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當今中國,教育問題可謂國人關注的焦點之一,也是問題較多的領域。本書非常契閤當下國內教育發展現實,對國內教育改革可以起到一定的反思和推動作用。
內容簡介
《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曆史社會學》考察瞭1850—1978年間美國的教育發展曆程,以文憑社會的文化生産為研究切入點,從社會學視域分析瞭文憑的本質和文憑異化的過程,揭示瞭學校教育與社會分層的內在關係,進而完成瞭對當代資本主義教育製度的反思和批判。
作者簡介
(美)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 ),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傢,衝突論學派代錶人物,賓夕法尼亞大學榮休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社會學、社會衝突、關於政治與經濟變遷的宏觀社會學,著有《文憑社會》《衝突社會學》《哲學社會學》《互動儀式鏈》《暴力》等著作,在學界産生瞭重大影響。
目錄
中文版序
推薦序
第一章 技術管治的迷思
第二章 組織中的事業
第三章 文化的政治經濟學
第四章 曆史上的美國
第五章 文憑係統的興起
第六章 專業的政治學
第七章 閑職社會的政治學
參考文獻
譯後記
精彩書摘
閑職與職位財産
社會階級可以通過他們占有的財産來劃分,但是這種“財産”中最重要的形式並不限於傳統的物質與金錢所有物。相反,勞動市場中的“職位”塑造構成瞭最直接的財産形式。“職位”這個詞本身隻是一種比喻(盡管它廣為流傳並被視為理所當然),用來形容特定個體在特定工作條件下一係列恒定的行為模式。事實上,物質與金錢財産(property)也是一個類似的比喻,因為財産關係是一種行為,是麵對特定對象和人物時的特定行動,而不是所有者與所有物之間的物質關係。在日常生活中,決定大部分階級組織和階級鬥爭的是職位中的財産(property in positions)。物質與金錢財産(除瞭自有住所之外)集中在相當有限的群體手中,但職位財産卻是在整個人群中塑造著階級關係,並有很大的變動範圍。經濟鬥爭的實際細節就是在這一層麵展開的。
技術變革在這一背景下帶來瞭十分奇怪的結果。對大部分工作來說,技術要求並沒有因此提高太多;隻要一個人識字,大部分工作都能通過日常實踐來學習。對內要求不同尋常的漫長訓練或技能的專業工作十分罕見。“係統”並不會“需要”或“要求”特定的工作錶現;它“需要”它得到的東西,因為“它”隻不過是一種談論當時當下事情如何發生的潦草方式罷瞭。人們工作有多努力、多靈巧、多聰明,這取決於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要求他們這麼做,以及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支配其他人。技術進步能帶來的是提高生産的財富總額,並讓塑造職位財産的鬥爭愈演愈烈;這不是因為生産的必要性,而是因為增長的財富激化瞭對分配的爭奪。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裏:機器與組織技術已經十分強大,能讓所有人都在付齣相對較少體力勞動的情況下以十分舒適的標準生活。人們已經對此思索瞭許久,有時帶著希望,有時對阻撓這一趨勢的力量心懷憤怒,有時則害怕這會帶來無聊和缺乏目標的生活。但實際上,社會並沒有轉嚮由娛樂休閑主導,至少這種轉嚮十分緩慢,看起來似乎並沒有什麼改變。大部分人仍然每周工作很長時間;最高層的職位則需要每周花更長時間工作(這一群體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每周要工作55小時以上);已婚女性中有很大比例參與工作;許多人同時有幾份工作(Wilensky,1961)。
為什麼會這樣?如果我們想到,社會中最常見的休閑方式也是最不受歡迎的,一切就迎刃而解瞭:那就是失業。人們之所以工作,是因為工作是財富分配的方式。為失業者提供保障的福利係統盡管麵臨許多反對聲音,卻對財富再分配作用很小(Pilcher,1976)。之所以有些人很富有,是因為他們或其傢人的工作控製瞭財富最多的大型組織。其他人則在保障我們生活的組織財産係統中有著一席之地。失業者(或繼承瞭邊緣職位的人)對社會中主要的財産資源並無權力(通常也沒有政治影響力),這就是他們貧睏的原因。
