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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書是政治傳播、輿論、民主理論、美國政治曆史等領域的必讀書。
　　可讀性強，理論敘述與曆史敘事相結閤。
　　有助於瞭解美國曆史和政治。

內容簡介

　　《用數字說話：民意調查如何塑造美國政治》涉及兩個主題：一是民主與理性的關係。二是民意調查的數據具有工具的和象徵的兩個功能。本書既有對民意調查的技術、曆史方麵的探討，還有對它背後所隱含的政治哲學方麵的思辨。

作者簡介

　　蘇珊·赫布斯特（Susan Herbst），美國知名政治學傢，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校長，是該校1881年建校以來首位女性校長。
　　譯者張健，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目錄

目錄

導語/00
第一章 定量與理性
第二章 數字與符號政治
第三章 輿論錶達與統計方法
第四章 黨派政治與模擬調查的符號運用（1856—1936）
第五章 國會議員、記者與意見評估（1930—1950）
第六章 當代公眾輿論研究
第七章 群眾估算與公眾輿論
第八章 意見量化與民主
參考文獻
譯後記

精彩書摘

民調與大眾傳媒

本書不少篇幅討論記者所進行的民調以及調查研究，因而對當代民調業的討論也從新聞組織開始。正如詹姆斯·布賴斯在《美國聯邦》中所指齣的，記者有助於塑造公眾輿論，但他們也會盡其所能來嘗試評估大眾情緒。記者們一直對評估公眾輿論感興趣，這是因為在一個民主政體裏，公眾輿論很重要——公眾輿論就是新聞。對公眾輿論的嚴密評估可以幫助編輯考量公眾想要聽到或讀到什麼，並因此而形塑新聞內容。另外，人們喜歡閱讀或者聽到關於公眾輿論的新聞，意見調查也使得大規模的社會比較成為可能。

記者早就發現他人所提供的民調數據非常有用。在19世紀，他們報道由誌同道閤的黨派讀者所寄送給他們的民調。到瞭20世紀，新聞組織經常訂閱民調服務，並且持續地刊登或者播報由他人收集的關於公眾情緒的數字。然而，在最近的幾十年，一些新聞組織建立起它們自己的內部民調機構。兩位新聞學教授——戴維·韋弗（David Weaver）與麥剋斯·麥庫姆斯（Max McCombs）提齣：記者最早開始對社會科學方法感興趣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在社會科學下設置瞭首個新聞學培訓項目後，很多大學創辦瞭新聞學的研究生項目，這些項目的研究者接受社會科學的學術訓練。據研究者邁剋爾·瑞恩（Michael Ryan）的調查，到70年代晚期，77個新聞學碩士項目中，61%的項目規定瞭一門量化研究方法的課程。

菲利普·邁耶（Philip Meyer），以前是記者，現在教授新聞學，他普及瞭“精確新聞學”這個術語，用於描述記者、編輯如何能夠運用社會科學技巧的方法。他於1973年齣版瞭《精確新聞學》（Precision Journalism），這本書影響深遠，在新聞學院中擁有廣泛的讀者。在書中，他認為記者應該充分利用社會科學的發展，量化工具在報道新聞中非常有用：

社會科學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幫助我們……社會科學在許多領域的發現提供瞭一種對傳統智慧的持續審核。僅僅密切關注和查明社會科學傢們正在做什麼，我們可以為自己省去不少麻煩，省去不確定性和錯失的良機。更為重要也更為直接的實用價值在於，我們可以去追隨他們這樣的榜樣，同時丟掉哲學傢的扶手椅，放棄這樣的觀念，即某些事實與常識就能使任何問題迎刃而解，把黏性的、高性能的研究技巧變成我們手中的技巧。


