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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帝国政治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最高主题。本书以柏拉图的《法篇》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柏拉图对希腊帝国问题的理解及其限度所在。全书从柏拉图文本和希腊史两个方面出发，深入地研究了柏拉图对话的写作方式以及雅典和斯巴达帝国兴衰的历史经验，以此为基础对《法篇》展开了细致的分析，反驳了那种认为柏拉图忽视了希腊世界从城邦向帝国转变的趋势的传统见解，揭示了《法篇》对希腊帝国问题的独特贡献。

作者简介

　　王恒，男，1978年生，法学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希腊和近代政治法律思想的研究，著有《希腊四论》（合著），在《二十一世纪》、《政法论坛》、《法制与社会发展》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内页插图

目录

凡例 导言 第一章 柏拉图与《法篇》 一、柏拉图与他的时代 二、柏拉图与他的对话 三、柏拉图与《法篇》 第二章 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反思 一、雅典帝国的兴起对雅典政体的影响 二、党争与雅典帝国的衰落 三、斯巴达政体与斯巴达帝国 四、柏拉图的“亲斯巴达”倾向？ 第三章 复古与革命：柏拉图的“马格尼西亚”与雅典“先祖政制” 一、地理对于立法的限制 二、立法者与法律序言 三、公民与土地 四、政制 五、教育、公民宗教与城邦的守护者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的希腊世界地图 附录二：希腊大事记 附录三：柏拉图《美涅克塞努》释义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柏拉图与《法篇》 　　一、柏拉图与他的时代 　　据说，海德格尔在讲授亚里士多德时说道：亚里士多德诞生、工作而后死去。[1]然后就抛开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和时代，直奔讲授的主题一形而上学。或许在海德格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的生平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讲述的，他的思想就是他的全部。对于哲学家而言，思想即存在。然而，让海德格尔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等到他逝世，人们对他思想的研究已经无法与他的经历割裂开来。他与纳粹短暂而暖昧 　　的合作，如同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一样，既是我们理解其思想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条进入其隐秘的问题意识的有效线索。 　　柏拉图不仅仅县洒里士多德的老师，更是其后遭到人们嘲笑的哲学家在攻治方面“失足”的肇始者和典范。实际上，不少学者在评论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时，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在叙拉古的柏拉图。 　　这样的类比并非完全正确，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涉及了问题的核心。不管我们怎样评价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合作，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海德格尔的行动并非简单地源于一种对迫害的恐惧或单纯的投机行为，而是建立在他对时代困境的深刻洞察之上，这一洞察既决定了其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也决定了其行动的理由。尽管这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反映了海德格尔对克服危机的出路的探寻。 　　柏拉图也同样如此，叙拉古之行并非其生命中一段可有可无的“插曲”，而是深沉地弹奏着他内心对时代最深切的理解和关怀，是我们理解其思想的最重要的背景。 　　

