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導與抗衡：黨派、學人與浙江大學（1936-1949）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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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昱 著

圖書標籤:

• 浙江大學
• 近代中國高等教育
• 黨派政治
• 學術史
• 知識分子
• 抗戰時期
• 解放區教育
• 中共與教育
• 浙江曆史
• 高等教育研究

齣版社： 上海書店齣版社

ISBN：9787545814965

版次：1

商品編碼：12224168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07-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00

字數：22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內容簡介

　　訓導製既是抗戰全麵爆發後政府為加強對大學的控製而實施的一項關鍵措施，又是訓政時期廣義的黨化教育的重要環節。20世紀40年代末期，訓導製不但引發學生的強烈抗衡，更在原本默契的學人之間造成瞭隔閡與斷裂。竺可楨與張其昀這樣亦師亦友的學人最終做齣瞭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擇。本書以訓導製為切入點，考察政黨派係在大學校園中的權力鬥爭，以及由此引發的學生抗衡運動與學人政治認同危機。

作者簡介

　　何方昱，1975年生，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曆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民國史。在《近代史研究》、《學術月刊》、《抗日戰爭研究》、《史林》、《求是學刊》、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等學術刊物上以中文和英文發錶學術論文二十餘篇。主持並完成國傢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上海市哲社課題各一項。專著《“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2008）獲第六屆上海曆史學會學會奬（2009）。

目錄

摘 要 1
緒 論 5
一 學術史梳理 5
二 研究思路與主要內容 9
三　資料說明 12
第一章 國傢權力的介入與導師製的興衰 16
一 戰前“軍訓強而訓育弱”之窘境 16
二 郭任遠管理浙大的失敗 19
三 訓育委員會與竺可楨首創導師製 24
四 導師製的睏局 30
小 結 33
第二章 訓導處的成立與訓導長身份認同危機 35
一 訓導處的設置 35
二 訓導長的遴選 37
三 為“黨國負責”的首任訓導長薑琦 42
四 “為學生請命”的訓導長費鞏 46
小　結 53
第三章 國立大學與國民黨地方黨部的頡頏 55
一 浙大內遷及其與貴州地方黨部的抵牾 56
二　“倒孔運動”中浙大與湄潭縣黨部矛盾再起 65
三　蔣介石下達手令與黔特會拘捕學生 71
四 重組訓導處與浙大區黨部的建立 77
小 結 85
第四章 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大學校園中的黨派之爭 88
一 三青團浙大直屬分團部的籌建 88
二 遵義遊行中的三青團與馬列主義小組 93
三 “麵粉事件”與“費鞏案” 98
四 夏令營與話劇團：三青團的運作模式 105
小 結 109
第五章 學生自治會與訓導處的抗衡 111
一 《生活壁報》的創辦與“訓”、“導”失效 111
二 壁報危機與《學生壁報審查辦法》的頒行 113
三 “兩種權力存在於學校”與戰後壁報風潮 119
四 戰後訓導長與訓導處的維係 123
小 結 137
第六章 知識、權力與浙大史地學係的閤分 139
一 南高淵源與竺張閤力 140
二 課程設置與通纔教育 147
三 權力重組與史地分離 152
小 結 156
第七章 鼎革之際的抉擇：張其昀學術生涯的政治轉型 158
一、地理知識與人脈初結 158
二、加入國防設計委員會與初涉政界的頓挫 162
三、“為學問而努力”與地略學研究 166
四、“驅張運動”與漸趨政治中樞 172
小 結 177
第八章 訓導製下的學人政治認同危機：去留之間的竺可楨 179
一 被迫入黨與認同危機的産生 179
二 幾次辭職與不堪重負 182
三 軍警特務係統與學人的政治抉擇 186
小　結 191
結 語 193
徵引文獻 198

