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导与抗衡：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1936-1949）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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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昱 著

图书标签:

• 浙江大学
•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
• 党派政治
• 学术史
• 知识分子
• 抗战时期
• 解放区教育
• 中共与教育
• 浙江历史
• 高等教育研究

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ISBN：9787545814965

版次：1

商品编码：12224168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00

字数：2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训导制既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政府为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而实施的一项关键措施，又是训政时期广义的党化教育的重要环节。20世纪40年代末期，训导制不但引发学生的强烈抗衡，更在原本默契的学人之间造成了隔阂与断裂。竺可桢与张其昀这样亦师亦友的学人最终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本书以训导制为切入点，考察政党派系在大学校园中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抗衡运动与学人政治认同危机。

作者简介

　　何方昱，1975年生，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史。在《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抗日战争研究》、《史林》、《求是学刊》、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等学术刊物上以中文和英文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哲社课题各一项。专著《“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2008）获第六届上海历史学会学会奖（2009）。

目录

摘 要 1
绪 论 5
一 学术史梳理 5
二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9
三　资料说明 12
第一章 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导师制的兴衰 16
一 战前“军训强而训育弱”之窘境 16
二 郭任远管理浙大的失败 19
三 训育委员会与竺可桢首创导师制 24
四 导师制的困局 30
小 结 33
第二章 训导处的成立与训导长身份认同危机 35
一 训导处的设置 35
二 训导长的遴选 37
三 为“党国负责”的首任训导长姜琦 42
四 “为学生请命”的训导长费巩 46
小　结 53
第三章 国立大学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颉颃 55
一 浙大内迁及其与贵州地方党部的抵牾 56
二　“倒孔运动”中浙大与湄潭县党部矛盾再起 65
三　蒋介石下达手令与黔特会拘捕学生 71
四 重组训导处与浙大区党部的建立 77
小 结 85
第四章 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大学校园中的党派之争 88
一 三青团浙大直属分团部的筹建 88
二 遵义游行中的三青团与马列主义小组 93
三 “面粉事件”与“费巩案” 98
四 夏令营与话剧团：三青团的运作模式 105
小 结 109
第五章 学生自治会与训导处的抗衡 111
一 《生活壁报》的创办与“训”、“导”失效 111
二 壁报危机与《学生壁报审查办法》的颁行 113
三 “两种权力存在于学校”与战后壁报风潮 119
四 战后训导长与训导处的维系 123
小 结 137
第六章 知识、权力与浙大史地学系的合分 139
一 南高渊源与竺张合力 140
二 课程设置与通才教育 147
三 权力重组与史地分离 152
小 结 156
第七章 鼎革之际的抉择：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 158
一、地理知识与人脉初结 158
二、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初涉政界的顿挫 162
三、“为学问而努力”与地略学研究 166
四、“驱张运动”与渐趋政治中枢 172
小 结 177
第八章 训导制下的学人政治认同危机：去留之间的竺可桢 179
一 被迫入党与认同危机的产生 179
二 几次辞职与不堪重负 182
三 军警特务系统与学人的政治抉择 186
小　结 191
结 语 193
征引文献 198

前言/序言

　　训导制既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而实施的一项关键措施，又是国民党训政时期广义的党化教育的重要环节。该制度的无效和失序成为民国政治文化转变的一个缩影，昭示了国民党组织形态在民国末年的混乱与无序，也是其政权走向败殁的又一显例。以训导制为切入点，考察政党派系在大学校园中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抗衡运动与学人政治认同危机，乃本项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教育部倡导的训导制正式实施于1939年，主要内容为在各级学校成立训导处，遴选训导长，管理训育事务。在此之前，竺可桢于1936年4月接掌浙大后，首创“导师制”。浙江大学的导师制不仅实行较早，且一以贯之，乃校方相当重视的一项行政制度。但是，浙大导师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遭逢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致使其经历了从“自治”到“党化”的发展过程，效果也因此逐渐削弱。训导长作为大学校园中训导制的主要负责人与执行者，担负“向上对中央负责”、“向下训导学生”的双重职责，成为协助校长维护大学秩序的核心人物，而其党派背景与教授身份更令这一角色呈现多重面相。“为党国负责”的姜琦和“为学生请命”的费巩这两类完全不同的训导长角色，为我们呈现出学人对待政治的不同立场和态度。1940年初，浙江大学各部迁往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之争，引发与地方党部势力的矛盾，双方的冲突在1942年爆发的“倒孔运动”中达到高潮。地方党部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国立大学内迁时遭遇的困境与难题，无论是训导处，抑或浙大区党部及三青团直属分团部均对此无能无力。从另一个层面看，作为国民党的派系组织，三青团的政党色彩不容否认，一旦它倾入大学校园，就会带来无法化解的党派矛盾，由此引发的各种争端也渐渐溢出大学所能掌控的范围，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在权力场域的斗争中，浙大学生自治会权力的日渐扩张，最终成为与校务会议抗衡的另一大权力机构，对训导处的威信与合法性构成挑战，大学正常的运转秩序亦遭到威胁。学人处境困顿，但仍勉力发展学术，浙大史地学系的创建就是竺可桢、张其昀“史地合一”观念的积极实践。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训导制不但引发学生的强烈抗衡，更在原本默契的学人之间造成了隔阂与断裂，确为事实。竺可桢与张其昀这样亦师亦友的学人最终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在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中，1940年代中国学界不存在共有的认知已是昭然若揭，其所呈现出的不完整的政治文化形态，更昭显了国民党政权的崩坍。

