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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中华文化通识》：中华文化是知行结合的，我们了解了中华文化，也就具备了一种生活能力、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情怀。掌握了中华文化，我们就能做更好的中国人。

内容简介

　　《中华文化通识》是一本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素养的基本入门书。与《中华文化通志》相呼应，《中国文化通识》应运而生。《中华文化通志》十典百卷，体系宏大，研究精深。本书是专门为大众读者编写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读物，它针对中等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量身打造，将中华传统文华按专题分门别类，从宏观层面讲解系统知识，资料详实却不引用大段资料，深入浅出，行文生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文字可读性性极强，并配有多幅高质量的插图。它以通俗性定位并自成体系，具有知识性、感染性、实用性等特色，可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与今天的现实生活相融会，从中汲取营养、规范行为、涵养人格，培育具有中国心、民族魂、文化根、创新力的现代人。本书是从大众阅读习惯与实际着手，由学者为大众读者精心写作的，是难得的一本集学术文化性与通俗趣味性为一体的普及读物。

作者简介

　　姜义华，历史学家、文化学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代表作有《百年蹒跚》《中华文明的根柢》《史学导论》等多部。
　　朱子彦，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曾在东方卫视、湖北卫视主讲历史文化节目。著作有《中国朋党史》《帝国九重天》等多部。

目录

《中华文化通识》

目录


总述

第一章“中华” 词源解析
第二章 文化界说
第三章 文化的结构与属性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
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一编 多元一体

第七章 多元并举,辉煌起步
第八章 四海一统,九州攸同
第九章 北方民族,文化重塑
第十章 天可汗,四海一家
第十一章 兄弟盟誓,分治天下
第十二章 漠北雄风,席卷欧亚
第十三章 中华之人,文化身份


第二编 天人合一

第十四章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第十五章 和合会通的精神境界
第十六章 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不朽观
第十七章 中庸之道
第十八章 义利、理欲之辨


第三编 人文化成

第十九章 表情达意的语言
第二十章 意蕴深厚的文字
第二十一章 绚丽多姿的书籍
第二十二章 薪火相传的教育
第二十三章 重教尊师,教学相长
第二十四章 “尊德性” 与 “道问学”


第四编 星汉灿烂

第二十五章 诗歌
第二十六章 散文
第二十七章 小说


第五编 格物成器

第二十八章 敬天授时
第二十九章 《九章算术》
第三十章 《齐民要术》
第三十一章 岐黄之术
第三十二章 四大发明


第六编 礼仪之邦

第三十三章 周孔制礼
第三十四章 礼治教化
第三十五章 祭祀问吉
第三十六章 婚嫁同喜
第三十七章 交际尚宾
第三十八章 丧葬慎终


第七编 东方神韵

第三十九章 气韵生动
第四十章 传神写照
第四十一章 境生象外
第四十二章 意象浑成
第四十三章 山水清音
第四十四章 歌舞曼妙


第八编 四海一家

第四十五章 大漠圣影——张骞通西域
第四十六章 梵音化为唐声——玄奘取经
第四十七章 永恒的使者——鉴真东渡
第四十八章 海风好个大——郑和下西洋
第四十九章 西学东渐——利玛窦来华
第五十章 跨出帝国门槛——严复译书


第九编 诸教会通

第五十一章 概述
第五十二章 分化中的成长
第五十三章 会通态势
第五十四章 诸教合流
第五十五章 古道西风
第五十六章 风雷激荡


第十编 文化遗产

第五十七章 民族精神象征——长城
第五十八章 帝王之尊——故宫
第五十九章 千古一帝——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第六十章 皇家祭坛——天坛
第六十一章 东方艺术宝库——三大石窟
第六十二章 雪域明珠——布达拉宫
第六十三章 林泉之致——中国园林
第六十四章 古城风韵——丽江、平遥
第六十五章 真武道场——武当山古建筑群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第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积极有为、奋进向上的文化精神,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古代文明延续数千年之久而不辍,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必然有其内在的积极性特质。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热衷于从不同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进行论述。这些学者往往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提出自己对中西文化精神或特征的不同看法,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文化重直觉体悟,西方文化重逻辑实证;中国文化重社会群体,西方文化重个人主义;中国文化重义轻利,西方文化重利轻义;中国文化重道德教化,西方文化重宗教伦理;中国文化重礼治人治,西方文化重民主法治;中国文化重精神生活,西方文化重物质生活;中国文化重人文,西方文化重科学;中国文化重传统经验,西方文化重现实理性;中国文化内省、重情,西方化外求、重智等。然中国传统文化是内涵极其丰富的一个范畴,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并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基本思想、基本观念构成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具有相对的稳定形态,可视为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与精髓。这里谨就中国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覆盖面广泛、统摄性强,能渗透和会通于思想行为、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精神作一概述。



