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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係葛小佳、羅誌田兩位作者閤寫的讀書評論。文章的內容或涉及中國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時更兼及兩者的異同，故名為“東風與西風”，無論是對“西風”的評介，還是對“東風”的討論，都有獨到見地。作者大體循西方文化體係的內在發展理路，從其産生的學術語境去解讀評介一些西方漢學（包括中國研究）的書籍；同時也通過論世知書的取徑，評議一些國人的學術著作，進而窺測今日的文化動嚮。

作者簡介

葛小佳（1954-2009年），葛兆光之弟，生於北京，先後就讀於四川大學曆史係、廈門大學颱灣研究院、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史學碩士、社會學博士。曾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2005年起任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員。2006年受聘明尼蘇達大學兒童發展研究中心資深教授。
羅誌田，1952年生，四川大學曆史學學士、美國新墨西哥州立大學史學碩士、普林斯頓大學史學博士，師從餘英時教授。曾任四川師範大學曆史係講師、四川大學曆史係教授，現任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研究方嚮主要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中外關係史，著有《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國傢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等。

目錄

目錄新序
修訂版序
原序
萬裏長城的曆史與迷思
道統與治統之間
走嚮跨學科的新史學
“文無定法”與“文成法立”
大膽的假設
東風與西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梁啓超
跨世紀的啓示：從章太炎到古史辨
重建傅斯年學術與生命的曆程
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
社會與國傢的文化詮釋
市場經濟與鄉村發展的新詮釋
魏安德的中國工廠研究
形象與文化：換個視角看中國
中西文化競爭與反教政治運動
誰的人文精神？
美國方式與美國夢：“政治正確”與美國校園的權勢轉移
中國文化的特點與上下左右讀書

精彩書摘

原序





文化評論大約是近一二十年纔“興起”的一種文體，比通常意義的“散文”或者要稍稍正襟危坐一點，但又不能嚴肅到像以前電影上的政委那樣不苟言笑。如果用科舉時代的文章標準來比擬，則考秀纔時主要看文辭的美惡，文章要做得空靈；考舉人的文章就要有點所謂書捲氣，多少要體現一些學問，不能太空；而考進士則學問一麵要求更高，需要在講究文辭的基礎上盡可能錶現應試者的學問功力。文化評論大概就有些類似於舉人的文章，要在淡淡的書捲氣中依稀透齣幾分空靈，其實也帶點我們中國文化特有的那種希望魚與熊掌兼得的中庸意味。

今日文風不古，學術論文不少是文辭和學問都未必佳，固不必論。通常學問一麵還過得去的學術文章，也大多不復講究文采，能做到“辭達意”又“言能文”者，實在已罕見。而一般的散文似乎又不太離得開風花雪月（以雷鋒為題材而能寫齣使人頗思一讀的散文者，並世恐無幾人）。這樣的語境也許促成瞭文化評論這一介乎於普及與提高之間的文體逐漸流行，恐怕也是立意於雅俗共賞的《讀書》雜誌能夠銷量大增的原因之一。而《讀書》雜誌本身又有意無意間塑造齣一種類似文化評論風格的書評體裁，即不必像專業書評那樣必須準確概括所評書籍的內容，且所論有時也不一定緊扣原書主旨，常常可以藉題發揮。

本書所收的是葛小佳（署名葛佳淵）和我（多數署名羅厚立）閤寫以及我個人近幾年刊發的一些文化評論和讀書心得，其中一半以上是刊發在《讀書》之上。如今小佳遠在美國，這個小序隻能由我獨自執筆瞭。我們都是有“專業”且以專業為吃飯之“正業”的學人。有些專業方麵的朋友是很反對花時間來寫這類文章的，因為這多少總要針對和因應寫作當時的學風世風，難以傳之久遠。但編輯方麵的朋友則以為應該多寫這類讀者範圍或更寬廣的文字，以稍盡所謂讀書人的社會良心。我們的這些文章，即是在《讀書》雜誌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頭一兩年似乎一度缺稿的情形下，受一位與《讀書》關係較深的朋友之托而開始寫作的。說句老實話，從那時到現在，我們的專業壓力都相當大，這些文字真正可說是“撥冗”寫齣。如果不是《讀書》和其他刊物的編輯朋友（以及關心這些刊物的非編輯朋友）們的敦促，幾年間要寫這麼些非專業的文字，實難想象。

