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姚洋、黄益平……雄安、共享经济、企业家精神、社会体制改革，一探未来走向

书名：改革的方向2
定价：59.00元
作者：林毅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11
页码：360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ISBN：9787508684024

聚焦中国改革开放40年  不忘初心 改革再上路
一线经济学家 审视中国发展前景和增长动力
●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改革成就和未来发展
本书聚焦改革和开放中的经济问题、发展前景，契合2018年主题出版之一——“改革开放40年”。
●北大国发院知名经济学家发力，聚焦中国经济发展
北大国发院知名经济学家，畅谈包括“”倡议、GDP增速、中等收入陷阱、高杠杆等国家和人民关心的话题。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了政治、经济、金融、房地产、制造业等各行各业的巨大变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变革。
而这40年的征途仅仅是个开头，面对全球政治局面不明朗、经济萎靡不振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内部的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中国下一步改革往哪个方向走？
中国是否还能保持经济高增速？我们应该进行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哪些条件？高杠杆困境如何破解？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倡议的发展前景如何？产业政策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结构是否存在周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聚焦中国改革，梳理国家政策，审视新时代下的改革难题，从“逆全球化”危机到“中国奇迹”，从小农经济到中等收入陷阱，从产业结构到经济下行和失衡，回答改革、挑战、机遇，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把握未来趋势。

章 企业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市场的逻辑就是君子之道 张维迎
产业集群的逻辑 张晓波
全球化时代的5 个领导力要求 陈春花
成为价值型企业 陈春花
从组织结构和信息成本的角度谈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逻辑 李力行
抓住僵尸企业处置这个牛鼻子 黄益平

第二章 中国创新有哪些路可走
中国创新的两条路 姚洋
创新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制 张维迎
企业要高度关注想法 周其仁
创新的浓汤如何煲出来 周其仁
为创新确权——饼的分法决定饼的大小 薛兆丰
分享经济不需要政府监管 张维迎
发展硬实力，提升软实力——中国持续发展必要的战略举措 杨壮

第三章 谁是创造未来的领导者
知识的本质与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张维迎
激活自我，让知识为自我赋能 陈春花
纠结的时代更需要有品格的企业家 杨壮
对人工智能前景的人文思考 杨壮

第四章 如何理解体制
政府有为是市场有效的前提 林毅夫
中国政治制度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 汪丁丁
中国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 姚洋
可信承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姚洋
重建中国的政治哲学 姚洋
怎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林双林

第五章 如何破解社会难题
如何用数字技术解决经济难题 周其仁
环境形势倒逼结构调整与政策改进 徐晋涛
中国老龄化的特殊挑战与应对之道 赵耀辉
过度“求稳”也会滋生风险 黄益平
城市化不可阻挡的规律 周其仁
警惕行政化回潮、平庸化和保守化 卢中原
降低企业所得税是减轻企业负担的有效途径 林双林
经济增长与医疗健康：中国观察 刘国恩
互联网经济治理四问 薛兆丰
雄安会成中国土地与房产体制改革契机吗 卢锋

林毅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主任，世界银行20082012年副行长兼经济学家。
周其仁：北京大学博雅讲席、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维迎：北京大学博雅特聘、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主任。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主任。
姚洋：北京大学博雅特聘、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陈春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管理学讲席、BiMBA商学院院长。
杨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
卢中原：原国务院发展研究副主任。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徐晋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能源与国家发展研究主任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千人计划”讲座。
林双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主任。
赵耀辉：北京大学博雅特聘、国家发展研究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刘国恩：北京大学博雅特聘、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主任，教育部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
薛兆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法律经济学研究联席主任，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
李力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

·现在中国有个好现象，对任何新东西都非常、非常感兴趣……这也带来了新问题，就是这些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落地。
·如果一个制度不能给大家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鼓励企业家创新。对于创新而言，中国目前的体制仍需完善。
·理解集群，不仅要理解中国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更重要的是，这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转型也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如果你的企业文化不被接受，你就无法价值观，也就无法引导和约束行为，这对中国有企业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挑战。
·对于任何体制而言，如何在确保执政者和控制权力的滥用之间取得平衡，都是一个解决的基本问题。
·老龄化将是一个长期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一个世界各国都或早或晚会发生、无法回避、直视的问题。

