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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老师曹禺的后半生》是著名剧作家，系曹禺先生的学生梁秉堃（现已70多岁）根据自己跟随先生数十年的耳闻目睹，以及翔实的资料，如：曹禺先生的日记，他与巴金、老舍等人的交往的书信等，《老师曹禺的后半生》中还生动地描写了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来往，最为令人动容的是文革期间他所遭受的以及他对我国戏剧事业所倾注的心血和毕生尽力，不得不让人感佩。 　　《老师曹禺的后半生》反映了生动感人的真实故事，同时对曹禺先生的后半生以及他经历苦难时的心路历程也做了客观的描写。 　　《老师曹禺的后半生》中还有数十幅鲜见而生动的历史照片，让读者更直观的了解这位戏剧大师的生活和事业，以及他的人生境界。

作者简介

　　梁秉堃（1936—），汉族，广东南海人。中共党员。1950年考入察哈尔文艺干部训练班，毕业后转入察哈尔省文工团。1954年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历任灯光管理员、演出处秘书、演员、编剧，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国家一级作家。著有话剧《谁是强者》（1981年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王建设当官》（1983年获广东省优秀剧本奖）、《阵痛的时刻》（1984年获北京市优秀剧本奖）、《新居》（1988年）、《冰糖葫芦》（1996年）、《春雪润之》（2010年获文化部文华优秀剧目奖）；电影《宏志班的故事》；电视连续剧《天桥梦》（30集，与人合作）、《第八警区》（20集，与人合作，2003年获全国公安题材电视剧一等奖）；中篇小说《一桩离奇的谋杀案》（1994年获全国通俗文艺一等奖）；报告文学《北京有个宏志班》、《凤凰涅槃》、《秋凉时分》、《走进“茶馆”》；散文《梁秉堃散文选》、《北京人艺的故事》、《走进“茶馆”》；传记文学《在曹禺身边》、《平民演员于是之》（2003年获中国写作学会优秀图书一等奖）。

目录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献给我的爸爸（代序）/ 1 第一章 “他真能走得安详吗？”/ 1 第二章 不可或缺的历史交往/ 19 第三章 祖国啊，我回来了！/ 42 第四章 执笔试写新天地 / 63 第五章 北京人艺终身院长 / 76 第六章 祖国需要我的笔！/ 97 第七章 喜逢“小阳春”/ 111 第八章 在漫漫的暗夜当中 / 129 第九章 从地狱里逃出去/ 144 第十章 明白了，也残废了 / 162 第十一章 寄希望于未来 / 180