但正因為在遊泳中學習遊泳，又多半是趕著寫，其結果很可能是魚與熊掌都未能得。對一些希望看到點“什麼”的讀者來說，這些文字恐怕已過於隨意，甚至與“學術規範”有瞭距離；在另外一類讀者看來，或者仍覺太過迂遠，書捲氣還是稍嫌濃厚。好在我們並無像陳寅恪他們那樣具有想要“轉移一時之風氣”的使命感（中國傳統士人原無西方傳教士那種強烈的文化使命感，漢代人所說的“澄清天下”似乎更多是指事功而言，宋以後的士人明顯偏重“觸及靈魂”層麵的努力，我頗懷疑是受瞭禪學的影響），從一開始就既不希圖聞達（所以不用本名），也不奢望要影響什麼人；既不敢雲“提高”，也無意於“普及”。不過讀書閱世，思而後有所得，希望藉此以文會友，或者能從思想交換中獲得一些進益，如此而已。

文化評論的隨意性（與學術論文相比）似乎使寫作略更容易，惟在今日信息爆炸的時代，讀者的時間和刊物的篇幅都比曆史上任何時候更加有限。當此之時，若隨意製造文字垃圾，真可以說是犯罪。故我們這些文字，雖然粗淺，卻皆是誠誠懇懇用心力認真寫齣。我們寫作的基本準則是不趨時、不趨世，有心得方下筆，不作無病呻吟，亦不敢逢場作戲。知我罪我，乃在讀者。這一點小佳在電話中特彆提齣要說明一下，當然決非自以為是，不過齣於對讀者和刊物的尊敬和個人的自重。依我們的陋見，文化評論究竟與抒情散文不同，寫作時固然不妨比寫學術論文更加“率性”一些，但既然是寫給彆人看（特彆是有閱曆不深的青少年可能要看），總以多少有點“作聖”的責任感為好（當然，若有意“作聖”，便會失真，這也非我們之所欲）。

本書之所以名為“東風與西風”，並不是覺得其中一篇以此命名的文章特彆好，而主要是因為多數文章的內容或涉及中國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時更兼及兩者的異同。我們都是學中國曆史齣身，後來又多少受過一些西方的教育；深感不僅西方對中國有許多誤解，在我們已經尊西崇新一百多年的中國，國人對西方文化學術的瞭解仍可說僅及皮毛（包括《讀書》在內的一些尚有地位的刊物，近年刊發的有些論及西學的文章，便時有“背塔說相輪”的情形）。更為不幸的是，同樣由於百多年的尊西崇新，到我們的上一代人就已對中國傳統甚感模糊，以後更是每下愈況，結果造成今日一些有影響的學者拿西方文化作我們的“傳統”、而我們的“國學”傢與“後學”傢也依稀難辨的嚴重錯位現象。

約一個半世紀前，馬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說：“資産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瞭。……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産階級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即變成資産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齣一個世界。”假如把“資産階級”換為“西方”，這一預測與此後百多年的世界曆史發展實驚人地若閤符節。

但西方“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徵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卻不僅是馬恩所說的“商品的低廉價格”。強大的軍事實力與經濟能力一起使西人的文化自信大增，同時也提高瞭西方文化對非西方人的吸引力。這在近代中國有著非常充分的體現：萬裏長城之內的青年魯迅在1903年的《自題小像》一詩中曾以一句“靈颱無計逃神矢”沉痛地應和瞭馬恩的話，而彼時開始興起的尊西崇新大潮似乎至今未衰。

這一現象最宜用意大利馬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來解釋。我們國內許多人對“文化霸權”理論的理解都有些偏於從中文詞字望文生義，特彆注重居於強勢一方的強權控製。“控製”（domination）當然是文化霸權理論的一個關鍵詞，但若隻看見這一麵，就陷入另一左派思想傢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所說的“單嚮度”（one-dimensional）思維模式。其實，文化霸權的形成與維持，不僅有支配群體及其文化強勢控製的一麵，而且有被支配群體因各種曆史和時代原因對霸權文化大緻接受甚而主動贊同的一麵（這最有助於理解馬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自在”而不“自為”這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文化霸權”有些類似中國上古三代時的“共主”：其對從屬者未必要求絕對服從，實則常常隻要求承認其“共主”地位及不挑戰即可。這其間還有許多細緻微妙的講究，讀者可以去參考原書，但有一點必須注意，即“文化霸權”是“雙嚮度”的。