前言/序言

海国图志·柏拉图的“克里特远征”：《法篇》与希腊帝国问题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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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社会思想与雅典帝国由盛趋衰息息相关，公元前431-前404年爆发的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惨败而告终。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使希腊各城邦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陷入全面而深重的危机之中。各城邦之间不断爆发战争，使希腊城邦普遍遭到破坏，城邦颓危败落，各城邦内部由于土地和财富的集中，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城邦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怨沸腾，诸多社会弊端日益暴露，社会内外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奴隶主集团之间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亦愈演愈烈，政治动荡不安，原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优良的道德传统不复存在，城邦社会精神生活解体，种种邪恶行为充斥着整个社会。伯罗奔尼撒战争标志着雅典的奴隶民主政体从繁荣的顶峰开始走向衰落瓦解。在此情况下，柏拉图以其哲人的睿智和思想家深邃的目光对现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他针对城邦奴隶制面临的深重危机，为了挽救濒临衰亡的奴隶民主制，以理念论为核心，以“正义”为原则，以斯巴达的君主政体和古埃及的种姓制度为样本，融伦理道德思想与政治哲学为一体，设计了一个公平正义、各尽其职、各得其所、稳定和谐的理想城邦国家。早期希腊以来，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等哲学家，从自己的哲学出发，或多或少地论述了和谐问题，这些哲学巨人多视角对和谐问题的追问与反思，为柏拉图系统地研究和谐社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应该说，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概念的是毕达哥拉斯，他将数视为万物的本原，认为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源自于数，宇宙万物的和谐即为数的和谐，提出数的和谐观点。毕达哥拉斯在研究数，特别是在音乐的研究中，发现数的一定比例和关系产生和谐，天体之间的和谐也如此，得出了“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1(P133)，“一切都是和谐的”[1](P36)结论。宇宙中和谐无处不在，整个宇宙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和谐是普遍的、一般的、必然的、绝对的。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和谐”思想扩展运用于考察人伦社会和灵魂现象，提出美德、友谊、爱情和灵魂等都是和谐的思想。赫拉克利特向毕达哥拉斯提出了挑战，他以“永恒活火”的动态思维方式超越了毕达哥拉斯仅对数量作抽象静止规定的静态思维方式，用“对立和谐观”扬弃了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观”。在赫拉克利特看来，和谐的深层秘密是隐藏在事物内部的对立和斗争，事物总是由其内部的对立和斗争向它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实现统一与和谐，真实的必然的和谐是由于这种内在对立和斗争造成的。这样，赫拉克利特在深刻的层面直接指向了和谐的本质。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哲学从自然哲学的尽头，转向对“善”、对“自我”、对“人”和“社会”的探询。苏格拉底的和谐思想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他个人的命运是同雅典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为了城邦追求善的理想，尽管他的城邦是以死刑成全了他的理想追求。他从生活实践、道德方面提出他的“理论”主张：“认识你自己”。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不能仅仅以为他有感觉和欲望，而在于人有灵魂，能够追求善。他的“认识你自己”开辟了一条重理性、寻求普遍性知识之路，就是要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道德的本性，从而确立一种普遍而又稳定的道德体系，只有这样的道德体系才能确保和谐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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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埃及奥克西林库斯所发现的《希腊志》仅仅是以残篇断片的形式流传下来，对于其作者的身份我们只能凭借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加以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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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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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丛书的根本信念乃是对波利比乌斯的追随，正是波利比乌斯把政治历史恰如其分地称为统治一个国家的正当准备，称为最优秀的教师，这教师通过唤醒人类沉重的记忆来警戒当代，让当代学会承受福祸的交替。因此，“幸福”将遭到本丛书的抛弃，“荣誉”将重新夺回历史庙堂中无尚尊荣的惟一继承权。在本丛书中，“荣誉”将不再是叔本华或者边沁眼中的“我们自私自利的最美味的食物”，而将成为对所有时代中伟大事物的共同和恒久的信仰，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真正构成了对于无常灾难和世事交替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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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秘史》原名《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该书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叶，撰者不详，原著已佚，现仅存明初的汉字音译本。清代学者李文田撰《元秘史注》十五卷，是《元朝秘史》最早的译注本，对书中所述地理、年代、人名、史实等均详加考证。李文田之后，高宝铨又撰《元秘史李注补正》十五卷和《元秘史补正续编》一卷，以正李注讹误。除为《元朝秘史》作注外，清代学者还进行了很多考证工作，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我社现将《元朝秘史》及以上四种研究著作影印出版，以为元朝和蒙古史研究提供参考。 《元朝秘史》原名《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该书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叶，撰者不详，原著已佚，现仅存明初的汉字音译本。清代学者李文田撰《元秘史注》十五卷，是《元朝秘史》最早的译注本，对书中所述地理、年代、人名、史实等均详加考证。李文田之后，高宝铨又撰《元秘史李注补正》十五卷和《元秘史补正续编》一卷，以正李注讹误。除为《元朝秘史》作注外，清代学者还进行了很多考证工作，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我社现将《元朝秘史》及以上四种研究著作影印出版，以为元朝和蒙古史研究提供参考。 《元朝秘史》原名《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该书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叶，撰者不详，原著已佚，现仅存明初的汉字音译本。清代学者李文田撰《元秘史注》十五卷，是《元朝秘史》最早的译注本，对书中所述地理、年代、人名、史实等均详加考证。李文田之后，高宝铨又撰《元秘史李注补正》十五卷和《元秘史补正续编》一卷，以正李注讹误。除为《元朝秘史》作注外，清代学者还进行了很多考证工作，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我社现将《元朝秘史》及以上四种研究著作影印出版，以为元朝和蒙古史研究提供参考。 《元朝秘史》原名《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该书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叶，撰者不详，原著已佚，现仅存明初的汉字音译本。清代学者李文田撰《元秘史注》十五卷，是《元朝秘史》最早的译注本，对书中所述地理、年代、人名、史实等均详加考证。李文田之后，高宝铨又撰《元秘史李注补正》十五卷和《元秘史补正续编》一卷，以正李注讹误。除为《元朝秘史》作注外，清代学者还进行了很多考证工作，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我社现将《元朝秘史》及以上四种研究著作影印出版，以为元朝和蒙古史研究提供参考。 《元朝秘史》原名《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该书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叶，撰者不详，原著已佚，现仅存明初的汉字音译本。清代学者李文田撰《元秘史注》十五卷，是《元朝秘史》最早的译注本，对书中所述地理、年代、人名、史实等均详加考证。李文田之后，高宝铨又撰《元秘史李注补正》十五卷和《元秘史补正续编》一卷，以正李注讹误。除为《元朝秘史》作注外，清代学者还进行了很多考证工作，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我社现将《元朝秘史》及以上四种研究著作影印出版，以为元朝和蒙古史研究提供参考。 《元朝秘史》原名《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该书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叶，撰者不详，原著已佚，现仅存明初的汉字音译本。清代学者李文田撰《元秘史注》十五卷，是《元朝秘史》最早的译注本，对书中所述地理、年代、人名、史实等均详加考证。李文田之后，高宝铨又撰《元秘史李注补正》十五卷和《元秘史补正续编》一卷，以正李注讹误。除为《元朝秘史》作注外，清代学者还进行了很多考证工作，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我社现将《元朝秘史》及以上四种研究著作影印出版，以为元朝和蒙古史研究提供参考。 《元朝秘史》原名《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该书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叶，撰者不详，原著已佚，现仅存明初的汉字音译本。清代学者李文田撰《元秘史注》十五卷，是《元朝秘史》最早的译注本，对书中所述地理、年代、人名、史实等均详加考证。李文田之后，高宝铨又撰《元秘史李注补正》十五卷和《元秘史补正续编》一卷，以正李注讹误。除为《元朝秘史》作注外，清代学者还进行了很多考证工作，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我社现将《元朝秘史》及以上四种研究著作影印出版，以为元朝和蒙古史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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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斯则认为，早在公元前374年奥克西林库斯史家可能即已完成或者已经完成了一部分写作，因此奥克西林库斯史家创作这部作品的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386一前374年之间。巴尔勃认为，该作品可能创作于公元前346年之前，或者不会晚于公元前331年，因为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败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于高加美拉战役，波斯帝国基本上已经被摧毁。而在XIX.2中描写波斯王的军费问题时，奥克西林库斯史家使用了一般现在时态，他叙述道：“当时正拖欠着士兵好几个月的军饷，因为将军们常常不按时给他们开饷，而这对于那些为波斯王作战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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