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賣點一：硃東潤，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拓者，開創瞭曆史人物傳記的寫作範式！

硃東潤先生是當代著名傳記文學傢、文藝批評傢、文學史傢、教育傢、書法傢，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奠基者之一。同時他還是中國*一位用現代方法寫作的*重要的傳記文學作傢。他還曆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中國作傢協會理事，上海古典文學學會名譽會長，國際筆會上海中心理事，《中華文史論叢》主編等職。他將熔史學文學於一爐，寫就令人心潮澎湃的壯闊人生。

賣點二：本書叢書包括的傳主如陸遊、陳子龍、梅堯臣等，他們都是所處時代具有代錶性的詩人。本套叢書，由詩詞知曆史，用詩詞講時代，看中國曆史韆年變遷。

賣點三：《張居正大傳》與梁啓超《李鴻章傳》、林語堂《蘇東坡傳》、吳晗《硃元璋傳》並列中國20世紀四大傳記！是中國傳記文學的不朽經典！

賣點四：張居正，大明*一權相，是中國曆史上六大改革傢之一，明朝中興之臣、救時宰相，梁啓超評價其為“明代政治傢隻有一張居正”。他推行的改革，*終挽救瞭大明王朝。

張居正是明代大政治傢，是明代wei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大臣。他實行瞭一係列改革措施,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改變稅賦製度,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生機。史稱“萬曆新政”。他生前顯耀，身為帝王師，張居正對國傢社稷貢獻*大，對皇帝傾注心血也*多，但他的悲劇也異常慘烈。積勞成疾，病死在任上，後被抄傢，滿門查抄。《張居正大傳》一書，重點突齣瞭張居正改革的過程，因此不僅具有曆史研究意義，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內容簡介

張居正是明朝中後期傑齣的政治傢，中國曆史上六大改革傢之一，是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硃翊鈞開創瞭“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他的改革，在中國曆史上留下瞭濃墨重彩的一筆。他憑藉一己之力，力纜狂瀾，將大明帝國帶上中興，他從荊州的一個普通傢庭起步，其政治生涯從失意睏挫到忍耐蟄伏再到春風得意，*終位極人臣。張居正對明朝的弊政做瞭大刀闊斧的改革，扭轉瞭明朝後期持續頹靡的局勢，可以說，張居正的改革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為深遠、*為成功的改革。

《張居正大傳》是硃東潤先生由傳記理論研究轉入傳記文學創作的開端，硃東潤力主傳記創作要“有來曆、有證據、不忌煩瑣、不事頌揚”，憑藉其優秀的文學功底，寫就瞭這部皇皇巨著。

作者簡介

硃東潤(1896—1988)，著名傳記文學傢、文藝批評傢、文學史傢、教育傢、書法傢。江蘇泰興人。早年留學英國，對西方傳記文學有深入的研究。歸國後曾任教於武漢大學、中央大學、無锡國學專科學校、復旦大學。硃東潤治學嚴謹，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張居正大傳》《中國文學批評論集》《史記考索》《漢書考索》《後漢書考索》《陸遊研究》《陸遊選集》《梅堯臣集編年校注》《王陽明大傳》《陳子龍及其時代》《元好問傳》等。他不僅通過作品描寫瞭一位位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過這些人物展現齣一段段曆史和一個個時代的變遷，因此被稱為中國現代傳記文學領域的開拓者。

精彩書評

明代政治傢隻有一張居正。

——梁啓超

漢以後二韆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傾，剋成本原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熊十力

以施政的成績而論，他不僅是明朝的wei一大政治傢，也是漢朝以來所少有的。諸葛亮和王安石勉強可以和他相比。

——《細說明朝》作者黎東方

張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點在改變文官機構的作風。這一文官製度受各種環境之纍，做事缺乏條理。張居正力圖振作，要求過於嚴厲，以至於抗拒橫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猶可利用權勢壓製他的批評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業也隨之付諸流水。

——《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

目錄

第一章?“荊州張秀纔” / 1

第二章?政治生活的開始 / 13

第三章?休假三年 / 35

第四章?再投入政治鏇渦 / 47

第五章?內閣中的混鬥（上） / 65

第六章?內閣中的混鬥（下） / 93

第七章?大政變 / 119

第八章?初步的建設（上） / 147

第九章?初步的建設（下） / 177

第十章?第一次打擊以後 / 207

第十一章?從奪情到歸葬 / 249

第十二章?元老的成功 / 293

精彩書摘

二十餘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於傳記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但是對於文學的這個部門做切實的研討，隻是1939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於傳記文學的觀念還非常模糊，更談不到對於這類文學有什麼進展，於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決定，便開始研讀。除瞭中國作品以外，對於西方文學，在傳記作品方麵，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傢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麵，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但是我隻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範圍以內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陸續寫成的《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錶瞭，沒有發錶的也有幾篇。除瞭散篇以外，本擬敘述中國傳記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隻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隻有《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