像新聞學課程一樣，新聞機構以調查研究和民意調查的形式，持續采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日報、電視新聞節目涵蓋瞭形形色色的有關民調與調查研究的報道。1980年，戴維·帕爾茲（David Paletz）與一個研究團隊進行瞭一次內容分析，目的是探究媒體如何使用民調。他們發現，在3個非選舉年期間，《紐約時報》刊載瞭380個民調；在同樣的時間裏，NBC和CBS的夜間新聞節目也一直在報道大量的民調——數量分彆是83和40。邁剋爾·特勞戈特（Michael Traugott）與羅伯特·魯希（Robrta Rusch）研究媒介中民調的擴張，他們分析瞭由《紐約時報》在1980年、1984年、1988年總統大選年中報道的大量民意調查，發現在每次競選期間被報道的民調的絕對數量都增加瞭；引用民調一般是報道文章的一部分，這些文章強調競選策略和“賽馬”。

盡管美國每年所進行的政治民調的數量沒有明確報告，但是媒體要負責生産和推廣許多數據。一些全國媒體聯閤起來進行民調（比如，《紐約時報》/CBS新聞民調或者是ABC新聞/《華盛頓郵報》民調），還有很多民調是由地方新聞機構來完成的。艾伯特·坎特裏爾（Albert Cantril）認為，盡管在最近的幾十年裏，民調數量不斷增加，但1988年的大選期間民調似乎“無處不在”。許多媒介渠道都用到瞭一本名叫《熱綫》（Hotline）的齣版物——選戰的每日報告，是一本州和地方民調的匯編。實際上，州和地方民調一般被全國性新聞機構所忽視；1988年之所以獲得關注，也是因為這份《熱綫》。但全國性新聞機構對《熱綫》的依賴是有問題的，因為《熱綫》省略瞭許多方法上的數據，而這些數據恰恰能夠幫助消費者評估民調的可靠性。

媒體中數量龐大的民調塑造瞭美國當代新聞業的特徵。盡管我會在結論章節中探討民調與量化對民主交流的影響，但在此應該指齣的是，有很多記者擔心民調在媒介中所占據的主導地位。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菲利普·邁耶報告說，許多依賴民調的新聞機構，讓他感到“不安”。有時候，記者、編輯因為他們可能在大選中造成公眾輿論的“樂隊花車效應”而感到內疚，嘗試減少這些感覺到的民調影響。報紙以及電視新聞廣播在報道民調結果時采用這樣的方法，即他們“試圖隱瞞”數據的精確性：

比方說，當《紐約時報》去年11月報道蓋洛普公司最終的民調結果時，它刪去瞭蓋洛普機構的基本預測——布什會在兩黨投票中獲得56%的選票而獲勝，隻是報道瞭能夠顯示“尚未決定（如何投票）”的那部分不太精確的數字。《今日美國報》采用瞭高登·布萊剋（Gordon Black）的直接預測，在頭版用一張圖錶顯示55%的人支持布什，但沒有在與圖錶一起的報道中提及預測結果，而是強調選民中的“傾嚮者”與“尚未決定者”。這三傢網絡化的民意調查都沒有嘗試給齣“尚未決定”的選民的發布情況。


比爾·科瓦奇（Bill Kovach）是《紐約時報》在華盛頓分部的編輯。他認為，民調對記者來說很有用處，但在很多方麵上也是有問題的。民調造成瞭“賽馬”式的報道，這過早地在選戰中將候選人從競爭中排除齣去。此外，許多媒體機構在它們內部的民調活動上投入瞭大量的資源，經常會無視其他民調人員的結果。這可能是危險的，因為那些其他的民調結果可能會與報紙自己的民調結果不同。科瓦奇想知道，是否媒體與他們的民調一起為公共辯論創造瞭議題：“會不會有這樣一種危險？”他問道，“其他的觀點、議題以及辦法都被排擠齣去瞭，然後采用瞭一個不完整的議程？”事實上，大量來自記者與其他人士對媒體運用數據的批評聲音，集中於媒體如何報道數據上。傳播復雜的調查結果的睏難、記者們缺乏恰當的量化方法培訓、沒有批評性地報道民調數據，所有這些都受到相當大的關注。10記者可能有時候會符號性地使用民調數據，像19世紀那樣，但是當代民調報道中真正的問題在於對數據的錯誤解讀。在結論一章筆者會按照民主理論再來討論這些問題。
用數字說話 民意調查如何塑造美國政治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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