权力、知识与地域重塑：民国时期地方教育体系的演变与张力（1927-1949） 本书聚焦于民国时期（1927-1949）中国地方教育体系的复杂变迁，以深入考察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新兴知识群体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在这一关键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互动网络和权力博弈。我们探讨的并非单一院校的兴衰，而是整个区域性教育生态的重塑过程，特别是国民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如何与地方原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新兴的政治力量发生碰撞与融合。 第一部分：中央指令与地方应对：教育行政的结构性挑战 本部分首先梳理了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教育部在国家层面推行的教育规制与行政架构的演变。重点分析了这些自上而下的指令，如学制改革、师范教育的专业化、以及高等教育资源的集中与分配，如何在不同省份遭遇了现实的阻碍。 我们通过对档案资料、地方志和政府公报的细致爬梳，描绘了地方教育厅、局的日常运作状态。这些机构往往在中央的规范要求、地方财政的窘迫状况以及地方士绅的隐性影响力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研究揭示了“行政效率”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例如，中央强调的“普及教育”在农村地区往往因师资匮乏和地方宗族势力的阻挠而收效甚微。 特别关注了抗战爆发前后，教育行政体系的临时性迁移和资源的再分配对地方教育资源格局造成的长期影响。战争时期，许多省份的教育骨干和物资被转移，留守力量如何维持教育的最低限度运转，成为研究的关键视角。这不仅是行政效率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知识与文化存续的深刻议题。 第二部分：知识群体的分化与知识生产的场域重构 本书的第二核心部分，转向了教育体系中的主体——知识分子和学人。我们不再将知识群体视为铁板一块，而是细致区分了在不同历史节点上，不同背景学人的立场与选择。 研究考察了“海归派”、“本土精英”与“新晋师范毕业生”这三类主要知识群体在地方教育机构中的权力分配。例如，在地方性大学或师范学院的领导层中，谁掌握了人事权和学术解释权，直接决定了学科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方向。我们分析了特定学科（如工程技术、农学与人文社群科学）在地方发展战略中的优先次序，以及哪些知识领域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支持与社会认可。 更进一步，我们探讨了知识生产的“场域”是如何被重塑的。地方性学术团体、校刊、以及与地方文化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的合作，构成了知识传播的非正式网络。在中央权威相对薄弱的地区，地方学人如何利用这些非正式场域，维护了某种程度上的学术自主性，或者反过来，如何被地方政治势力所利用，成为其合法性的工具。我们细致审视了学人之间因政治光谱、专业路线或地域情谊产生的复杂联盟与对立。 第三部分：社会资本与教育资源的争夺：地方精英的介入 第三部分将分析焦点投向了地方教育资源获取背后的社会力量——以乡绅、实业家、地域性政治人物为代表的地方精英。 教育资源，包括校舍土地、办学经费和优秀师资，是地方社会权力竞争的核心标的。本书通过对特定家族或商会通过“捐资助学”进入学校董事会的案例分析，揭示了精英阶层如何将教育视为积累“社会资本”和实现家族声誉延续的有效途径。这种介入并非全然是破坏性的，有时它也为地方教育提供了必要的财政补充，但其代价往往是对教育内容和行政决策的隐性干预。 我们重点考察了地方派系与教育机构之间的共生关系。例如，在某些省份，地方军事强人或民选代表如何通过安插亲信担任学校董事长或校董，来培养自己的政治追随者，并将教育系统视为基层政治动员的前沿阵地。这种“人身依附”与“教育体系”的交织，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的纯粹性与公平性。 第四部分：媒介、意识形态与青年群体的塑造 最后一部分关注教育的最终产物与影响——受教育的青年群体。我们研究了在地方学校中，国民政府希望推行的意识形态（如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是如何被教师（知识群体）解码、转化和传达的。 不同类型学校（公立、私立、教会学校）在意识形态灌输上的差异构成了研究的重点。我们利用了部分日记、书信和学生回忆录，来描绘青年学生对官方说教的接受程度、抵制方式以及他们自身政治觉醒的路径。在信息流通受阻的时代，地方报纸、宣传单和演讲，成为教育内容之外，影响青年思想形态的重要补充力量。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去中心化的视角，理解民国时期地方教育体系的复杂性，揭示在国家建构、现代转型与地方权力固守的宏大叙事之下，知识、权力和社会资源是如何在地方层面上进行持续的调适、抗衡与重塑的。