考慮到理論上能帶來高休閑社會的技術管治論,關鍵問題在於:誰來控製它?答案很明顯:在一個大眾休閑的社會裏,那些少數工作的人將會得到最多的財富。米歇爾斯(Michels,1949)發現,控製政黨中行政係統的人能夠獲得最多的利益,在更廣泛的層麵上也有類似的現象。正因如此,我們纔沒有轉嚮一個高休閑的社會,盡管技術能力早已達到瞭這一程度。我們為或多或少很簡單的工作建立瞭多餘的結構,其中充斥著沒事找事的閑職,不僅因為現代技術允許我們這麼乾,也因為想要工作的大眾帶來瞭政治壓力。因此,我們有著龐大的政府雇傭係統(包括教育),工會部門有著繁復的工作規章來保護自己,寡頭企業中龐大的勞動力則不斷保持繁忙,並尋找新産品來正當化自己的工作。實際上,休閑已被納入工作本身。因此,技術進步並不會要求人人都要努力工作和接受長時間的訓練,而是會讓組織要求變得越來越錶麵化和隨意。
本斯曼和維迪奇(Bensman and Vidich,1971:5-31)提供瞭一些理由,來解釋為什麼我們得以轉嚮這種“閑職社會”:技術帶來的生産力本身製造瞭現在被廣為承認的“凱恩主義”問題,那就是如何保持消費者的需求,從而防止經濟衰退。政府雇傭的大規模擴張正是這一問題帶來的結果。另一個結果則是政府通過將越來越多的執照分配給連鎖和專業寡頭來為第三部門提供保障。在最大的製造業公司裏也存在私人企業的閑職,這些公司有著較高的教育要求和復雜的職位分工,他們的休閑補貼是通過銷售展會、激勵項目和再培訓項目來提供的。大型組織的控製部門哪怕是以提高生産效率的名義建立的,也會提高非生産的閑職部門比例。明確的計劃和成本核算部門會將自己的成本加到組織身上,並將財富轉移給自身成員;保險部門和執法部門也是如此。在這些領域,上上下下對控製權的爭奪都證實,在組織的每一個層級都存在政治元素。保險公司接到的索賠越多,公司接到的工會和種族歧視投訴越多,專門處理這些問題的製度化部門就會不斷增長,導緻組織中有更多人捲入鬥爭來強化自己的職位財産。閑職部門因為人們爭奪對它的控製而變得愈發龐大起來。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經濟市場的理性沒能抑製這種浪費,讓這麼做的組織倒閉?事實上,在經濟市場的主要部門裏,這一過程並不成立。政府組織無須參與競爭,也很少會麵臨有效的讓它們市場化的政治壓力。大型公司恰恰能夠負擔得起這種內部再分配,因為它們壟斷著市場,而且通常還有政府政策作為保障;外部競爭並不能讓它們降低內部成本,因為官僚組織的復雜性和股票所有權與直接管理之間的剝離讓它們無需對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負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技術管治論的維護者看來,恰恰是那些得到高度保護的組織因為技術變革而獲益,而那些無法在市場中得到保護的小型組織則因技術的落後而麵對動蕩和相對貧睏。這隻不過是在用閑職部門自己的意識形態來重復它們的自吹自擂罷瞭。
在經濟衰退時,談論閑職的普遍存在和生産的“奢侈”或“浪費”本質可能看起來不那麼協調,但隻有在技術管治的意識形態下纔是如此。通貨膨脹和市場需求不足帶來的經濟危機,也許恰恰是閑職係統的不公平所帶來的結果。物質財富與休閑同時集中在一部分人手裏,另一些人則麵臨經濟睏難,同時可能所有人都內心焦慮;這在經濟史上並非沒有先例。技術帶來的高生産力在經濟危機中並沒有消失,因為經濟危機歸根結底發生在財富的分配而不是生産上。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文憑的通貨膨脹指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更高的學位,工作職位對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漲船高。當有越來越多的人獲得某一教育文憑或學位時,其價值也就隨之下降。在美國,高中文憑(即接受12 年教育)在1940 年之前還相對罕見;而現如今,高中學位已是傢常便飯,在找工作時幾乎一文不值。大學入學率在年輕人中超過瞭60%,大學學位也麵臨著如高中學位一樣的命運。現在,當學位已經發生通貨膨脹,它們的主要價值就是重新投入教育市場,用來獲得更高的學位。理論上,這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我們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明清兩朝時那樣,學子們不停地參加科舉考試,一直到三四十歲;隻不過現在這種情況影響到的可能是絕大部分人,而不再僅僅是少數精英。不同國傢教育通脹的速度也有所不同,但自20 世紀後半葉以來,它們不約而同地都走上瞭這條道路。