當然，霸權下的弱勢群體對強勢文化的傾羨和趨附，也一直伴隨著憎惡，在這一強勢的形成依賴於非文化因素時，更是如此。美國政治學傢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去年齣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論及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當非西方國傢在追求以富強（特彆落實於經濟和軍事力量）為標誌的“現代化”時，它們競相往西方尋求成功的秘訣；而在這些國傢達到相當程度的“現代化”後，又紛紛轉而聲稱是其本土文化——而不是從西方尋來的秘訣——促進瞭它們的成功。杭廷頓因而推論：國傢的富強可能導緻本土文化的復興。前些年關於所謂“東亞模式”經濟發展的討論，正是這一現象的典型錶述。近年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國學熱”的同步，似乎也預示著類似現象的齣現。

但是近代中國有著與其餘東亞國傢頗不相同的曆史經驗。在日本，“和魂洋材”說從來沒有落到“中體西用”論在中國那樣悲慘的結局（後者在中國思想言說中迄今仍是一個負麵意義為主的“落後”術語）；近代日本許多“國學傢”正是改革的促進派（其實中國亦然，不過因為當時還有更趨“新”者而顯得“舊”），故“國粹”在日本基本不是一個負麵詞語。在韓國，由於曾經陷為殖民地，更加感到本土文化的珍貴，反傳統的思潮雖也曾齣現，卻不像在中國那樣成為主流。而在中國，部分因為強勢文化采取瞭打壓和勸誘相結閤的策略（不一定是預謀的），尊西趨新及與此相關聯的反傳統觀念在思想界長期居於（或隱居）正統地位，其流風不散，以至於今。

故中國傳統的崩散遠甚於日、韓等國，到今天恐怕隻剩那些居於“深層結構”之安身立命的基本價值觀念尚部分存留，餘者多已進入博物館，要經專傢鑒定並釋讀後始能供遊人觀覽（也僅僅是觀覽而已）。同時，今日“國學”與“後學”的異麯同調，特彆是其既不“國”也不“後”的層麵，更揭示瞭“專傢”不專的隱憂。

這就産生瞭一種頗不樂觀的可能性：當中國真正能夠以西方的方式做西人曾經做到的事甚而做得更好（幾十年來不斷重復的“某事西方人用瞭多長時間做成、而中國人卻隻用瞭多短時間就做成”的流行“話語”，最能提示趕超西人並駕而上之這種心態的持續存在），因而齣現杭廷頓所推論的本土傳統文化復興之需求時，包括“專傢”在內的國人對傳統文化實已甚感隔膜。結果，本土文化的復興恐怕將類無源之水，雖得一時之盛雨而成潢潦，卻難以長流。

不能立足於傳統或與傳統接榫的“現代化”，其實並不會是有些人擔心的“全盤西化”（誠如杭廷頓所言，有些地方恐怕是“化”不過去的），但會是一種怎麼樣的“化”呢？騾子比驢強壯、比馬耐勞，但要繁衍似乎隻有“剋隆”一法。這樣的文化“復興”，大約不是人們所嚮往的吧？

本世紀初鬍適在欲為中國“再造文明”的同時也鼓吹“充分的世界化”，那是受瞭“天下一傢”的傳統思想影響（或者也因為他所學的專業是意在高遠的哲學），總希望有一個超越民族文化認同的大同世界的存在。近百年以及前此數韆年的人類曆史經驗提示，這樣的理想在可以預見到的將來恐怕仍隻能是個名副其實的理想（杭廷頓將此說破，最為與鬍適心態相近的中國人所不樂聞）。誰都希望下個世紀的世界是個衝突更少的世界，但努力的方嚮也許不是人們常說的求同存異（人類誠有共性，同者自同，原不必求；而人類各文化族群亦自有其個性，求也未必能同），倒是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和莊子主張的“以不齊為齊”，或更適閤於不同文化的族群共處，也更有實現的可能。

今日世界的融閤與互動已達不可能自我封閉的程度，不論何種文化或教義，皆已不存在完全純正不雜者（故即使所謂的“原教旨主義”也不過是一種態度的強調而已）。但要能夠真正汲取他文化之長，則一要立足於本土文化的堅實基礎，一要努力做到硃子所說的“虛其心”，即西人所謂“心靈開放”（open mind），平等對待本土文化與異文化。近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其最大問題即在於它隱約道齣將不同文化視為有高低之分的體係這一價值觀念。在這方麵，持“中體西用”說者與尊西崇新者實質上並無兩樣，其區彆不過在於中西文化何者高何者低而已。存此一念，則即使當時雙方大部分人的實際目的均側重在引進“西學”，仍難以真正汲取西學。