第一节

天人合一——自然与人文的统一精神


中国古代士人常言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重天人之学,循天道尚人文,这种对天人关系的不懈探索,不仅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思想流派共同关注的主题,而且是一切学术思想之根本。而在这一持续了几千年的“天人之辨”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天人合一”的观念和思想主线。“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含蕴极深、涵盖极广的概念,渊源于上古农业文明中人们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和观天测地之思维方式,成熟于先秦老庄、孔孟等诸子流派的论述。如《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具其一焉”。庄子《齐物论》则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而《孝经》引孔子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总而论之,“天人合一”的精神特质与根本含义就是肯定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的和谐统一、生命价值与伦理道德的和谐统一。而儒道两家哲学思想则构成“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流。道家的思想表现为以人合天,认为一切顺乎自然、顺乎其本性的精神境界、实践境界,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思想则倡导以天合人,其思想原理的体现就是天道即人道,讲求天人相知、契合贯通。“天人合一”观念中“天”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自然之天;二是义理之天或称道德之天;三是宗教之天或称神性之天。从思维模式而论,“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就是以人道理解和规范天道,反过来又以宇宙终极的天道观诠释和论证人道,追求人与天地自然的协调和谐关系,追求真、善、美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一个既根本、又独特的思想观念,是崇尚自然、走向自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型和深层指南,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都具有渗透、浸润、贯通与统摄的作用,并对古人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审美情趣、思维方法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哲学家冯友兰指出:“道家的最高境界,是‘得道’的境界。佛家的最高境界,是‘证真如’的境界。‘证真如’的境界以及‘得道’的境界,都是所谓同天的境界。”又如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特点就是追求与天同源同构,与自然和谐统一,屋宇与宇宙的起源观念上相似相通。战国《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而《说文》则曰“宇,屋边也”;《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宙,栋梁也”。清代陈梦雷《周易浅述》谓:“栋,屋脊,承而上者;宇,椽也,垂而下者,故曰上栋下宇。风雨动于上,栋宇覆于下,雷天之象,又取壮固之意。”再言古建筑屋顶、屋檐、翘角向天的张力,把视线引向天穹,都强烈地表现了在天人合一观念意识中展开的建筑思绪。尤其是中国古都建筑设计思想更是充溢着法天象地、“象天设都”的寄喻和比附,宫殿的每一部位可以说都寄托与象征着天地相应、人神一位的观念意识。明清故宫、天坛以及山陵的布局形制中就渗透着天人合一观念的象征艺术和精神,给今人提供了一个充满神秘魅力的天朝帝都典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也可称是中国[BZ(]23[BZ)]审美文化之精魂。如中国古代音乐观就是建立在天人相“和”之思想基础上。《尚书·尧典》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吕氏春秋·大乐篇》则云“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谓也”。中国古代对书画艺术品的最高赞誉,就是其合于天地造化,书画线条流贯着宇宙之气和人性之情。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赞颂绘画祖师史皇:“始善图画,创制垂法,体象天地,功侔造人。”张怀瓘《书议》等对书法美学要求“幽思入于毫端,逸气弥于宇宙”；“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而清代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则赋诗曰:“放眼空天境始开,烟消一点一尘埃,鸿蒙万古朝元意,要汝聪明会得来。”人必先有其魂,方可言艺术之作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始终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古典文学的核心观念。如刘勰《文心雕龙》主张文“与天地并生”,“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通也”。皮日休曾赞李白诗文“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翁方纲推崇杜甫的诗曰:“诗至杜而天地之元气畅泄于此”。由此可见,正是“天人合一”的精神观照,为古代士人创造了一个自由思想的文化空间,使生命意识与天地自然、宇宙意识融契时,获得提炼、升华和超越,如此士人才会有涵盖天人之意、吞吐宇宙之象、包容乾坤之情怀的不朽之作传世。中国古代著名的岳麓书院讲堂匾额上书写着四个大字“学达性天”。宋代理学家邵雍指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元代学者认为：“士为学,当笼络宇宙,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宜皆知之。”(元刘敏中《安南志略·序》)这正是古人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博学精神。正是这种“笼络宇宙”的博学精神,促使中国古代士人在天地之间追求一[BZ(]24[BZ)]种坚忍达道的精神,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综而论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凡是精神的升华、思想的超越、情操的高拔、气质的陶冶、真理的感悟等等,无不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无不以天人合一为最终依据。