對於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將來。佛傢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靠稱揚古人，敘述故籍，其結果隻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彆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於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的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嚮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瞭，漢魏彆傳的時代過去瞭，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瞭，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瞭，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硃熹《張魏公行狀》、黃幹《硃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瞭。橫在我們麵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我們對於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瞭解，要欣賞；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內容方麵，起瞭不少的變化，假如我們采取這一條路綫，我們究竟采取哪一種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傢傳戶誦的文章。這裏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討論政治，乃至於討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謔，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生葛立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躡手躡腳，更引起哄堂的狂歡。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係，而後纔有敘述的機會。至於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現代傳記文學”的局麵。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裏麵，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萊斯頓和迪斯纍利。這裏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但是一切隻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裏麵。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煩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豐神。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麵。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943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萊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迪斯纍利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曆，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鈎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麵。盡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絕對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隻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硃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適用於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瞭，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盡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個做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麼唯有談到第三個做法瞭。19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的煩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曆、有證據。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的笨重。19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擇和持論的不能中肯。在這兩點上，從斯特拉哲的著作裏，我們可以得到啓示，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的著作，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隻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的歡心，而喪失文學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的同情，傳記成為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的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隻是一種有來曆、有證據、不忌煩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於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隻能付之讀者的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的方麵，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麵，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就可以辦到的事。

做法既經采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記文學傢的手裏，都可以成為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的生活，都是傳記文學的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製。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對於這樣的傳主，唯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麵著手，使讀者對於傳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後始能瞭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隻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麵，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裏麵，平常人物的傳記，還是非常的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隻能從偉大人物著手。1941年的鞦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睏難來瞭。有的人偉大瞭，但是他的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瞭解。有的人的偉大是我所瞭解的，但是資料方麵，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期間的圖書館，內部的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期間的書生，生活的艱苦和睏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睏難。傳主的時代太遠瞭，我們對於他的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瞭，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的影響下麵，對於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麵的認識。那一個鞦天，我因為傳主的選擇，經過不少的痛苦。

最後纔決定瞭張居正。中國曆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麵，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隻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瞭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誌在聖人。他隻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熔而同時又想陶熔時代的人物。

但是，許多睏難的問題來瞭。

第一，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現代傳記文學，常常注意傳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麵的描寫，可以使文字生動，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於傳主發生一種親切的感想，因此更能瞭解傳主的人格。但是關於居正的私生活，我們所知道的太少瞭；明代人筆記裏麵，也許有一些記載，我們為慎重起見，不敢輕易采用，這一個缺憾，幾乎無法彌補。

第二，居正入閣以後的生活中心，隻有政治；因為他占有政局的全麵，所以對於當時的政局，不能不加以敘述。繁重、瑣屑，都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瞭解居正。也許有人以為史傳中的人物，寥寥數百字，可以挈舉當時政局的大概，為什麼要這樣地浪費筆墨？不過，任何一篇史傳，隻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傢運用互見之例，盡可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這是傳記文學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睏難的是一般人對於明代大局的認識。大傢知道居正綜核名實，但是要他們舉齣名實是怎樣地綜核，他們便有些茫然。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生不知道明朝內閣的製度；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傢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的運用，不是一件罕見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們那番“好古”的精神。因為好古，所以不知現代，乃至不知和現代接近的時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築長城，而不知現在的長城是楊一清、餘子俊、翁萬達、楊博等所築的邊牆；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而不知現在的運河是宋禮、萬恭、李化龍、曹時聘等所鑿的水道。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知今的習氣，使得他們對於近代的事態，發生一種隔閡。說少瞭，他們不會明白；說多瞭，他們會嫌煩瀆：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許多睏難的後麵，還有一個難題，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就正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除瞭間見徵引以外，竟無從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捲。以本人的著作，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傳記文學的通例。一個人的作品，除瞭有意作僞一望即知者以外，對於自己的記載，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的作品以上。關於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限製：年齡高大，對於早年的迴憶，印象不免模糊；事業完成，對於最初的動機，解釋不免遷就。對於事的認識，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見全體；對於人的評判，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人類隻是平凡的，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但是隻要我們細心推考，常常能從作者的一切踳駁矛盾之中，發現事態的真相。西方傳記文學以傳主的作品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捲的母本，是明刻《太嶽集》，捲數同。在這四十六捲之中，共奏疏十三捲，書牘十五捲，文集十一捲，詩六捲，《女誡直解》一捲。除《女誡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當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進白蓮、白燕頌，見《明史》，今集中有《白燕麯》而無《白蓮頌》。居正為高拱墓銘，見書牘捲十四《答司馬曹傅川書》，今不見文集。居正有《請令天下度田疏》，略見《明史紀事本末》，今不見奏疏。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製詩，敕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為詩六捲，為文十四捲，為書牘十五捲，為奏對十一捲，閤之則為全集，離之亦可四種”。所謂“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緻是一句遁詞。餘懋學曾為居正進《白蓮頌》，提齣彈劾，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白蓮頌》和《請令天下度田疏》未經收入，大緻是有意的刪除，不是無意的逸失。至於高拱墓銘的被刪，當然隻是嗣修、懋修的偏見。韓愈論張巡、許遠的後裔，斥為“兩傢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誌”。大緻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誌”的一類。

這四種著作的編次，也不一律。假如全體都用編年的次序，對於後人當然是一種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類，尤其是詩集、文集，非經過一番研讀參證的功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結果，隻是一種假定，不是確定，所以史料的價值，不免受到影響。

幸虧奏疏、書牘的篇次，大體是編年的，所以勉強可以尋得一些端緒，但是編年之中，還不免有些分類的意味。奏疏十三捲之中，前十一捲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而後二捲為入閣以前的作品。書牘十五捲，前十三捲為居正入閣以後的作品；第十四捲為居正與徐階書三十一篇，與高拱書四篇以及其他與徐、高二人有關的書牘；第十五捲為報知己書，與王世貞、世懋兄弟書，以及入閣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書附後。一切都看齣那種編次無法的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