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下行、民间投资寒冬、市场波折动荡……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下，“黑天鹅”四处飞窜！究竟如何看待急剧变化的经济形势，各种说法不胫而走，亟需权wei一锤定音，指明前景。
　　“十三五”期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样深化？“四梁八柱”改革发力点究竟有哪些？经济调整、转型升级、产业再造、国企改革、土地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变局……以上种种如何解读？
　　立足中国经济新方位，如何在越发难以预知的市场风险下捕捉机遇，分享新财富投资盛宴？本书为你拨开经济金融迷雾，拆解“十三五”改革深化期的新挑战、新机遇、新红利，助你看清时局、赢得未来。

　　在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建立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机制体制，依靠好的体制机制实现供给侧效率提高。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推动改革，实现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新红利”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盈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世界的15%，每年6.5%以上的增长可以为世界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长也就3%左右。所以，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保持在30%以上，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中国在高速增长后面临比较成本优势的新挑战。改革突围、创新突围是躲不过去的事情。只有改革才能延续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创新才能在较高收入水平上生产更高附加价值，从而在全球舞台立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周其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市场的私权一定要保障，政府的公权一定要规范。zui终，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领域起决定作用，让政府在社会长期发展的宏观领域起主导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刘伟

　　落实改革，提高供给侧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zui热门的话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会对改革的实际推进产生很大影响。
　　推进供给侧改革不应与“调结构”混为一谈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种各样的解释中，有一种我认为不太准确的解释，就是把它看成由政府用行政手段调结构。之前在中国很少用“结构性改革”这个词，一般说体制改革。但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常用的词，甚至中文中的“体制改革”一词也常常被译作“structuralreforms”，即“结构性改革”。它们所说的结构性改革，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总框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的改革，特别是指对政府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中国在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
　　在此框架下进行的改革也可以叫作结构性改革。而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提高供给效率对一些制度环节和政府职能进行的改革，不能把它们与政府用行政手段进行“调结构”混为一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市场与政府两者的作用并不是平起平坐、半斤八两，因为它们的作用领域是不一样的，作用方式也不相同。市场的基本功能有两条，一条是有效配置和再配置稀缺资源，另外一条是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激发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起作用的领域不同，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产和经营，即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什么是公共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用PPP（公私合作模式）的方式提供共用技术和牵头组织产业联盟开发新技术；用“补需方”等方式提供补助；组织对技术发展趋势的讨论和因势利导，提供非指令性的产业规划。在我看来，政府太多地干预微观经济，其实效果不好。以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达到的重点目标“三去一降一补”（去过剩产能、去房地产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例。其中，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过去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这类工作由政府下指标实现。看似很快见效，其实由于政府官员并不一定具有洞察什么是zui好结构的特殊能力，经常会发生资源误配。实现资源再配置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市场进行，即在竞争的推动下实现优胜劣汰，使有限资源从效益低的地方流向效益高的地方，就能做到事半功倍。所以，这次调整虽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还是应当依靠市场力量。不少人认为，“三去一降一补”和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时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我觉得对它的介绍有一点片面性，就是把行政命令、“限产压锭”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作用估计得太高。当年“三年脱困”，确实是从纺织业“限产压锭”和在全国各地建立再就业中心开端的。但由于缺乏新的就业岗位，除了上海好一点，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再就业中心壅塞，成千上万的下岗职工无法真正分流的情况。后来，政府采纳了把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的主渠道方针。随后，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有力措施，大力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就业、创业的主要出口。在那次结构调整中，行政手段起了作用，但真正解决大问题，还是靠市场创造大批新的企业和新的就业岗位。降成本、去杠杆这种事情，要靠企业家和企业职工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然而，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通常是不可能靠行政命令调动起来的。所以，政府应该“牵牛鼻子”，而不是“抬牛腿”，主要是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依靠市场竞争的奖优罚劣作用，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应对经济增速下降，关键在于提高供给侧效率
