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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周作人与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取周作人思想中的五个关键处来与儒家思想中的某条脉络进行对照和分析。第一部分探讨周作人思想中的经验主义成分与中国儒家传统之关系。第二部分探讨周作人所提出的“伦理之自然化”命题与中晚明思潮尤其是阳明心学中某些观念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周作人的启蒙心态及其对儒家思想史中异端传统的追寻与勾勒。第四部分探讨周作人一生中对于文章与事功之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看法。第五部分探讨周作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抄书体和笔记体写作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思路。

作者简介

　　何亦聪，1985年生，河南濮阳人。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山西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文学评论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并以周作人散文研究为重心，已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思想史视野中的周作人对儒家思想的重构（代序）黄开发
绪论

第一章 儒家传统与经验主义
第一节 儒家传统的变异
第二节 永恒的矛盾：“尊德性”与“道问学”
第三节 浙东学术与史学视角

第二章 道德本于自然
第一节 “伦理之自然化”
第二节 阳明心学与人的自觉
第三节 作为自然之对立面的士大夫传统

第三章 异端传统与启蒙心态
第一节 启蒙视野中的异端传统
第二节 关于“道统”
第三节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与嬗变：从李贽到周作人

第四章 文章与事功之间
第一节 从“文学无用论”到“道义之事功化”
第二节 界限问题
第三节 纵横余习与策论文章

第五章 文体背后的思路
第一节 杂家的边缘心态
第二节 “披沙拣金”与“持守枢要”

结语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周作人与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
　　周作人曾于四十年代初写过一篇名为《道德漫谈》的文章，其中说：“从前与老朋友谈天，讲到古来哲人诸子，总多恕周秦而非汉，或又恕汉而非宋，非敢开倒车而复古也，不知怎的总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为这大概是被后人弄坏的。世间常说孔孟是纯净的儒家，一误于汉而增加荒诞分子，再误于宋而转益严酷，我们也便是这样看法，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对，因为在孔孟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ciJ此说既是周作人对于儒家传统之历史演进的看法，也颇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问题在于，原初儒家与后世儒家的区别在哪里？仅仅是汉儒多了些荒诞分子，宋儒转益严酷么？当然也不完全如此，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周作人写道：“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后来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就成为儒家衰微的原因。”在这里，他将儒家衰微的原因归结为法家与佛教的双重影响，但是此种见解似乎也处在变化之中，因为他还曾说过：“中国儒生汉以后道士化了，宋以后又加以禅和子化了，自己的生命早已无有，更何从得有血性与胸襟乎？”若照此说法，则法家的影响因素似乎又被剔除在外了。
　　不论说法如何变化，周作人的意思，始终是在强调，正统儒家的衰微乃肇因于外在思想之影响，以至于名存实亡，徒有皮囊，而无筋骨血肉，此等论说，与何炳松在《浙东学派溯源》中对儒家传统脉络的描画十分相像，惟何氏单独拈出程颐与浙东学派一线，以为正统儒家之遗存，而周作人的态度则更加悲观，直接认为儒家传统已经“衰微”了。与此相似的观点，还有秦晖在《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一文中所提出的“法道互补”说法，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时代，尽管真正的儒家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血脉一直不绝如缕，到现在也仍然不失其光华。但实际上就整体而言，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与其说是‘儒道互补’，不如说是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补’更确切。其特征是：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而正如经济上因乱而管、因死而放，遂使‘死”乱’互为因果一样，在‘文化’上恶欲横流成为‘管’的理由，假话连台又成为‘放’的依据，于是假与恶也就互为因果，形成怪圈。“
　　确有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儒道互补“模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林语堂，在其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中，有一段这样的著名议论：“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2]若翻阅周作人的文集，类似的论述其实也可以找到，只不过比林语堂多添了一个“法家”：“道家前辈经验太深了，觉得世事无可为，法家的后生又太浅了，觉得大有可为，儒家却似经过忧患的壮年，他知道这人生不太可乐，也不是可以抛却不管了事的，只好尽力的去干了看，这即是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3]然则林语堂的论述是轻妙的、鉴赏式的，而周作人就没有这么乐观，他甚至觉得，在道家与法家的夹缝之中，真正的儒家只是一种微弱如同萤火的存在：“我常觉得中国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和乃成为儒。而这化合往往未能完成，遂多现出本色，以法家为甚，如三从殆其明征也。”
　　……

前言/序言

　　何亦聪的博士论文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梓行，他嘱我写序，作为指导教师，这似乎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记得2009年夏，我收到一个来自苏州的特快专递，寄件人就是何亦聪，那时他在范培松教授门下攻读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生。邮件里有一封信和一个光盘，光盘里存的是他写的多篇短文。信中说，他在研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周作人，主要思考几个问题：三十年代的周作人逐渐形成一种中心性的观念，认为世界是一种经验性的存在，除却经验之外，别无什么形而上的体系，因此“认知”这一概念在周氏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周作人秉承西方自苏格拉底至十八世纪的核心观念——知识即美德，“知识”和“认知”本身在他那里就构成了一种终极的意义；与其上述观念密切相关，周作人抄书体的散文即是对一些重要经验的筛选、评估和重述，核心仍是“认知”。抄书体散文非但不是“闲适”的，无关宏旨的，而恰恰是具有极大道德关怀的。显然，他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周作人三十年代思想和文体的整体认识，观点新颖而又有深度。作为一个在读的三年级硕士生，能有这样的见识是不简单的。学界一般肯定周作人前期而贬低其后期，即便对三十年代以后的周氏有所肯定，那也是很有保留的。而研究生们又往往根据研究文献来构建自己的文学史观念，忽视原初的文献和语境，难免受到流行观念的掣肘。
　　2009年深秋，亦聪因事来京，到我的办公室谈过一次。中心话题就是周作人研究问题，他问到周作人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新的学术生长点。我重点谈到了周作人思想研究，研究者往往使用一些流行的概念、理论来框限，而周作人则是一个独特的思想家，很多时候别人套上鞋子与他的脚对不上号。需要更多地关注周作人自己所用的概念和命题，并从他的著述中提炼出一些概念和命题，加以考察、比较、分析，加以条理化。周作人思想研究有两个亟待进行的方面：一是他与霭理斯、弗来则等外国思想家的关系；另一个，也是更为紧要的，是要考察周作人与中国传统思想家的关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量体裁衣，真正看清楚周作人思想的特质、成就与不足。
　　那天临走时，亦聪拿出一个手提袋，里面有两筒茶叶。我没有接受，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他略有迟疑，没有坚持，会意而去。恂恂书生，这是亦聪给我的第一印象。
　　翌年春，亦聪发来了他硕士论文的电子版。论文题目是关于周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思想观念与散文创作的。他所言周氏思想观念包括三个层面：经验主义认识论、循环论的历史观、疾虚妄与重情理的态度。他强调周氏抄书体散文事实上是作为一种“观念的外化”而存在的。从他的来信和硕士论文中，看得出他后来博士论文中的不少概念和观点的雏形，说明他对博士论文中的问题经过了持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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