那本“处女作”，其中正好也讨论过叔本华的思想。由此回想起来，朋友们对于我的这种习惯，大概在几十年前就有了解吧？

　　陈来兄也就此跟我交换过看法，委婉提出我这种写法至少是“不合常规”的，而我对此当然也坦率地予以承认。只不过，再等碰到了某个旧有的节点，它既构成了哪篇新作的学术环节，而眼下却又不能把它论述得更好，那么，除了把以往的思考老老实实地引证出来，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是好。虽则说，既然这些文字原是自己写的，那么，即使再把它依样复述一遍，不去打上引人注意或授人以柄的“引号”，也并不算违反任何学术的纪律，可是，我偏偏不愿随这样的大流，——因为我几乎是从一开始，就从这里边看出了不无可怕之处的，会让思想疏懒甚至堕落下去的危险。

　　事实上，已经有太多的人早在这么做了！跟那些公然的剽窃行为不同，这些人大概还不致去抄袭别人；可他们千真万确、切切实实地，就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甚至只凭着同一种人所共知的意思，就能不厌其烦地生产出大批论文来，以掩饰自身创造力的减退乃至枯竭，也顺便来应付一下好大喜功的上峰，以便再从那里讨得皇粮和封赏。—既已置身在如此恶劣的世风中，我就更要把以往的思考都给标示出来了，以便在新的作品中可以和盘托出，让读者们知道哪些想法是自己新近萌生的，而哪些想法则只是以前想起来的。

　　当然，这种“不合常规”也未必就能普遍适用，不然的话，只怕它又要变成一种新的“常规”了。我无非是觉得，如果不考虑太多外在的清规戒律，那么，它至少还是适于我本人的内心状态的，尤其是，它适于我现在这种越来越放松且越来越流利的写作状态。我甚至觉得，实则孔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和“温故以知新”，大约也就应当是这种样子，——也就是说，每次阅读都必须要有所突进，每次思索又必须要有所回顾，而这种在意识深处的回环往复，也正好意味着心智开展的健康过程。

　　难免遇到尴尬的是，在这类的回味与反刍中，尽管每一次惊喜的发现，都曾经在认识上有所推进，可过些时日再来不经意地回看，却又总会难免遗憾地发现，其中仍然留下了很多未尽之意。不过反过来说，也正是在这片新打开的天地中，自己以往所发出的那些思考，偏又意外地获取了新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自己所进行的每一次自我回顾，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自我引证，都是要在新开的知识疆土中，赋予那些引文以更多的、以往未曾包含的意义；而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自我阐释，也正说明心灵要在“必要的张力”中，保持着可控和可欲的开放。既然这样，也不管人们是否要“知我罪我”，为了预先就提出某种借以搪责的理由，我都要把这种别有考虑的“自我引证”，形容为我已讲过的所谓“自我互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