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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杰克?古迪的新作，雄心勃勃、旁征博引地叙述了从青铜时代到工业革命期间，欧洲和近东地区寻找金属的历程及其与经济活动、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古迪继续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这一主题在《偷窃历史》《文艺复兴》等著作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探讨。古迪认为青铜时代是对东西方进行平等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从中可寻找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们忽视的东西方共性。考虑到金属所扮演的角色与早期文明、欧洲文艺复兴乃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密切相关，古迪探讨了对金属的寻找如何与其他形式的知识和艺术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欧洲乃至现代文明的诞生。这本里程碑式的书，内容跨越几个世纪，涉及多种文化和几个大洲，对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学生们都会有所启发。

作者简介

杰克?古迪（Jack Goody，1919—2015），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荣誉教授，圣约翰学院成员，因其对人类学研究的贡献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1976年入选英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荣誉成员，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古迪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其代表作有《偷窃历史》《西方中的东方》《烹饪、菜肴与阶级》《金属，文化与资本主义：论现代世界的起源》《神话、仪式与口述》《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欧洲家庭与婚姻的发展》《花的文化》和《饮食与爱情》等。

目录

序　言
致　谢
大事年表
第一部分　探索者
第一章　古代近东的金属时代 /3
第二章　没有青铜的青铜时代 /39
第三章　金属与社会 /51
第四章　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与宗教 /72
第五章　铁器时代和古典文明的来临 /101
第六章　罗马帝国之后 /143
第二部分　交易者
第七章　“资本主义”、交易与近东 /167
第八章　中国与欧亚走廊 /184
第九章　西方的复兴 /223
第十章　威尼斯与北方 /259
第三部分　蓄势者
第十一章　铁与工业革命 /305
第十二章　金属、“资本主义”和复兴 /350
附录1　铁的冶炼术 /371
附录2 大马士革钢和刀 /373

