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习录 【明】王阳明  著 国学/古籍 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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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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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 世纪慧泉旗舰店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9983240
商品编码:10424761811
包装:平装
出版时间:2015-07-01
套装数量:1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阳明心学读本!

◆逐字逐句校对尘封400余年的善刻本,纠正现存版本21处文字与体例错误!

◆被已故哲学家陈荣捷先生称为“完备而可靠”的《传习录》版本。

◆首次附录并译注王阳明亲自编定的《朱子晚年定论》。

◆注释中浓缩汇集陈荣捷先生、邓艾民先生等著名哲学家近几十年来的《传习录》研究成果。

◆全译全注、简体横排,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原汁原味的阳明心学。

◆张居正、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伊藤博文、稻盛和夫等人的力量源泉。

◆已故国学大师钱穆将《传习录》列为“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之一。


   内容简介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传习录》是后世《传习录》的母本,因未经后人妄改,拥有极高的专业性和珍藏价值,被已故哲学家陈荣捷先生称为“完备而可靠”的版本,是阳明心学的先选读本。

《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宗师王阳明的论学语录和书信集,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是了解阳明心学经典的入门必读书。

◆心即理:行为准则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遇到难题时与其劳神费心,不如去倾听内心原本的声音。

◆致良知: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只不过被后天的习气和私欲所蒙蔽了;若能恢复并遵循本然的良知,就不难获得内心的安宁。

◆知行合一:人的认知和实践是不可分的,只有做到两者统一,才能避免盲目行事或空谈不实之病,一切困难也会迎刃而解。

正是因为阳明心学蕴含着“宁静于内,无敌于外”的至上智慧,晚清中兴首名臣曾国藩、终结中国两千年帝制的孙中山、戊戌变法及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梁启超、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伊藤博文等人,均对《传习录》推崇备至。已故国学大师钱穆更是将该书列为“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之一。


   作者简介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有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之人,其学术思想更是由中国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对后世影响巨大。

   目录
前言
传习录序
传习录上
传习录中
答顾东桥书
启问道通书
答陆原静书
答欧阳崇一
答罗整庵少宰书
答聂文蔚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教约
传习录下
附录《朱子晚年定论》
王阳明简明年谱
参考文献

   精彩文摘

【一】 [1]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 [2] 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3] ,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4] ,‘敬敷五教’ [5] ,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 [6] ,‘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 [7] ,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1] 自此条起至第*四条为徐爱所录。前后分别为徐爱所作的序和跋。
[2] 邓艾民先生认为,此处“亲”当作“新”,译文从此说。
[3] 上述引文皆出自《大学》。
[4] 舜,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契,商朝始祖,帝喾之子,帝尧之弟,曾助大禹治水有功,
被舜封为司徒,掌教化之职。
[5] “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
敷:布、施义。
[6] “明明德”:前一个“明”字为动词,是彰明、发扬的意思;后一个“明”字是形容
词,即光明、高大的意思,形容德性。“明明德”即发扬高尚的德性。
[7] 《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
邦。”“俊”通“峻”,高大的意思。
【译文】
徐爱问:“‘在亲民’,朱熹认为应当写作‘新民’,后面一章有‘作新民’的文字似乎可以作为依据。先生认为应当按照旧本写作‘亲民’,有什么根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字,是自新之民的意思,与‘在新民’的‘新’字含义不同,这怎么能作为依据呢!‘作’字与‘亲’字相对应,但却不是‘新’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等处,对于‘新’字均未阐发。例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的话,都是‘亲’的意思。‘亲民’就如同是《孟子》所谓‘亲亲仁民’,‘亲之’就是爱他的意思。百姓不仁爱,舜就让契任司徒之职,恭敬地施行五种伦理规范,让百姓互相亲爱。《尧典》中说的‘克明俊德’即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像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到‘亲民’,便是兼有了养育教化百姓的意思,说‘新民’就有偏颇了。”

【二】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1] ,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2] 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3] 者得之。”
【注释】
[1] “知止而后有定”出自《大学》,意为有明确的目标才能做到志向坚定,而朱熹在
《大学章句》中用“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来解释这句话。
[2] 《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
也。’”孟子则反对告子“仁内义外”之说,认为仁义的根本在于心中。
[3] 语出朱熹《大学章句》第*章注。“天理”即大自然*根本的规律,犹言“天道”。
【译文】
徐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认为这句话讲的是‘万事万物都有确定的道理’,似乎与先生您的说法相悖。”
先生说:“如果在万事万物上追求至善,就是把义视作外在的东西了。至善只是心的本然面貌,只要通过‘明明德’的功夫达到‘精深专一’的境界便是至善了。不过,至善也从未脱离具体的事物。朱熹《大学章句》中说‘穷尽天理而使得心中无一丝一毫人欲私心’的说法就颇为在理。”