精彩书摘

　　不可或缺的历史交往 　　在叙述曹禺老师后半生的经历之前，似乎很有必要讲一讲他与周恩来、巴金和老舍三位良师益友的历史交往。这些对于了解曹禺老师的生活、思想、创作、学习等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不能代替的。 　　首先，讲讲周恩来。 　　记得，冰心先生曾经说过：“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与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大约，正由于如此，在1976年那个寒冷的早春之际，曹禺老师为自己失去一位半个多世纪的良师益友而肝肠搅刺、悲痛万分。他含着泪水深情地说：“周总理去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逝。” 　　首先，他们是“老同学”。 　　北京人艺的同仁们都知道，周恩来总理在几十年里对于剧院无微不至的关怀、指导、帮助，是与曹禺老师分不开的。 　　在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里，周恩来总理到剧院看演出（他一共看了41个/次戏的演出）、看排练、参加晚会、出席座谈会，以至串走家属宿舍当中，总少不了由曹禺老师陪同，而周恩来总理又总是以“老同学”来亲切地称呼他。 　　有人问：你们果真是“老同学”吗？ 　　曹禺老师会摇头说：“那是总理的谦虚，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南开中学先后不同时期的同学，而且先后不同时期在一个剧团里演过戏罢了。” 　　周恩来与中国话剧之间的渊源，倒是鲜为人知，很值得写上一笔的。 　　众所周知，话剧是一个舶来品，来自欧洲的古希腊，天津则是早年中国话剧之乡，南开中学更是北方话剧的摇篮。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1909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以后的两年，南开中学的创办人、老校长张伯苓从欧美考察回来，就在校园内极力推广当时在欧美已经开始流行的话剧艺术。正是这样，1914年南开中学成立了最早的新剧（即话剧）业余演出团体——南开新剧团。 　　周恩来当时年仅16岁，正在南开中学读书，便已是南开新剧团的重要成员，他积极参加编新剧、演新剧，还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同时，他更是一位新剧理论的倡导者，于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倡导把新剧和“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借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极高之理论，施之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唯新剧乎！”他指出，新剧可以开民智、进民德，“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这些进步的戏剧观念，对于多年以后参加新剧团的曹禺老师，依然影响不小，教益匪浅。 　　那个时候，中国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社会风气相当不开化，男女少年根本不能同校上学，更是不能同台演出。由于周恩来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又独具表演才华，反串女角婀娜动人，惟妙惟肖，先后在南开新剧团扮演过十多个戏里的角色，其中绝大部分演的是女角色，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华娥传》中的华娥、《老千金全德》中的童男等等。在这些演出里，他的精彩表演受到广泛的称赞。有的评论文章写道：“于新剧尤其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场。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而其于新剧团编作布景，无不赞助之功。” 　　后来，周恩来还一直牢记在南开中学求学时那段男扮女装登台演剧的经历，抗战时期，有一次与张伯苓校长在重庆南开中学观看话剧时，周恩来对张伯苓说：“我对校长有意见！”张伯苓不明其意何在，周恩来又风趣地说：“当年你不该总让我扮演女角啊！”说得师生二人相视大笑不止。 　　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不仅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而且得到京津许多地区观众的喜爱，可以说，其声誉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某些专业剧团。许多学校和专业剧团争相上演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剧目，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915年10月18日，北京广德楼戏园上演其他新剧团演出的戏，周恩来得知以后，赶忙与李福景等二十多名同学组成“津门学界观剧团”，乘火车来到北京，住在前门西河沿元成房。当晚，来到大栅栏广德楼戏园，在包厢里观看了《仇大娘》。看戏以后，周恩来、李福景等人返回住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钟。这天下午，周恩来等人再次来到广德楼戏园，观看话剧《恩怨缘》，大家认为，此戏几乎无懈可击，剧本好，又加上演员们聚精会神，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看戏以后，周恩来、李福景等人去街头吃晚饭，接下来再一次返回广德楼戏园观戏。大家认为，这场戏演得比头天晚上的效果还要好，他们边看边说，兴奋地直至午夜才返回住处。 　　通过这些观摩，周恩来、李福景等人不仅了解了北京的新剧演出情况，同时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收获，可谓美不胜收。　