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作者对当代文学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见解独到的分析，行文谨慎，让质疑与对质疑本身的反思并存，处处富于启发性，却又恰到好处地点到为止。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学术话语愈发大于学术问题，人们对许多事情的谈论过于斩钉截铁。相形之下，本书不仅在进行冷静学术讨论的同时，将幽默隽语点缀其间，那些看似“犹疑不定”“瞻前顾后”的思考，更令人印象深刻。

内容简介

　　《问题与方法》初版于2002年，是作者在北大课堂的讲稿。当时正值新旧世纪之交，人们充满世纪末的反思与困惑、憧憬与展望。十几年来，虽然文学界又发生许多大事，当我们阅读此书，重新审视今天的当代文学时，会发现这部讲稿持久的生命力，依然可以助益我们的研究与思考。
　　本书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社会思潮变迁轨迹为考察对象，从当代文学体制、生产、资源等观察视角，关注当代作家生存和文学生长的环境；并从学科的建构和生成等问题出发，把当代文学纳入相关学科的研究序列中加以探讨。通过对一批海内外卓有影响的文学史家研究状况的考察，提供了自己的思索和见解，既有书斋专着严谨务实、思路清晰的特点，又保留了课堂的轻松氛围和亲切的口语风格。

作者简介

　　洪子诚，生于1939年，广东揭阳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着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人合着）、《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人合着）、《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在北大课堂读诗》、《材料与注释》、《文学的阅读》等。

精彩书评

　　（本书）为当代文学研究开了一个新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具有研究范式革新的意义。
　　——温儒敏 北京大学教授

　　《问题与方法》记录了洪子诚对包括“文学史意识”“文学与历史”“文学史与叙述”“历史记忆”“左翼文学”等在内的一系列文学史基本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对80年代主流文学观念中一些不证自明的理论预设的质疑与追问，形象地展示出对“文学史”的关注和思考如何影响和改变一个80年代的文学研究者理解文学和认识自我的过程，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它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
　　——李杨 北京大学教授