前言/序言

　　訓導製既是抗戰全麵爆發後國民政府為加強對大學的控製而實施的一項關鍵措施，又是國民黨訓政時期廣義的黨化教育的重要環節。該製度的無效和失序成為民國政治文化轉變的一個縮影，昭示瞭國民黨組織形態在民國末年的混亂與無序，也是其政權走嚮敗歿的又一顯例。以訓導製為切入點，考察政黨派係在大學校園中的權力鬥爭，以及由此引發的學生抗衡運動與學人政治認同危機，乃本項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
　　教育部倡導的訓導製正式實施於1939年，主要內容為在各級學校成立訓導處，遴選訓導長，管理訓育事務。在此之前，竺可楨於1936年4月接掌浙大後，首創“導師製”。浙江大學的導師製不僅實行較早，且一以貫之，乃校方相當重視的一項行政製度。但是，浙大導師製在實施過程中，不斷遭逢國傢權力的強力介入，緻使其經曆瞭從“自治”到“黨化”的發展過程，效果也因此逐漸削弱。訓導長作為大學校園中訓導製的主要負責人與執行者，擔負“嚮上對中央負責”、“嚮下訓導學生”的雙重職責，成為協助校長維護大學秩序的核心人物，而其黨派背景與教授身份更令這一角色呈現多重麵相。“為黨國負責”的薑琦和“為學生請命”的費鞏這兩類完全不同的訓導長角色，為我們呈現齣學人對待政治的不同立場和態度。1940年初，浙江大學各部遷往遵義、湄潭、永興等地時，因資源配置之爭，引發與地方黨部勢力的矛盾，雙方的衝突在1942年爆發的“倒孔運動”中達到高潮。地方黨部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呈現齣國立大學內遷時遭遇的睏境與難題，無論是訓導處，抑或浙大區黨部及三青團直屬分團部均對此無能無力。從另一個層麵看，作為國民黨的派係組織，三青團的政黨色彩不容否認，一旦它傾入大學校園，就會帶來無法化解的黨派矛盾，由此引發的各種爭端也漸漸溢齣大學所能掌控的範圍，並帶來越來越嚴重的後果。
　　在權力場域的鬥爭中，浙大學生自治會權力的日漸擴張，最終成為與校務會議抗衡的另一大權力機構，對訓導處的威信與閤法性構成挑戰，大學正常的運轉秩序亦遭到威脅。學人處境睏頓，但仍勉力發展學術，浙大史地學係的創建就是竺可楨、張其昀“史地閤一”觀念的積極實踐。然而，到瞭20世紀40年代末期，訓導製不但引發學生的強烈抗衡，更在原本默契的學人之間造成瞭隔閡與斷裂，確為事實。竺可楨與張其昀這樣亦師亦友的學人最終做齣瞭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擇。在現代中國政治體製的轉型過程中，1940年代中國學界不存在共有的認知已是昭然若揭，其所呈現齣的不完整的政治文化形態，更昭顯瞭國民黨政權的崩坍。

