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党的***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根基,新时代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通过创新驱动战略促进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提升,加快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本年度《中国工业发展报告》选择实体经济发展作为主题。2017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本报告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本报告分析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整体处于工业化后期,综合实力进一步显著增强,中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且地位不断加强。正是在世界实体经济大国地位的有力支撑下,中国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实体经济强国,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从大到强转变的重大任务。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虽然具有庞大的实体经济供给数量,但供给质量不高,无法满足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还存在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此,需要深化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
供给质量就是供给侧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侧要求的程度。也就是说,供给质量决定了供给对需求的适应程度。供给质量可以分为供给要素质量和供给体系质量,供给要素质量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而供给体系质量则是产品(包括服务、工程等各种形式)、企业和行业等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因此,可以从产业、企业和产品三个层面入手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促进中国实体经济从大到强的转变。
一是在产业层面,协调发挥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作用,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实体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从产业层面看,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意味着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提高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成长的能力。创新能力不强、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业不够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是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问题的突出表现。具体而言,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高,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产业融合还有待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为此,政府至少应该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是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鼓励创新、促进实体经济结构高级化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共同目标,但竞争政策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放在培育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公平市场竞争环境上,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清理和废止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要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和降低成本方面营造良好环境。要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上的主体作用。但是,针对切实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和中小企业的创新领域采用补贴、税收优惠、贴息等形式的扶持性产业政策也是必需的,但一定要避免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实施,避免政府选择、特惠措施为主的产业政策取向。在通过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创新方向上,要注意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另一方面是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实体经济各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促进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和技术扩散服务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构成科技基础设施核心的国家实验室,旨在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发展使命开展战略性前沿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研发服务机构则是解决竞争前技术——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问题(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就是这类机构),技术扩散服务体系的作用则主要是促进已经形成的先进适用技术,尤其是工艺技术向广大企业的扩散和应用。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存在体系不完善、链条割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亟待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来加强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共性质量服务水平的关键是加强和提升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这具体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的内容。
内页插图
目录
总论 面向新时代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提要
一、引言
二、关于实体经济的基本认识与分类框架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中国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
五、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
综合篇
第一章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
提要
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趋势分析
四、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结构发展的关联性经验分析
五、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对策建议
第二章 中国工业的绿色发展
提要
一、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着环境约束
二、绿色发展理论指导下的政策体系
三、中国工业绿色发展取得的成效
四、深化工业绿色发展的路径与政策措施
第三章 “一带一路”倡议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提要
一、“一带一路”倡议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
三、政策建议
第四章 需求引导与工业创新
提要
一、“需求引致创新”的概念和机制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消费升级
三、需求引导工业创新的实践
四、利用消费升级趋势引领企业创新
第五章 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
提要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现状
二、知识保护与运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三、以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第六章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
提要
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仍然面临的融资瓶颈
三、以金融创新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对策与建议
第七章 服务型制造的发展
提要
一、服务型制造的内涵与特征
二、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新机遇
三、服务型制造的重要意义
四、中国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条件与政策支持
五、推动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八章 智能制造发展
提要
一、智能制造发展基本情况
二、我国智能制造发展近况
三、促进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九章 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提要
一、对外贸易发展的总体形势
二、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三、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思路与建议
第十章 房地产价格与制造业创新
提要
……
产业篇
区域篇
企业篇
前言/序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根基,新时代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通过创新驱动战略促进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提升,加快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本年度《中国工业发展报告》选择实体经济发展作为主题。2017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本报告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本报告分析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整体处于工业化后期,综合实力进一步显著增强,中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且地位不断加强。正是在世界实体经济大国地位的有力支撑下,中国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实体经济强国,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从大到强转变的重大任务。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虽然具有庞大的实体经济供给数量,但供给质量不高,无法满足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还存在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此,需要深化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