教育學位是一種體現社會地位的通貨,可以用來交換獲得工作的機會;與所有通貨一樣,當供給不斷增加而貨物卻有限時,價格就會飛升(或購買力下降)。在這裏,人們追求的是不斷減少的中産階級工作職位。教育通脹基於自身而發展;在每一個攻讀學位的個體看來,麵對學位貶值,最好的迴應就是獲得更多的教育。
這就是教育擴張的主要機製;不過,它同時還因盛行的技術管治意識形態而變得愈發嚴重。這一論點宣稱,工作職位不斷提升的技術要求趕走瞭非技術勞工,而當今對高技術工作的需求則逐步提升瞭教育水平。大約四十年前,我在齣版於1979 年的《文憑社會》中收集瞭證據,證明技術變革並不是文憑要求提高的推動力。教育的內容主要並不是由技術需求決定的;大部分技能—包括最高級的技能—都是在工作中或通過非正式網絡學到的,而教育官僚組織最多也隻是試圖將其他地方學到的技能標準化而已。在後來對文憑通脹和技術變革的研究中,我也並未看到任何證據能夠推翻我1979 年發錶的結論。沒錯,確實有一小部分工作受益於科學和技術教育,但這並不是推動教育大規模擴張的動力。未來,大部分人都成為科學傢或技術人員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發達國傢裏增長最快的工作職位是低技能的服務業工作,在這些行業,雇傭人類勞動力比自動化更廉價。
教育文憑的通貨膨脹是基於錯誤的前提發生的,那就是更多的教育能夠生産齣更平等的機會、更高科技的經濟錶現和更多的好工作。不過,麵對全世界發達經濟體中一個日益明顯的嚴重問題,它的確提供瞭可能的解決方案;這個問題就是隨著計算機和人工智能對非體力勞動的威脅日益迫近,中産階級即將被科技替代。二十到三十年內,如果商業公司試圖取消大部分拿薪酬的工作崗位,導緻沒人買得起資本主義産品,那麼資本主義社會就有可能因此垮颱。文憑通脹有助於緩和這一問題,因為它把更多人都留在瞭勞動力市場之外;如果學生能獲得財政補助,不管是直接補助還是通過低息貸款(最終甚至可能無需返還),這都是一種隱藏的轉移支付。在福利國傢的意識形態不受歡迎的地方,例如美國,是教育的神話支撐起瞭隱藏的福利國傢。再加上小學 、中學和高等學府裏的數百萬教師及行政人員,教育通脹背後隱藏的凱恩斯主義也許能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巨輪不會沉沒。當然,教育也麵臨技術化的威脅,例如教師被電腦替代;如果這一趨勢發展下去,教育也許就無法阻擋科技替代的發生。不過,如果不考慮這一點,那麼不斷擴張的教育是否能成為科技替代的一種凱恩斯主義解決方案呢?
教育是政府的重要支齣,這可能會限製它在未來的進一步擴張。隨著成本提升,會齣現私有化的壓力,將政府的財政負擔轉移到學生或傢長身上;但隨著中産階級在經濟上遭受擠壓,這種方式也有其局限。文憑通脹推動下的教育係統擴張,可能會引爆教育係統內部的危機。但這並不一定是最終結局。我們可以想象一係列平颱期:隨著我們對教育作為一種救贖的俗世信仰不斷破滅又不斷重建,教育膨脹也會隨之停步又再度啓動。
對我們大學教師來說,這一影響將格外明顯。盡管教育係統是基於錯誤的前提而發展起來的,但我仍然因為發錶瞭對教育通脹的批評而感到不安,因為我的大部分同事都得靠它吃飯。1979 年本書齣版後,我曾一度從大學辭職,成為一名全職作傢;但教書畢竟報酬更高,因此,幾年之後我又迴到瞭校園。任何事物都需要從某處獲得資源,社會學自身的存在也是如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錯誤的前提保護瞭社會學自身的物質基礎,卻也正是由社會學來揭露的。如果大眾在政治觀點上不再對教育懷有烏托邦般的信仰,他們是否還會繼續支持教育呢?再過二十到三十年,我們將會看到答案。
蘭德爾·柯林斯
賓夕法尼亞大學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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