第二节

重民思想——以人为本的精神


重民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
重民思想源于先秦,《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夏代太康兄弟述大禹训诫曰:“民可近,不可下。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中《盘庚》《无逸》《康诰》《酒诰》《召诰》等篇章中还记载有商周统治阶级提出的“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重我民”“施实德于民”以及要“慎刑民罚”等以民为本的思想。周初的统治者在总结小邦周之所以能取代大邦殷的统治原因时,认为这是殷商对人民实行暴虐无道统治而激起反抗的结果。故周武王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将天意归结为民意;而周公施政则提出了“敬德保民”的观念。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重民思想迭兴高潮,诸子思想从多角度论证君主治国应“以德配天”,民是国家兴亡、事业成功的决定力量及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一时期重民思潮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从神本到人本,在天人关系中突显人的地位。如《周易·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将天道和人道相提并论。《左传》载,子产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申曰:“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又云:“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从这几段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春秋战国社会变迁时期,对社会发展与国家兴亡根源的思考已从神本转向人本。而这种重人、重民的人本观念意识在儒家思想中也得到集中体现,如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孟子谓:“仁者,人也。”《荀子·王制》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儒家五经之一《礼经》云:“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气也。”这种人本观念的抬头,正反映了从信仰社会向理性社会的跨越。
二是从君本到民本,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彰扬民为国本和民为君本的思想。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为此,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而荀子则将民众看成是社会与国家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荀子·王制》云:“《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霸》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有民众支持,得民心者就能够王天下的观念,在战国的许多[BZ(]25[BZ)]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如《管子·五辅》中道:“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这些民为君本、民为国本的思想观念,是先秦诸子思想家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此后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大多接受了这一思想观念,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
三是民无不本,突出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力量。儒学思想家孟子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这就是说,在任何事物中同自然天地相比,民众的作用和力量是根本的。在经济方面,诸子思想家们认识到民众是社会财富的来源,《论语·颜渊》记载孔子所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慎子·威德》谓:“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在军事方面,诸子思想家们认识到民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荀子·议兵》曰:“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管子·重令》则云:“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民众是国家与社会的最广大基础,是政治与经济、军事及各项事业的决定性力量。西汉初政治思想家贾谊在《新书·大政》中总结道:“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贾谊的论述,正是一代又一代士子坚持“德主刑辅”以德治国、为民请命的思想动力之所在。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历代的贤明君主都懂得的重要道理,是每一盛世皇朝的主要经验总结,凡重民思想能行其道,社会上下津津乐道,那必定是一个朝代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汉文、景二帝与“文景之治”、唐代的李世民与“贞观之治”以及清代康熙、乾隆与“康乾盛世”,就是开明君主能够从主观上体恤民情、关心民瘼、重视重民思想并加以实践的典范。
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是历代贤臣良相和进步思想家为维护整个社会与国家利益去制约王权的理论,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但是传统的重民思想并非民主思想,它是巩固君主政体长治久安的一种手段,一种有远见的治国策略。重民的主体仍是君主,还是属于人治的范畴。其人本意识突出的是肯定人性的作用,注重的是人生伦理道德的意义。而民主思想的基本含义则是民众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人民直接参政,推行法治,这与王权至上政体是背道而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权,突显的是个性的自由、平等和个体的独立发展。其与人本观念虽有一些内在的相通之处,但是这两种思想毕竟是不同历史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第三节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为美的精神


“和合”可称中国文化精神之元,贯通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和合”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源于阴阳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周易·系辞下》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和合”的本体义体现在《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这四字在《周易·乾文言》称之为“君子四德”,释曰“元者,善之长者;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又《周易·彖传·乾卦》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会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由此可见,“和合”作为一种价值观,在《周易》思想中已基本确立。《周易》中的和合思想,已将“阴阳合德”原理推演到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君臣、夫妻、父子等关系的方方面面。
在先秦哲学思想中,从《周易》的“阴阳合德”“君子以厚德载物”到《道德经》的“阴阳和谐”、墨家的“兼相爱”以及孔子“中庸之道”的和谐精神,依据对阴阳关系的辩证定位,展示了民族文化中贵和尚合持中的普遍社会心理。先秦至西汉典籍中对“和合”的阐论范围极为广泛,如“和实生物”“天物合而成”“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天地合气,人偶自生”“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等,体现了对天地间生命的普遍关怀,孕育了中国文化对普遍生命价值的尊重,对社会和谐理想的追求。《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同世界理想,就是社会和谐太平的形象体现。和合思想在孔子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在《广韵》《广雅》等书中,“庸”有“和”的意义,“中庸”实即“中和”之义。如《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以礼为标准,以中、和为范畴。如《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又突出了“和为贵”作为思想原则。中庸之道的“和”指的是矛盾事物的统一、和谐。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中行”“中正之道”等就是这种哲理的运用。从先秦以来产生的和合思想,使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精神底蕴,它已逐渐泛化为普遍的民族和社会心理习惯。在政治上“大一统”观念中,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就揉合进“中和”内容,其谓:“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则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欤!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在经济上“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文化审美上的“以和为美”的情趣,人际关系上“温”“良”“恭”“俭”“让”“以和为贵”的准则,夫妻关系上“琴瑟之和”的观念以及家庭关系上“家和万事兴”,人体养生上“顺应四时”,人生观上“知足常乐”和君子“安贫乐道”,君臣关系上“君仁臣敬”,民族关系上“协和万邦”,思想流派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教派关系上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治国思想上“为国以礼”“为政以德”“揖让而天下治”等,皆是和谐精神浸润会通的体现。
贵和尚合持中庸思想观念的历史积淀,使注重于社会协调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一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观念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对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对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其不偏不倚、允当适度、过犹不及等理念,使中国文 中华文化通识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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