供给质量就是供给侧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侧要求的程度。也就是说,供给质量决定了供给对需求的适应程度。供给质量可以分为供给要素质量和供给体系质量,供给要素质量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而供给体系质量则是产品(包括服务、工程等各种形式)、企业和行业等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因此,可以从产业、企业和产品三个层面入手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促进中国实体经济从大到强的转变。
一是在产业层面,协调发挥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作用,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实体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从产业层面看,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意味着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提高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成长的能力。创新能力不强、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业不够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是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问题的突出表现。具体而言,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高,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产业融合还有待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为此,政府至少应该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是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鼓励创新、促进实体经济结构高级化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共同目标,但竞争政策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放在培育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公平市场竞争环境上,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清理和废止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要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和降低成本方面营造良好环境。要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上的主体作用。但是,针对切实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和中小企业的创新领域采用补贴、税收优惠、贴息等形式的扶持性产业政策也是必需的,但一定要避免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实施,避免政府选择、特惠措施为主的产业政策取向。在通过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创新方向上,要注意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另一方面是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实体经济各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促进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和技术扩散服务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构成科技基础设施核心的国家实验室,旨在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发展使命开展战略性前沿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研发服务机构则是解决竞争前技术——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问题(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就是这类机构),技术扩散服务体系的作用则主要是促进已经形成的先进适用技术,尤其是工艺技术向广大企业的扩散和应用。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存在体系不完善、链条割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亟待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来加强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共性质量服务水平的关键是加强和提升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这具体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的内容。
聚焦全球治理与区域合作:变革中的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 本书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当前错综复杂的全球治理格局,重点关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变迁以及新兴大国在维护全球稳定与推动区域合作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的背景下,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理解大国博弈的内在逻辑、多边主义的现实困境,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需求。 第一部分:全球秩序的重塑与挑战 第一章:后冷战时代的多极化趋势与结构性张力 本章首先回顾了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向单极化再转向多极化的演变历程。重点分析了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和执行力下降。我们探讨了结构性力量(如经济重心的东移)如何与制度性安排(如联合国、WTO的效能)之间产生张力。不同于传统的地缘政治分析,本章引入了“网络化权力”的概念,考察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技术巨头、全球智库)对传统国家权力边界的侵蚀和重塑作用。特别关注了全球治理赤字现象的加剧,即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金融风险、公共卫生)的增多与现有国际机制解决能力的相对衰退之间的矛盾。 第二章: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随着主要经济体内部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逆全球化思潮显著抬头。本章详细梳理了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采取的贸易壁垒措施,分析了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包括国内产业空心化、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对外部冲击的防御性反应。在此基础上,本书深入探讨了全球价值链(GVCs)的脆弱性与适应性。我们不只关注贸易摩擦的表象,更聚焦于供应链的“再地域化”(re-regionalization)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等新趋势对全球分工体系的长期影响。分析指出,未来全球生产网络将更加强调韧性而非单纯的效率优先。 第三章:地缘政治热点与安全困境的升级 本部分聚焦于当前全球几个关键的地缘政治热点区域,分析它们如何交织成一个更具不确定性的安全环境。讨论涵盖了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特别是海洋安全、军事现代化竞赛及其对区域稳定的溢出效应。同时,本书也对传统安全领域之外的新型安全威胁进行了深入剖析,例如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风险、太空军事化趋势以及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障碍。分析侧重于大国间在“信任赤字”背景下,如何通过威慑、联盟重组和战略模糊等手段来管理冲突风险。 第二部分:新兴大国在区域合作中的角色定位 第四章:新兴经济体联盟的协同效应与内在分歧 本书将目光投向金砖国家(BRICS)、上海合作组织(SCO)等新兴多边框架,研究它们如何试图在既有国际体系之外构建替代性的治理路径。本章评估了这些组织在推动南南合作、促进发展融资多样化方面的实际成就。关键在于,我们辨析了这些联盟在应对内部发展阶段差异、政治体制多元性以及对外部依赖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内在制约。分析强调,这些组织并非简单地对西方体系的模仿或对抗,而是在探索适应自身发展需求的、具有实践性的全球治理方案。 第五章:区域一体化的新范式:从贸易协定到规则制定 本章深入考察了当代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方向。传统的关税减免已不再是核心议题,取而代之的是数字经济规则、数据流动标准、环境治理和劳工权益等“更高标准”议题的嵌入。通过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重大区域贸易协定的比较研究,本书揭示了区域规则制定权竞争的白热化。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市场准入的竞争,更是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范式的预先卡位。 第六章:跨区域互联互通倡议的实践与评估 本部分重点分析了近年来涌现的大规模跨区域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倡议,探讨其在促进区域经济融合、改变地缘经济版图中的作用。分析不仅限于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评估,更关注其背后的治理模式、融资可持续性以及对当地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平衡的视角,审视这些倡议如何同时带来经济机遇、提升区域联通性,以及可能引发的债务风险和地缘政治敏感性。我们强调,成功的互联互通需要建立在透明、包容和多方受益的原则之上。 结论:迈向更具韧性的全球治理未来 本书最后总结指出,当前的全球体系正处于一个痛苦的“权力再分配”和“规则重构”的过渡期。未来全球治理的走向,取决于各国能否超越零和博弈思维,在关键的全球性挑战面前展现出务实的合作意愿。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世界秩序,需要对多边主义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同时承认并有效整合新兴大国的建设性作用。本书呼吁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以更具历史纵深感和跨学科视野,来应对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