术　语 /379
注　释 /384
参考文献 /411
索 引 /427

前言/序言

序　言
采矿是一项高度危险的职业，矿工们在“残酷的”条件下在地下待好几个小时，承担着巷道的坍塌，以及瓦斯和水的侵袭的危险。自由人很少想去干这样的活，法老觉得该派奴隶和罪犯去干这种活。后来，人们被迫去干这个活，他们不是为了钱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没有其他活干。在我生活的时代，采矿业事实上已经在英国（以及欧洲）消失了，对金属的寻找大部分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就如早年的欧洲曾经是一块被掠夺的大陆，并在这个过程中“发达”了起来。本书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叙述，我很恭敬地把本书献给这些矿工。矿工们构建了他们自己的社区，这些在克兰西?西格尔（Clancy Segal）、斯劳特和亨里克（Slaughter and Henriques）的著作里都有描述。我自己的生活道路把我引向了一种不同的、更为舒适的生存状态，我的生活更多地受到我年轻时遇到的矿工们的反饥饿示威大游行（theHunger Marches）的影响，我战时服役的诺丁汉矿工团、退役后我的那些“贝文小子”朋友们、战后从事煤田研究的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的工作、伐夫（Fife）煤田的工人们的政治活动，以及阿瑟?斯卡吉（Arthur Scargill）等人一直试图为了在这个国家保留采矿业而所做的奋斗等，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之所以撰述本书，是因为许多海外学者（包括穆斯林学院的学人）曾要求我在剑桥大学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研究中心（CRASSH）给他们作一次讲座，这样他们就能把他们在欧洲的研究和自己在东方本国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最终我另辟蹊径，静下心来写出了这本书。
因此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从青铜时代开始的欧洲和近东的社会发展。青铜时代城邦文明很少或几乎没有金属，因此就得在其他民族和其他地方那里寻找。于是近东一直存在这种情形。本书虽然主要讲述金属的故事，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城邦文明的其他方面，也不要忽视文化修养和有文字记录的宗教的传播。所有这些都相互关联，把这两个领域完全分开是不对的，其他许多方面也是如此，就如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考虑到在人文科学里，人们频繁地对科学（和技术）与艺术（和交流）进行两分的做法，我必须强调我不是企图排除哪一方（也不是拒绝宗教或世俗的哪一方），而是以全面的（人类学的）观点来找出这些关系的踪迹。
我对中国和东方，以及对美洲的关注，并不像我主张的那样多，而我的理由是，我是以对欧洲和近东的怀疑开始我的研究的——这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的关注焦点。前者发展到了金属时代，可能是受到了近东的刺激，直到最近其历史表现都一直是与众不同的。在中美洲，也存在着类似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而冶炼术与金属制造（黄金器具制造）不一样，在欧洲人到来前几乎没有什么进步。
我知道， 人们对传播论的研究方法一直有争论； 温格罗（Wengrow）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传播论的衰落”，意指以“相互影响论”来取而代之。与其在“文明”（青铜时代）和“野蛮”之间划一条线，他自己更愿意接受“相互影响论”，并在“有记录的”经济与“献祭的”经济之间进行区分（“有记录的”经济与复杂的行政管理有关，“献祭的”则没有这种管理）。我能看出这两种“论”有不同的用法，人们可以这么使用这两个概念，但没有什么东西像二元论那样被人使用。人们并不排斥其他概念。看看金属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要对“传播论”方法进行修正了，用这种方法没法解答所有问题，而这种方法也不排斥地方上人们的创造发明。在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里，我们发现了“献祭”灶台，尽管战争与和平时人们都已经在使用金属了；这并不矛盾。
我之所以关注铁，是因为铁似乎对长期发展的历史具有最直接的影响。而这就意味着会忽视贵金属的作用，而这类金属对交易和战利品经济影响很大。贵金属通常和其他金属一起被开采出来——和铁一起被挖出来的不多，因为铁通常数量巨大或者埋藏得比较浅，而一起被挖出来的多是铜和铅。我对这种寻找金属的活动特别感兴趣，这种活动多数是要找寻更有价值的、更有实用性的金属。
在考古技术方法上，我一直使用“文明”和“野蛮”的概念。我不想指出它们之间永久性的、精神上的差异。那样我撰述此书的意义将立刻大打折扣。我的同事库姆?甘达（Kum Gandah）帮我收集和翻译了洛达基人（LoDagaa）的巴格雷（Bagre）神话，他在完成学业之后成了一名计算机专家和统计学家。他的这种变化让人不难理解，其情况发展也是顺理成章的；他（某种程度上还有我）都能在上述两种模式（“文明”和“野蛮”）之间行动自如。这些术语只是代表了某种生活方式。
因此，在亚洲学生的激励下，本书开始尝试使他们对欧洲和近东的研究及兴趣，与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研究和兴趣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青铜时代一直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关注着它，在论述东西方时力求不偏不倚。这不是当代历史学家的分歧性看法而是大家的共同思考。人们在不同时代都能找出比较优势。但人们在探寻早期中国在冶炼术、造纸、印刷和其他领域处在领先位置的原因时，也要解释欧洲后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要从经济上和思想上进行阐述（因为他们是相互影响的）。人们最好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实：青铜时代的文明本身很少有金属，人们不得不到“边缘地带”的“野蛮人”那里去找，这个过程最终导致了这些“野蛮人”发展起来。欧洲就是这些发展起来的地区之一，它位于地质构造所形成的“欧亚成矿带”中。虽然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绝大多数贸易都消失了，但欧洲一直是近东的金属来源之一。当威尼斯在黎凡特和北方日耳曼（德国）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时，情形更是如此。日耳曼在铁器时代初期（the Hallstatt period）开始就专精于铁器制造——在此之前也擅长铜的制造。用金属交换亚洲“奢侈品”的贸易的再次复兴导致了近代铁器时代欧洲人巨大成就的产生，特别是中世纪后期和随之而来的时代，最终导致了我们所知的工业革命的出现。这种变化包括知识领域里人们所获得的成就，以及在艺术方面的成就。由于摆脱了一神教霸权的控制，加上金属的使用，这些成就现在已经能够扩展到世俗生活的各个领域了。上述发展的先决条件，火药和铸铁，以及瓷器、指南针、丝织品发展等的众多先决条件，都是首先出现在中国——很多早期的科学亦是如此。其他有文字的文明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对此我的问题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自身如何快速发展起来，产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