雄安会成中国土地与房产体制改革契机吗
卢锋
什么条件下经济社会综合力量推动土地体制朝市场化方向演进或发生突破性进展？什么环境下土地体制会相对稳定并缺少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观察近年新一轮经济下行调整期房地产市场的走势特点，近中央做出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可能会构成中国土地与房地产体制重新选择的现实契机。
简略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看到，改革初期农业土地管理经营方式的改变，对当时土地国家和集体全能控制体制撕开一道口子，并推动后来农业用地承包权、流转权的持续改革。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和城市改革启动与初步发展背景下，深圳1987年年底土地拍卖槌开启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新阶段。农业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在农业利用范围内的流转权逐步界定，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权的市场化界定，为推动过去几十年农业增长与经济发展释放巨大正能量。
然而，现行土地制度在推动城市化于一段时期内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由于农业土地向城市建设用地流转通道的体制性隔断及政府垄断城市建设用地一级供应特点，在经济公平、资源配置效率与宏观稳定方面都带来不利影响，不适应中国城市化持续深入推进。特别是2015年下半年始于深圳，随后在一线和少数大城市大范围发生的新一轮房地产价格飙升，以近乎自然试验的方式显示土地供应体制和机制扭曲成为房地产市场不稳定和价格泡沫化的重要根源之一。房地产市场波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实施造成困扰，促使很多城市陆续出台新一轮力度更大的以限制需求为重点的调控政策。
上述环境不能不对雄安新区决策在房地产政策选择上造成影响。政府重大决策改变人们行为预期并派生市场投资行动，推动新区相关资产价格出现上升行情，应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合乎逻辑的现象。如果资产供求调节机制能比较正常地发挥功能，经过一定时期价格波动，市场会收敛至某个新的平衡状态。从股市反应看，雄安概念股整体于2017年4月初开盘后一周左右快速增长，到4月11日涨幅达到36%，随后波动中下降到6月2日（周五）的14.5%。当局对这一调整并未实施特别管制干预，说明资产价格市场调节并非注定会造成不能接受的结果。
然而房地产市场情况不同。由于存在上述体制机制扭曲，任由市场预期引导交易变动可能导致比股票市场高得多的价格波动，考虑到现有土地供应体制在自发调整平衡机制方面具有较大局限，市场交易结果可能难以接受。据媒体报道，4月1日雄安决策公布后，不少投资者时间赶赴雄安，个别人甚至携带成箱现金试图抢购商品房等资产。如不加规制，会出现比2014年保定新区传闻、2015 年通州北京副政策引发的更大幅的房地产价格飙升。给定近来新一轮房价飙升后政府加强房地产市场管控的当下政策环境特点，也考虑到炒高房价对贯彻雄安建设方针的不利影响，雄安决策自然要在房地产市场管理方面采取某种破立之举。
当然，要调控新区房价仍有不同选择。如一种可能是采用大量供地数量调控手段打压过度炒作冲动，类似于2011 年以后一段时期政府增加供地抑制房价的做法。另一种可能是考虑利用建设雄安新区的历史性机遇，趁势进行土地、财税的配套改革，通过完善城市化“人地房钱”的市场化体制，根治房地产价格泡沫化的体制机制根源。还有一种可能是进一步强化对土地和房地产的行政掌控，通过对市场交易的管制范围和力度，强行矫正体制机制扭曲造成的市场畸形表现。
从雄安决策公布后的实际情况看，针对目前的特殊形势，决策层不得不采用严厉管制房地产和土地市场交易措施，在新区实施四严禁、两严管、一严防的“七严”政策。据新华社4月5日报道，新区“已经查处房地产建筑领域违法违规行为765起，拆除违建125处，关闭售楼部71家、中介机构35家，清理违规售房广告1 597条，严厉查处违规网上售房行为9起，对10家恶意炒作的房地产企业进行约谈，刑事拘留违法犯罪嫌疑人7人”。
不难理解短期冻结交易举措的务实必要性，问题在于新区如何选择长期土地与房地产管理体制。从有关专家、评论人士表达较多的意见看，在目前冻结市场交易超常举措基础上，新区有可能采用新加坡住房和土地管理体制。新加坡组屋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国家直接控制全国90%的土地资源，政府行政分配80%的公民住房资源。假如新区真的采用新加坡相关体制，或许会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房地产和土地体制演变轨迹的某种转折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雄安建设有可能成为中国房地产与土地体制进一步演变选择的分岔路口。
兹体事大，相信决策部门会多方探讨、全面分析与审慎研判。我们也在思考研究这个问题，初步看法是，应充分肯定新加坡模式的成功之处及借鉴意义，然而新加坡作为小型城市国家的住房模式特征形成和成功条件与中国基本国情存在巨大反差，对全面采用新加坡模式的可行性要深入探讨。
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针对中国房地产和城市化体制困局，应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寻求解决之道。可考虑利用建设雄安新区机遇，趁势推进房地产供地、税收及相关体制配套改革，使雄安建设像当年深圳、浦东新区那样在体制改革创新推动发展方面切实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