评分☆☆☆☆☆

这本书的史料挖掘深度令人叹服，它不仅仅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而是通过对档案、信件和回忆录的精心梳理，还原了那个时代大学治理的“微观实在”。读起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质感，仿佛亲眼目睹了不同行政力量如何在具体的人事任命、课程设置乃至学生管理中进行拉锯战。尤其对特定时期内部分关键人物的策略分析，展现了极高的洞察力。作者没有将历史人物脸谱化，而是展现了他们在特定历史节点的功利计算与情感投入，这使得整个叙事充满了人性的张力。我尤其关注其中关于“学术独立性”在体制化压力下如何被稀释和重构的过程，这对于理解当代大学的治理结构依然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历史的回声总是在不经意间响起。

评分☆☆☆☆☆

我最欣赏这部作品的严谨之处在于，它对“训导”与“抗衡”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界定和追踪，显示了极高的概念自觉性。作者没有将两者视为简单的对立面，而是深入挖掘了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有时候“抗衡”本身也会被收编为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或者“训导”的执行者也会在内部形成新的权力制衡点。这种对复杂性的捕捉，让整个分析框架跳出了二元对立的窠臼。它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变迁的精密工具，让我们看到机构的生命力，恰恰体现在这种无休止的内部张力与适应性调整之中，每一次的调整都伴随着代价和新的可能。

评分☆☆☆☆☆

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出色，它没有陷入纯粹的学术枯燥，反而像一部精心编排的历史剧。作者娴熟地运用了对比和铺垫的手法，将不同地域和不同政治背景的教育理念冲突，戏剧性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那种暗流涌动、剑拔弩张的氛围，即使是通过书面文字也清晰可感。它成功地将枯燥的制度史写活了，每一个“抗衡”的瞬间都蕴含着巨大的戏剧张力。读完后，我对于一个知识机构如何在短时间内经历剧烈的结构性变化，有了更直观和感性的理解。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的视角——权力不是静止的授予或剥夺，而是在持续不断的、充满博弈的互动中被定义和重塑的。

评分☆☆☆☆☆

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案例研究，从而挑战了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既有框架。浙江大学在特定历史断层中的经历，如同一个缩微模型，清晰地折射出当时全国范围内知识精英与权力机构之间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关系。作者对地域文化和本地政治环境如何塑造大学特性的探讨，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种将“地方性”与“普适性”研究相结合的处理方式，使得论证既扎实又具有更广阔的解释空间。它迫使读者反思，在谈论高等教育的理想状态时，我们往往忽略了权力运作的“地缘政治”因素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的走向和质量的。

评分☆☆☆☆☆

这部书的视角真是别开生面，它深入挖掘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权力动态和意识形态较量。我特别欣赏作者如何细致描摹了在动荡时局下，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复杂张力。不同派别的学人如何利用学术资源和话语权来争夺影响力，以及这种“训导”与“抗衡”如何在校园日常中具体呈现，都写得极其透彻。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事件，而是构建了一幅精妙的权力地图，展示了外部政治环境如何渗透并重塑大学的内部生态。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感受到那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知识分子的纠结与挣扎，他们既是教育的守护者，也是政治博弈的参与者，这种双重身份的复杂性，在以往的论述中很少能如此鲜活地展现出来。那种在理想与现实、学术自由与政治要求之间的微妙平衡，被作者用近乎手术刀般的精确解剖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