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金属在与早期文化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间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有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中所占据的位置。对这些物质的探寻需要其他的知识（包括有关地下世界、甚至是彼岸世界的知识）和艺术，这种对知识和艺术的需求导致了变化的产生，而这种变化在欧洲和当代世界早已出现了。
我以青铜时代开始我的研究，因为就城邦文化的意义而言，这个时代是文明发展初期的核心时代。而该时代已发明出了文字书写系统及犁。但产生了青铜时代的河流平原地带却缺乏铜，无法制造铜器，也没有其他金属。这些金属要去山区丘陵地带的居民那里，也就是“野蛮人”那里找寻。在寻找和供应金属的过程中，“野蛮人”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书写能力在贸易中非常重要，这类贸易在内部是在城市中心和犁田农民之间、在外部是在与“野蛮人”的山区部落的交往中发展起来的，最初书写能力是被当作一种记录工具。其后它成了一种使用更为复杂的语言以及把语言向四处传播的工具；人们为了寻找金属，不断向外扩张，来到了地中海、欧亚高原，来到了欧洲，不仅来到了欧洲的中心，还去往了西班牙，去往西方，去往希腊及罗马，而在此过程中都使用和传播文字。但金属贸易的扩张发生在铁器时代，那时金属生产大部分集中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尽管西罗马帝国衰亡后，通往近东的贸易也衰落了，但是当地的制铁业还在继续生产，特别是剑和护甲的制造。然而与东方的香料、纺织品和其他“奢侈品”的贸易事实上已经中断，直到伊斯兰时期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大规模贸易程度。拜占庭和其他国家在新千年里再次开始了贸易活动。近东与亚洲的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后来的意大利相比，其资产阶级文化得以发展起来。但近东一直缺乏金属，而且其使用量却不断上升。他们的金属来自各个地方，但主要是中欧，他们与北方的商品贸易对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镇的贸易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类活动逐渐向北扩展，而且还导致了文艺复兴文化的产生。日耳曼人从铁器时代初期开始就擅长金属制造，他们发展了这种技艺，并向四处传播。正是他们被招到了英国，实现了矿山的近代化；在伊丽莎白女王与西班牙人的斗争中，对金属生产的需求大大提升，而西班牙人则跨越大西洋将贵金属带到了欧洲。英国的工业，由于得到了大量的煤（用于制造焦炭）和铁的供应，并在德国矿业工程师和当地冶金学家的协助下，迅速发展起来。这些资源，近东的河流谷地几乎不可能拥有；而欧洲的工业则迅速发展起来，并由此进入了近代铁器时代。
在这个讨论中，我要探讨的主题是交替发展变化，在东西方朝向“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变化同时也是一种螺旋式发展；特别是对那些研究后来欧洲占据霸权地位的工业革命的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来说，我的看法也构成了另一种欧亚历史观。和其他领域不一样，这个领域里的“进步”是明显的，而这个概念换到其他领域通常会破坏我们对历史的看法。而这一点，以及无法理解欧亚大陆的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和它们持续不断的互动历史，也不理解欧洲人和欧亚大陆各社会之间的来回运动的情形，意味着我们要对“本质主义”历史的看法要有所修正。而这种历史观认为“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是英国人的发明，或甚至就是欧洲人的发明，这种看法曾让我们沾沾自喜。
在这篇序言里，我谈及了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尽管我希望我所引用的参考书将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但无疑我有些叙述会弄错。对于我所论述的许多主题，我都很少算得上精通，可能都算不得这些方面的专家，但专家也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把一个长时段的时间间隔作为观察历史的单元，其中一个理由是，历史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有太多限制，这阻碍了他们得出我们和近东、远东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陆，具有共同性的结论。因此，我对被人们所研究出来的18世纪以来近东、远东部分地区和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怀疑，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在很多方面主导了世界发展之路。他们强调，“资本主义”是作为欧洲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忽视了我所讲的共性。无疑“近代”时期西方发生了某些变化，而这种变化发展在“交替领先”的情形中我们都能找得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活动中我也能有所发现。如果我按着时间顺序来观察，我会较为强调长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会强调会计、贸易和物品交换等方面存在的相似性，就如西地中海早期的东方人殖民地的情形中，我们也会强调住在东方的欧洲人以及维也纳的土耳其人所建立的基地。这些都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我试图去分析几乎直到现在都还存在的一种看法：人类学家（以及史前史学家）没有明确地思考过，他们的研究与当今世界有什么关系；我也想分析历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很少涉及的够久远的或超越他们自身研究范围的领域。因此我试图反驳那些从社会（以及广义上的人文的）科学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方法。
在现今的情形之下，一般的研究方法都包含有政治含意。这就意味着，这类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再也不能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来定义。大多数经济体都是“资本主义”，这些经济体中包含了交易、积累和其他各种因素。所有这类制度都会受到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虽然其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复合型的，其侧重点各不相同，特别是在对相同和差异这两个所有制度都涉及的方面的强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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