目录

增订版序
初版自序
前言 课程介绍
第一讲 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
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
研究“滞后”的原因
寻找新的学科“话语”
第二讲 立场和方法
文学史的“写作”
阐释对象和阐释主体
“历史的偶然”
“叙事形式”和“真实性”
“时间”与当代文学史
当代文学史的关注点
历史“碎片”的整理
“对抗性”的线索
概念和叙述的“清理”
“内部研究”
第三讲 断裂与承续
“断裂”：作为一种现象
当代文学面临的压力
为问题寻找“参照”
“进化”的文学观
对“转折”的研究
第四讲 “当代文学”的生成
40年代文学的“可能性”
“文学共生”的想像
“独立的”文学传统
缠绕不清的问题
“一体化”和“价值多元”
文坛派别的类型划分
类型分析的目标
第五讲 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
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
当代的文学机构
出版业和文学报刊
“自由表达”的可能
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
“身份”的几个问题
第六讲 当代的文学“经典”
可供观察的方面（一）
有关的题外话
可供观察的方面（二）
当代“经典”的若干问题
对西方经典的“自主姿态”
对于“现代派”的策略
第七讲 当代文学的“资源”
“左翼文学”等概念
《夜读偶记》和卢卡契
激烈拒绝的态度
“异化”问题
革命文学的“宿命”
革命文学的“驯化”
批判性失去之后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第二讲 立场和方法
　　这里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不是普遍性的。就是说，不是讨论我们在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时，哪种方法最好，最正确，最有效。讨论的是不同的立场方法的可能性，它们各自达到的境地和限度。而且会更多地联系我这十年的教学和研究所遇到的问题来讨论。
　　文学史的“写作”
　　当代文学史研究，我们一开始便会遇到几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个是对“历史”的理解。文学史是历史的一种分支，首先要面对的是对“历史”如何理解。第二是文学史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这个问题是文学史研究难以回避的。第三是“当代文学史”的可能性。我们知道，80年代初，当一些当代文学史出版的时候，唐弢等先生曾提出这样的意见：“当代”文学不能写“史”。所以有一个“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或可行性问题。
　　这三个方面，分别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历史的“真实性”；文学性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当代人有无可能描述、处理当代发生的文学事件。我想，唐弢先生说的当代不能写史，主要是对当代人处理新近发生的事情的可靠性的怀疑。时间过于靠近，心理、情感缺乏距离，大概就容易看不清楚，过于情绪化吧。是的，我们都是生活在“当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谈到五六十年代，以至80年代的文学，许多是我们亲自经历的（广义地说）。我们谈论的“历史”“记忆”，我们读名人传记，知道天才往往是很小就出类拔萃，两三岁时就有记忆，那时就做出异乎常人的事，说出异乎常人的话。我对于我小时候事情的记忆，大概要到五六岁。现在我能够想起来的最早的事情，是五六岁时逞能跳过一条水沟，摔到沟里头，衣服全都湿了。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大笑）。
　　即使如此，当代的许多事情，我们是亲身经历的，至少是存留着当时气氛的记忆。我们经历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的情景。在文学的“百花时代”，为文学的革新，为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过激动的辩论。宗璞的《红豆》发表后，“我们”曾到颐和园玉带桥下，“考察”江玫“定情”的地点：不过，当事人的谢冕老师现在坚决否认有这样的事发生（笑）。在“大跃进”民歌运动中，我也试图日写“民歌”三百首（但没有实现）。在文革中，“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参加过那部后来被称为“阴谋电影”的《反击》的拍摄，充当了“群众演员”——这种种的经历、体验，在今天，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会带来哪些影响？它们是历史研究的财富，还是障碍？唐弢先生大概更多地看到了后者。但无论如何，有没有这种亲身经历和体验，在对“历史”的处理上，是有许多不同的。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他的《极端的年代》的“前言与谢语”中说的，“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或她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须）由外向内观察，经由该时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为托。”（第1页）当然，不是说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都是要处理你亲身经历过的东西。事实上也包括（而且更大量的）第二手，甚至三手的资料。但是这些东西跟你的距离非常靠近。在这样的特定时空中，有没有能力、是否有效地处理在这样一个时代发生的事件，这是当代文学史写作时遇到的最主要问题。
　　文学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对“历史”的理解这一问题。这当然不限于“当代文学史”，也不限于文学史。关于“历史”这个概念的使用，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涵义。如80年代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中所说的，一是发生过的涉及、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口头的，或文字的），三是讲述者对于历史事件持有的观点，他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观点、态度、方法。后者也可以称为“历史观”。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历史”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前二者。德国的文学史家瑙曼在他的一篇文章《作品与文学史》（这篇文章收入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文学史与读者》一书中）也指出，“文学史”一词在德语里至少有两种意义。他认为我们在研究文学史的时候，首先要区分这两种不同含义。一指文学具有一种在历时性的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当然对这个观点是有争论的。作家与作家之间、文学作品与作品之间，究竟有没有存在一种历时性的关联？这在文学研究皆有不同看法。有的理论家，特别是作家，会更倾向于对作品和作家的独特性的理解。瑙曼当然认为是存在这种联系的。正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我们研究、写作文学史才成为可能。如果否定这种内在联系，文学史的研究就失去了“动力”，或者说“基础”。不过，三四十年代英美的“新批评”，相信他们会比较不重视，或怀疑这种历时的联系。他们的理论和方法，都更强调文本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我做文学史研究的时间长了，也会产生一种厌烦，有时甚至沮丧的情绪，会想，文学史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有了好的文学文本就足够了！但是，为了不致丢掉现在的饭碗，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下去，千万不要轻易怀疑这种“内在联系”（笑）。瑙曼指出“文学史”的另一种含义，是指对这种“内在联系”的认识，以及对它的论述，也就是写出来的文学史，成为著作的东西。因此，“文学史”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发生的事情”，另一是我们对这种联系的认识，对它的描述的文本。前者是历史事件，是研究描述的“对象”，是作为“文本”的“历史”得以成立的前提，可以称为“文学的历史”；后者则可以叫作“文学史”，它的研究成果则是“文学史编纂”。如果我们说“这部当代文学史并没有很好呈现文学史的规律”，这句话中的前一个“文学史”，指编纂的成果，后面的则指发生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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