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自媒体的悄然登场深度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社会中自媒体通讯方式的普及以及随之而有的一种文化书写的新形式——微信民族志的出现使原有文化秩序中时空意义发生转变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以研究异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学科自身的成长、转型与发展。在此种情境之下，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三届）：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学术研讨会也就应运而生。与会学者从微信民族志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微信、网络、自媒体研究的新进展；“写文化”与微信民族志；自媒体传播中的热点话题与文化研究；自媒体与民族志传播方式的新变化；微信民族志线上与线下的互动；扶贫与自媒体发展；自媒体、微信民族志与田野工作等议题切入，探讨自媒体时代下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以及人类学在此背景下的学科发展问题。此论文集便是此次会议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客座教授。1965年生人，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费孝通教授。2002-2004年，先后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以及荷兰莱顿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曾兼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执行主编。2010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中国社会学会理事，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先后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代表性著作有《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多元》《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等。

刘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格。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各类课题。2013-2014年赴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在费城公立学校开展田野工作。已出版专著3部，编著5部，在《教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教育学刊》等各类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并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权*刊物全文转载。

目录

目　　录

【微信民族志之认识论反思】

微信民族志时代的来临 ——人类学家对于文化转型的觉悟 赵旭东 ( 3 )

人类正在彼岸中注视自己 ——论自媒体时代人类学的学科自觉 方李莉 ( 25 )

微信民族志、微生活及其生活史意义——兼论微社会人类学研究应处理好的 几个关系 唐魁玉 邵 力 ( 39 )

微信技术与文化: 一种社会人类学的分析 陈学金 ( 54 )

微信民族志的实验与实践 陈 炼 ( 66 )

微信的即时性与民族志写作 王美芬 陈 浩 ( 77 )

“写文化” 与微信民族志关系初探 田 佳 ( 86 )

【微信民族志之社会发展影响】

移动传播时代: 村民网络公共参与对乡村社区认同的建构——基于甘肃陇南 F 村的田野调查 牛耀红 ( 99 )

界面与纠缠: XT 水灾的微信民族志构想 刘忠魏 (116)

网络暴力的形成机制研究 辛允星 李 洁 (141)

从“社会”到“群”: 互联网时代人际交往方式变迁研究 姬广绪 (156)

人类学视野下 “新社群——微信群” 研究 娄芸鹤 (170)

身份、仪式与亚文化表述——微时代与人类学视野下的网络亚文化研究及其 反思 吴震东 (185)

拼图: 用网络民族志研究线上社区和人群 叶韦明 (197)

【微信民族志之日常生活实践】

微信中的生命时间: 对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字鸿沟研究的一个维度 刘 谦 陈香茗 (213)

线下到线上: 微信红包与礼物规则的转化 付来友 (233)

“梗” 与 “玩梗”: ACG 亚文化群体的口头文类及实践 张倩怡 (247)

自媒体时代粉丝文化的网络民族志研究——以 “加油男孩” (TFBOYS) 网络粉丝群体为例 陆 烨 (264)

如何“生产”“快手世界” ——从快手 APP 看网络媒介与网络主体的运作

杨 宸 (286)

自媒体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向——基于微信 “朋友圈” 热点话题浅析

张 洁 (300)

微信的“书写”与“勾连” ——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 孙信茹 (311)

前言/序言

总 序

人类学的文化自信——“ 人类学前沿书系”总序

赵旭东

中国当下正经历着一场极为重要的变革, 这场变革必将触及文化形态的一种新的重组、再生与转化, 即基于一种面向世界秩序新格局的文化转型已经悄然发生并影响我们的新思维。对于此种转型而言, 其所带来的也必将是一种观念层次的大扭转。而这种大扭转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并体现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 谁都难以真正避开。由此, 我们的审美情趣、交流媒介以及理想价值等的文化因素, 都会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转型的语境之中见到一种自身变化的诸多痕迹。而人类学家于细微之处的意义把握的能力, 使得此一变化的过程有可能真正被记录下来, 留下有着明显时代特色的民族志作品。

近代以来, 西方世界在其不断向外扩张其所谓现代启蒙观念的同时,也确实发现了不同于西方自身现代诸特征的另类的文化传统, 乃至于“原始的”人类社会的诸多所谓“异文化”或者“他者”的存在, 由此而在一种现代科学的对于自然世界的无限探索的意义上发明了人类学这门学科, 即一门以他者文化实地考察为核心的对于西方以外世界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生计消费、土地利用、语言文字以及宗教信仰等人类文化存在的一种整体性的描述记录。在此种指向他者文化的观念的驱使之下,西方人类学家通过走出自己的国土借助一种独具特色的实地田野研究的方法, 通过一种专门的民族志田野记录的手段, 为那个时代留存下来一份在世界不同区域仍旧活着的诸多文化形态的民族志, 由此而奠定了后来人类学学科在西方学术界中的地位。凡是遭遇文化的文化问题, 向人类学家咨询成一种基本的思维倾向, 就像有精神疾病之人要向心理学家咨询一样。

可以肯定地说, 西方对西方以外世界的探险史, 同时也必然是对世界文化差异性存在的发现史。或许再没有比此种文化上的发现更能让人激动人心的了。西方也恰因为此而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 即他们自信自己对于世界的文化分布有了一种真正的把握。他们也曾经为这样一种自信而规划了世界文化秩序的新格局, 所有今天在文化领域流行并实践着的新概念都跟这种文化上的规划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比如, 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文化保护、文化的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等。这其中又无一项不是跟西方对其自身以外世界的文化发现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此而助长了我们对于世界新格局的一种想象, 可想而知, 还有什么比此种想象更让人平添更多的文化上的自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