要朝“和而不同”的方嚮努力，首先要能既充分瞭解自己，又對異文化及異文化群體産生真正的“瞭解之同情”。而這一努力的方嚮恐怕不是去求同，而是先分清人我之彆，即不僅弄清楚“我是誰”這一認同問題，更要能將“非我”（the other）真正當作“他人”來理解。這是我們的文章常常注目於梳理中西文化異同的一點初衷。

就西方學術成果而言，隻有循西方文化體係的內在發展理路去解讀其具體的研究，纔能弄清其心意所指；必有此理解，纔談得上對話、批評與藉鑒。我們在評介一些西方漢學（包括中國研究）書籍時，總試圖說明其産生的學術語境。蓋漢學在西方是邊緣學科，除歐洲少數經典漢學著作有與近代西方經學（Classical Studies）相近的特有傳統外，大部分漢學研究都是循西方學術主流而波動的；若不瞭解其主流，也就難以讀齣其所欲言。

同樣，讀今日國人的學術著作，甚至討論今日的文化動嚮，恐怕也要通過論世而知書知人，根據其所處的語境來探索其有意無意的時代今典，然後或可以産生“瞭解之同情”。我們在寫作時也曾有意朝這方嚮努力，但是否真有所獲，則仍待讀者的教正。如今不僅有所謂“泡沫經濟”，文化界和學術界的“泡沫”現象大概都已到達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書中有幾篇文章，都帶點“說不”的味道，多少錶明我們對今日士風學風覺得尚有可商榷之處。我們也知道這類文字不閤時宜，但也許是“作聖”之心稍重，有時確有不吐不順暢的感覺。

以前辦報辦刊之人最喜齣現爭論，以為可吸引讀者。近年人之常情恰相反，大傢都互說好話，或各說各話，商榷性的文章頗不受編輯的歡迎。記得我們前幾年寫過一篇與人討論的文章，結果在刊物放置瞭比往常要長得多的時間，最後刊發時在作者署名前麵被冠以“留美學人”的頭銜。這不啻是一個“編者按語”，大緻意謂此等人居異邦太久，已不諳華夏禮儀，被討論者不與其一般見識可也。類似的情形我個人在好幾次學術研討會上也有所體會：凡齣現說點不同意見之情形時，便有朋友齣麵說這是齣於好意，而會下則必進而說明此人在外國甚久，對國內“學術規範”生疏，尚乞見諒雲雲。我後來也頗思有所改正，無奈修養不到傢，頑梗之性仍偶有錶露，這是要先緻歉意的。

本書各文除錯彆字的校改和一些西人西字的漢譯有所改動外，仍依其刊發時的原樣（個彆文章原有少量注釋，已刪去或並入正文）。非謂高明到可以一字不易，也不敢自謙到以為數年間學力毫無進步，實欲保留觀念與文筆之曆史原貌，以誌在一個急劇轉變的時代中一二學人應時而發的心聲，或可作為將來研究本世紀末士風、文風、以及世風的一點材料。



1998年1月8日序於四川大學桃林村


萬裏長城的曆史與迷思





以前常從普及讀物裏看到：人類所有的建築物中，隻有長城可以在太空上用肉眼觀察到。可是前年齣版的林霨（Arthur Waldron）教授的大作《長城：從曆史到迷思》卻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個“迷思”（myth）。而且這個“迷思”起源甚早，遠在載人衛星上天之前六、七十年就已形成。而直到今天，尚無一個宇航員曾報告說看到瞭長城。不僅如此，我們今天關於長城的許多觀點，實在也都是“迷思”。其中不少就像這個“迷思”一樣，是從西方進口的。西潮東漸的程度，看來比我們通常所認識的還要深入得多。

關於西潮東漸，過去西方漢學界對近世中國史的著作，常遵循一種西方衝擊、中國迴應的模式。其特點之一就是無論對西潮衝擊是褒是貶，都忽略中國自身從政治經濟社會到文化思想的內在發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美國學術界逐漸左傾。在此大潮中的不少美國漢學傢們，往往因西方過去侵略中國而産生一種負疚感，所以倡導一種要“在中國發現曆史”的研究取嚮。柯文（Paul Cohen）教授以此為題著有專書，前幾年已由中華書局齣瞭很不錯的譯本。這個新的研究取嚮當然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可是讀瞭柯文一書仍不免覺得有些“隔膜”。蓋柯文一書主要是對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國漢學界主流進行批判的反思，而從中國的視角觀之，其所批評的一些主要觀點不僅不錯，實際上可以說還認識發展得不夠。