權力、知識與地域重塑：民國時期地方教育體係的演變與張力（1927-1949） 本書聚焦於民國時期（1927-1949）中國地方教育體係的復雜變遷，以深入考察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新興知識群體以及地方社會力量在這一關鍵曆史階段所形成的互動網絡和權力博弈。我們探討的並非單一院校的興衰，而是整個區域性教育生態的重塑過程，特彆是國民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如何與地方原有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以及新興的政治力量發生碰撞與融閤。 第一部分：中央指令與地方應對：教育行政的結構性挑戰 本部分首先梳理瞭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教育部在國傢層麵推行的教育規製與行政架構的演變。重點分析瞭這些自上而下的指令，如學製改革、師範教育的專業化、以及高等教育資源的集中與分配，如何在不同省份遭遇瞭現實的阻礙。 我們通過對檔案資料、地方誌和政府公報的細緻爬梳，描繪瞭地方教育廳、局的日常運作狀態。這些機構往往在中央的規範要求、地方財政的窘迫狀況以及地方士紳的隱性影響力之間進行艱難的平衡。研究揭示瞭“行政效率”與“地方認同”之間的內在張力，例如，中央強調的“普及教育”在農村地區往往因師資匱乏和地方宗族勢力的阻撓而收效甚微。 特彆關注瞭抗戰爆發前後，教育行政體係的臨時性遷移和資源的再分配對地方教育資源格局造成的長期影響。戰爭時期，許多省份的教育骨乾和物資被轉移，留守力量如何維持教育的最低限度運轉，成為研究的關鍵視角。這不僅是行政效率的問題，更是一個關於知識與文化存續的深刻議題。 第二部分：知識群體的分化與知識生産的場域重構 本書的第二核心部分，轉嚮瞭教育體係中的主體——知識分子和學人。我們不再將知識群體視為鐵闆一塊，而是細緻區分瞭在不同曆史節點上，不同背景學人的立場與選擇。 研究考察瞭“海歸派”、“本土精英”與“新晉師範畢業生”這三類主要知識群體在地方教育機構中的權力分配。例如，在地方性大學或師範學院的領導層中，誰掌握瞭人事權和學術解釋權，直接決定瞭學科設置和教學內容的方嚮。我們分析瞭特定學科（如工程技術、農學與人文社群科學）在地方發展戰略中的優先次序，以及哪些知識領域獲得瞭更多的財政支持與社會認可。 更進一步，我們探討瞭知識生産的“場域”是如何被重塑的。地方性學術團體、校刊、以及與地方文化機構（如圖書館、博物館）的閤作，構成瞭知識傳播的非正式網絡。在中央權威相對薄弱的地區，地方學人如何利用這些非正式場域，維護瞭某種程度上的學術自主性，或者反過來，如何被地方政治勢力所利用，成為其閤法性的工具。我們細緻審視瞭學人之間因政治光譜、專業路綫或地域情誼産生的復雜聯盟與對立。 第三部分：社會資本與教育資源的爭奪：地方精英的介入 第三部分將分析焦點投嚮瞭地方教育資源獲取背後的社會力量——以鄉紳、實業傢、地域性政治人物為代錶的地方精英。 教育資源，包括校捨土地、辦學經費和優秀師資，是地方社會權力競爭的核心標的。本書通過對特定傢族或商會通過“捐資助學”進入學校董事會的案例分析，揭示瞭精英階層如何將教育視為積纍“社會資本”和實現傢族聲譽延續的有效途徑。這種介入並非全然是破壞性的，有時它也為地方教育提供瞭必要的財政補充，但其代價往往是對教育內容和行政決策的隱性乾預。 我們重點考察瞭地方派係與教育機構之間的共生關係。例如，在某些省份，地方軍事強人或民選代錶如何通過安插親信擔任學校董事長或校董，來培養自己的政治追隨者，並將教育係統視為基層政治動員的前沿陣地。這種“人身依附”與“教育體係”的交織，極大地限製瞭教育的純粹性與公平性。 第四部分：媒介、意識形態與青年群體的塑造 最後一部分關注教育的最終産物與影響——受教育的青年群體。我們研究瞭在地方學校中，國民政府希望推行的意識形態（如三民主義、國傢主義）是如何被教師（知識群體）解碼、轉化和傳達的。 不同類型學校（公立、私立、教會學校）在意識形態灌輸上的差異構成瞭研究的重點。我們利用瞭部分日記、書信和學生迴憶錄，來描繪青年學生對官方說教的接受程度、抵製方式以及他們自身政治覺醒的路徑。在信息流通受阻的時代，地方報紙、宣傳單和演講，成為教育內容之外，影響青年思想形態的重要補充力量。 本書旨在提供一個多維度、去中心化的視角，理解民國時期地方教育體係的復雜性，揭示在國傢建構、現代轉型與地方權力固守的宏大敘事之下，知識、權力和社會資源是如何在地方層麵上進行持續的調適、抗衡與重塑的。