周恩来不光是到北京来看别人演南开新剧团的剧目，他自己参加演出的《一元钱》也曾来到北京演出。该戏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为贫富剧变所动，追求自主婚姻的感人故事，在南开中学演出以后受到好评，后来又受到北京文艺界的邀请，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闻讯赶来，观看了演出，并与演员们进行了座谈。新中国成立以后，已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与梅兰芳相见时，曾经高兴地回忆起这件有意义的往事。周恩来说：“三十多年前，南开中学校庆，我们排演了新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也是同行了。”他说得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曹禺15岁就开始演话剧，同时也改编戏。在旧中国，这位充满血性的青年的灵魂被那梦魇般的人事，折磨得不能有片刻的宁静。他按捺不住愤懑。他的雷雨般的热情个性如同从岩石缝里生出葱绿嫩芽，他决心写戏。那时他才19岁，刚进清华大学。过后他便一头栽进了清华大学图书馆书库。那浏览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写下了众多人物小传，刻画了无数人像。创作足足陪伴了他五年大学生涯，终于在毕业前完成了不朽的剧作——《雷雨》。正当曹禺的《雷雨》即将杀青时，巴金在1933年从上海来到北平。巴金和郑振铎、靳以在三座门14号筹办《文学季刊》，那三间普普通通的住房却是沈从文、冰心、卞之琳、萧乾、陆孝曾常去的地方。正在读书的曹禺和靳以是南开中学的同学，所以也常去坐坐。他把完稿的《雷雨》交给了靳以，也就把此事放到了脑后。那时，巴金和靳以常常在一起商量如何发现更多的新人新作以提高创办不久的《文学季刊》的质量。闲聊中靳以讲起了曹禺的稿子《雷雨》，巴金即翻出了这个剧本。当巴金阅读这部稿子时，被它生动的情节和精湛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而且为它流了泪。巴金以他无私的真诚的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第三期上。1936年1月，《雷雨》又作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刊》第一集《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版本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4月，鲁迅先生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介绍说：“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曹禺作为文坛的一颗新星升起来了，他与巴金的友谊便这样拉开了帷幕。 　　《雷雨》的成功更激励了曹禺的创作热情，在短短的六年中，他先后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批震撼人心的作品，每部作品背后都蕴藏着巴金的辛劳和友情，他既是每部作品的最初读者，又经过他的手把作品一部部地奉献到读者面前。曹禺把抗战时期第一部作品《蜕变》油印稿交给巴金时，正值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纸张奇缺，在出版业十分萧条的境况下，巴金不但按时把《蜕变》印出来，还亲自为作品写了《后记》。 　　在曹禺的眼里，巴金始终是一位话语不多，但心中如同有一团火总把希望亮在每个读者面前的长者。曹禺读着这篇《后记》，一股热流温暖着他的心，也把他带入了一个美好的回忆之中：一个多月前，巴金踩着战乱泥泞之路，冒着路途险恶从上海只身来到重庆偏远的小县城江安，来看望比他小六岁的曹禺。六年离别，一朝相见，有说不完的话语。在短短的六天相聚中，每夜在一盏小油灯下，两位戴着眼镜充满书生气的青年面对面地坐着、谈着。他俩谈得最多的还是创作。这次巴金把吴天（剧本《家》的原改编者——引者注）改编的《家》的剧本带来了。曹禺读了觉得太“忠实”于原著了。作为最亲近的朋友，曹禺义不容辞地要亲自改编小说《家》。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士不断施加压力，曹禺的《雷雨》被禁，曹禺遭到了宪兵的监视，只得离开江安。此时张骏祥（著名电影导演——引者注）知道他正在写《家》，为曹禺找了一艘停泊在重庆附近的长江轮。曹禺在江轮的餐厅内打着赤膊，背上汗流如注，昼夜不停地写。在船上度过整整一个夏天，终于把《家》全部改编出来。巴金读后欣然肯定。不久，《家》被搬上了舞台，该剧在重庆连演两个月，盛况空前。 　　1944年，新婚后的巴金同爱妻萧珊先后从贵阳，来到了重庆沙坪坝文化生活出版社任职，此时出版社成了作家们聚会的场所，马宗融、靳以是常客，来往最多的还数曹禺。由于战乱，曹禺很穷，有时只能一天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在这种时候，他就会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每次都受到热情的招待。曹禺像敬重巴金那样敬重善良、贤惠、肯把别人困难当做自己困难的萧珊大嫂。曹禺常说：“巴金夫妇对谁都好，他家里每天都是客人，经常有一桌穷客人，虽然那时日子清苦，但只要到巴金家中一聚，心中的忧闷也就消除了。”巴金就是这样一直如同大哥一样呵护着这位可信赖的小弟。④ 　　同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巴老与曹禺老师的深厚友谊又有了崭新的发展、拓宽和延伸。 　　这里，我想再引几封曹禺老师晚年已经住进北京医院以后，写给巴老的信。从这些信里，我们不只是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更可以看到两个伟大的人有着多么相似、相同的灵魂，那是美丽而又动人的灵魂。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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