對於這些問題本文不能一一涉及，隻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柯文批評瞭費正清學派關於西潮入侵以前中國隻發生“在傳統範圍內的變化”的觀點。雖然柯文正確指齣瞭費正清等人所注重的是中國的不變即缺乏西方那種“根本轉變”的一麵，但柯文在批評的同時將這一觀點本身亦視為不妥而擯棄，則不免矯枉過正瞭。實際上，費正清諸人或許是無意識地觸及到瞭儒傢或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中的一個根本要點，即齣新意於法度之中。在傳統範圍內變，即溫故而知新，正是兩韆年來中國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若從此角度去探索，或可解釋為何西潮未到或初到中國時，士人總是“迴嚮原典”去尋找變的思想資源。到西潮大盛後，纔接受近代西方破而後立的所謂“超越進步觀”，與傳統徹底決裂。費正清等若沿此取嚮研究，本可證明西潮的衝擊對中國的影響實超齣一般的認知。柯文等若依照這一真正中國式的“在傳統範圍中變”的取嚮，本來也可見到費正清等所不曾見之處。惜乎柯文等在安身立命處恐怕也是秉承超越進步觀的，所以將前一輩破得太厲害，無意中將其好處也破掉瞭。

林霨本人雖然齣自哈佛，也曾撰文對費正清學派有所批評，但他的研究範圍仍在較傳統的政治軍事外交史之中，所以有意無意間恰符閤中國“法而後能”的取嚮。其人文筆極佳，言之既文，行之必遠。書齣以後，頗獲佳評，被美國“史書俱樂部”選入，包銷二韆五百冊。兩年間該書已印齣二版，最近更齣瞭意大利文版。在學術著作一般銷售不上韆本的美國，這樣的接收率是不多見的。不過林著的主要價值還是在其“變而後大”的一麵，所以美國《齣版商周刊》將其譽為是改變瞭西方對中國基本構想的幾本書之一。

林著變而後大的一個特點，即在其熔古代近現代為一爐。美國的漢學，古代和近代幾乎是兩個不同的學派。前者相對更重史實，後者則偏重詮釋。古代史學者通常更多或更易於接受一些中國的觀念和認識方式，近代史學者則更多以西方的觀念模式來認識中國。這當然隻是言其大處，古代史學者中自不乏以希臘羅馬中世紀模式套中國者，近十多年許多近現代史學者也日漸主張應以中國為中心，更有人明言應學習古代史的學風。但直至今日，兩造在學風上的差異仍十分明顯。例如柯文就曾指齣，費正清等編著的《東亞史》的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在風格上有時自相矛盾。這就是雙方學風相異的顯例。

林霨《長城》一書的論述，從先秦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跨度甚大。但其重心，則是明代的長城修築及其相關的政治軍事外交問題。這樣一種突破常規的布局自有其風險。蓋一般言史，或以斷代或以種類區分之，而林書不僅時間上下延伸甚遠，類彆上亦不能簡單以軍事或外交或建築史概之。實際是一史學範圍內的跨學科研究。這在今日極講究名份認定（identity）的美國學界，自易引齣名份不清的問題。其間的禍福利弊，恐非一言能蔽之。

林著能“變而後大”，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林氏突破常規的取嚮。林氏對人們視之為當然的曆史“事實”和曆史觀念均不輕易接受，而是批判地印證。的確，這是一部對西方流行的“中國世界觀”概念進行挑戰的力作。依以前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國的曆史發展是一個邊界清楚和文化內凝的連續進程，即以長城為屏障劃分夷夏，華夏族在關內基本不受打擾地自在發展。而中國的對外關係，亦在文化決定論的夷夏觀之影響下維持連續和穩定。林氏以為，這些觀念或多或少都有問題。而其根本性的挑戰，則在於破除傳統的文化決定論。

林氏指齣，中國幾韆年發展中的變與不變、勝敗長短，並非全由文化決定，而常是特定時代的具體政治風雲或政策爭論的結果。具體言之，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來，不僅給中原政權造成軍事政治睏擾，同時更觸及到中國的名份認定這樣一個根本問題。換言之，“中國”首先是一種文明呢？還是一個國傢？是國傢，則種族和地域的界定均甚要緊。是文 讀書文叢精選：東風與西風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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