評分☆☆☆☆☆

這部書的視角真是彆開生麵，它深入挖掘瞭特定曆史時期中國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的權力動態和意識形態較量。我特彆欣賞作者如何細緻描摹瞭在動蕩時局下，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復雜張力。不同派彆的學人如何利用學術資源和話語權來爭奪影響力，以及這種“訓導”與“抗衡”如何在校園日常中具體呈現，都寫得極其透徹。作者並非簡單地羅列事件，而是構建瞭一幅精妙的權力地圖，展示瞭外部政治環境如何滲透並重塑大學的內部生態。閱讀過程中，我仿佛能感受到那種夾縫中求生存的知識分子的糾結與掙紮，他們既是教育的守護者，也是政治博弈的參與者，這種雙重身份的復雜性，在以往的論述中很少能如此鮮活地展現齣來。那種在理想與現實、學術自由與政治要求之間的微妙平衡，被作者用近乎手術刀般的精確解剖瞭齣來。

評分☆☆☆☆☆

這本書的貢獻在於它提供瞭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案例研究，從而挑戰瞭一些關於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既有框架。浙江大學在特定曆史斷層中的經曆，如同一個縮微模型，清晰地摺射齣當時全國範圍內知識精英與權力機構之間復雜而又充滿張力的關係。作者對地域文化和本地政治環境如何塑造大學特性的探討，是本書的一大亮點。這種將“地方性”與“普適性”研究相結閤的處理方式，使得論證既紮實又具有更廣闊的解釋空間。它迫使讀者反思，在談論高等教育的理想狀態時，我們往往忽略瞭權力運作的“地緣政治”因素是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教育的走嚮和質量的。

評分☆☆☆☆☆

我最欣賞這部作品的嚴謹之處在於，它對“訓導”與“抗衡”這兩個核心概念的界定和追蹤，顯示瞭極高的概念自覺性。作者沒有將兩者視為簡單的對立麵，而是深入挖掘瞭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在特定的曆史情境下，有時候“抗衡”本身也會被收編為權力結構的一部分，或者“訓導”的執行者也會在內部形成新的權力製衡點。這種對復雜性的捕捉，讓整個分析框架跳齣瞭二元對立的窠臼。它提供瞭一種觀察曆史變遷的精密工具，讓我們看到機構的生命力，恰恰體現在這種無休止的內部張力與適應性調整之中，每一次的調整都伴隨著代價和新的可能。

評分☆☆☆☆☆

這本書的史料挖掘深度令人嘆服，它不僅僅停留在宏大敘事層麵，而是通過對檔案、信件和迴憶錄的精心梳理，還原瞭那個時代大學治理的“微觀實在”。讀起來有一種身臨其境的質感，仿佛親眼目睹瞭不同行政力量如何在具體的人事任命、課程設置乃至學生管理中進行拉鋸戰。尤其對特定時期內部分關鍵人物的策略分析，展現瞭極高的洞察力。作者沒有將曆史人物臉譜化，而是展現瞭他們在特定曆史節點的功利計算與情感投入，這使得整個敘事充滿瞭人性的張力。我尤其關注其中關於“學術獨立性”在體製化壓力下如何被稀釋和重構的過程，這對於理解當代大學的治理結構依然有深刻的啓發意義，曆史的迴聲總是在不經意間響起。

評分☆☆☆☆☆

從文學性的角度來看，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非常齣色，它沒有陷入純粹的學術枯燥，反而像一部精心編排的曆史劇。作者嫻熟地運用瞭對比和鋪墊的手法，將不同地域和不同政治背景的教育理念衝突，戲劇性地呈現在讀者麵前。那種暗流湧動、劍拔弩張的氛圍，即使是通過書麵文字也清晰可感。它成功地將枯燥的製度史寫活瞭，每一個“抗衡”的瞬間都蘊含著巨大的戲劇張力。讀完後，我對於一個知識機構如何在短時間內經曆劇烈的結構性變化，有瞭更直觀和感性的理解。它提供瞭一種理解曆史的視角——權力不是靜止的授予或剝奪，而是在持續不斷的、充滿博弈的互動中被定義和重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