　　近年来，中央一再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以及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成本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四降一升”。我觉得，这些判断是正确的。从中可以看到，当前挑战的症结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通道。如何探寻经济下行的原因，进而提出应对方略？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可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入手。2009年以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流办法是着眼于需求侧，认为基本的原因是投资、消费和出口等“三驾马车”的力量不足，即总需求不足。根据这一分析结论得出的政策结论，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从需求侧分析的理论误区，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从实际结果来说，也会出现一些消极后果，如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负债与GDP比率）不断推高、资产市场泡沫生成和金融风险积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主要用扩需求的办法保增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许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应当从供给方面因素的分析中去寻找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办法。从供给侧看，决定经济增长的是新增劳动力、新资本形成和效率提高等因素。这种分析不但能很好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增速持续下降。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以往城乡隔绝的状态，使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等资源大量进入城市，得到较高效率的利用。同时，对外开放使中国在自主创新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然而，到21世纪初期，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通过结构改善提高效率的空间变窄。此外，中国在技术上从一个完全跟随者变成同跑者，甚至成为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再用简单引进的办法提高效率也就变得困难了。加上增加投资正面效应递减、负面效应累积，减速就成为必然。如此，要解决经济增长减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把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从“九五”计划开始就要求提高效率，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但实际效果有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转型不顺利的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所以，要真正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这种体制性障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效率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的应对方略是，在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建立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机制体制，依靠好的体制机制实现供给侧效率提高。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推动改革，实现转变。政府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zui重要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建设法治化的市场体系，从根本上鼓励创新创业，而不是直接去确定微观领域的技术路线、经营战略，或是给企业补贴。假如在竞争阶段继续给予特定、少数企业补贴，反而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企业应是变革的积极参加者。市场化、法治化的变革，对于某些在旧制度下有既得利益的企业虽有影响，但对所有企业和市场的长远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根本和长期推动作用的。所以，企业家要做好适应新环境的准备。在新的竞争和经营环境下，如何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如何提高自身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是企业需要花力气钻研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按照中央精神推进改革，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
　　我们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靠改革，但是改革不是一两天就能成功的。现在金融风险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所以必须采取措施维持大局的稳定，为改革赢得时间。怎么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第yi个方面是采取措施控制风险、化解风险。具体做法包括，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政府隐性负债；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的项目进行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政府如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帮助解决企业破产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浪费社会资源，只会增加风险积累；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破产保护下重整，这样可以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如成片卖不掉的商品房、“晒太阳”的开发区等等。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式短期政策也是可以用的。但总体来说，还是要去杠杆，而不能加杠杆。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种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中，由于特定经济状况下，“闲钱”不愿意投到不易退出的实业中去，而往往选择投向股市等资产市场，容易造成资产泡沫膨胀，所以应主要采用财政政策。近年来，财政赤字率控制目标提高到3%，结果可能会超过3%，那么财政政策怎么用？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用财政赤字创造需求。扩大赤字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增加支出，另外一个是减少收入。由于政府投资和补贴等往往是低效甚至有负效应的，如财政为部分新技术企业提供补贴，就会破坏竞争，产生负效应，所以建议主要进行普惠式的减负，来提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当然，营商环境不够好只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税收对于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有好处，这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们能通过以上办法维持大局的稳定，利用这段时间抓紧推进改革，在良好体制的推动下提高供给效率，国民经济就有可能摆脱目前的被动状态，逐步进入发展与改革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现在zui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按照中央精神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改革方面有336项改革，其中有一些进展得不错，有些方面还需要提速。从金融改革来说，前一个时期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展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但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单向推进是走不远的，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整体推进。又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国有企业的管理要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的重大决定。由于国有企业迄今为止仍然掌握着国家zui重要的资源，能否实现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因此，必须加快。总而言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经营环境，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长期发展是可以预期的。30多年改革已经为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现在需要做的是大家共同努力，落实各项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