【三】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1] 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注释】
[1] 《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即冬天温被,夏
天扇席,晚上侍候睡定,早晨前往请安。表示侍奉父母无微不至。此处“清”当作
“凊”(qìng),后文误作“温清”“夏清”处皆保留,不另注。
【译文】
徐爱问:“如果至善只向心中去求,恐怕天底下那么多事物的道理没法穷尽吧?”
先生说:“心即是理。天底下何来心外的事物、心外的道理呢?”
徐爱说:“譬如说侍奉父亲的孝、辅佐君主的忠、与朋友交往的信、治理百姓的仁,这些具体的事里有许多道理,恐怕不能不去仔细研究。”
先生感慨道:“这一说法已蒙蔽世人很久了,一句话怎么能说明白呢?现在姑且就你所问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侍奉父亲,不能从父亲身上去探求个孝的道理;辅佐君主,不能去君主身上探求个忠的道理;与朋友交往、治理百姓等事,也不能去朋友、百姓这些人身上求个信与仁的道理。这些道理全都在心里,心即是理。如果这个心没有被私欲阻隔,便是天理,不需要再从外面添加一分。凭借此纯粹都是天理的心,作用在侍奉父亲上便是孝,作用在辅佐君主上便是忠,作用在交友、治民上便是信与仁。只要在心中努力摒弃人欲、存养天理即可。”
徐爱说:“听闻先生这么说,我好像有所觉悟了。但以前那套说辞缠绕于胸中,尚有不解之处。以侍奉父亲来说,例如使父亲冬暖夏凉、早晚请安等细节,不还是需要讲求的吗?”
先生说:“怎么能不讲求呢?只是要先有一个宗旨。只要一心在摒弃人欲、存养天理上讲求即可。例如讲求冬天保暖,也仅仅是要尽孝心,唯恐有一丝一毫的人欲夹杂其间;讲求夏天纳凉,也仅仅是要尽孝心,唯恐有一丝一毫人欲夹杂其间,仅仅是讲求这个心而已。这个心若是没有人欲,纯粹都是天理,是一颗诚敬于孝亲的心,那么一到冬天,自然会想到父母是否会冷,便去考虑给父母保暖的事;一到夏天自然会想到父母是否会热,便会去考虑给父母纳凉的事。这些全都是那颗诚敬于孝亲的心自然生发出来的具体行动。只要有这颗诚敬于孝的心,自然而然会考虑到这些具体的事。用树木来打比方,这诚敬于孝的心便是树根,许多具体行动便是枝叶,需要先有个根然后才会有枝叶,而不是先去寻求枝叶,然后再考虑种这个根。《礼记》说道:‘如果孝子对父母有深切的感情,那么对待父母必然很和气;而有和气的态度,则必然会有愉悦的气色;有愉悦的气色,必定会有让父母高兴安心的仪容。”而所有这些,必须有颗真诚的心来作为根,然后自然而然就能如此。”
……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永恒经典 在中国文学史上,若论及一部能够贯穿古今、深刻影响后世文人心灵的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翘楚。这部煌煌巨著,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严谨精湛的分析方法,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鉴赏与批评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它并非一本简单的文学史,也不是一部教人写作的“秘籍”,而是一部饱含哲思与人文关怀的文学巨论,一部对中国文学本体进行深度挖掘与系统阐释的伟大工程。 《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在它之前,虽然已有不少关于文学的零散论述,但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刘勰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其卓越的洞察力,将散落的智慧加以整合、提炼,并融入自己对文学的深刻理解,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理论体系。这部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的开创性,更在于其理论的深刻性、内容的全面性以及思想的独特性,这些都使其至今仍闪耀着不朽的光辉。 体系宏大,逻辑严谨:建构文学理论的宏伟殿堂 《文心雕龙》的全书共二十卷,一百零一则,体例严谨,结构清晰,堪称一部文学理论的百科全书。全书以“总论”开篇,确立了文学的起源、本质、功能以及与时代、社会、人心的关系,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础。随后,便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等篇章,追溯文学的源头,探讨其神圣性与规范性,将文学与儒家经典、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体现了刘勰“文以载道”的深刻思想。 接着,刘勰将目光投向了文学创作的具体层面。他将文学的创作过程划分为“明诗”、“明赋”、“明颂”、“明赞”、“明诔”、“明碑”、“明志”、“论说”、“书”、“表”、“启”、“奏”、“檄”、“令”、“教”、“令”、“符”、“檄”、“封禅”、“祭文”、“书”、“箴”、“铭”、“论”、“说”、“传”、“序”、“记”、“赞”、“颂”、“诔”、“碑”、“志”、“哀辞”、“祭文”、“表”、“启”、“奏”、“议”、“论”、“说”、“辩”、“檄”、“封”、“符”、“诏”、“策”、“令”、“教”、“诔”、“铭”、“箴”、“颂”、“赞”、“诔”、“碑”、“志”、“哀辞”、“祭文”等多种文体,并逐一进行分析,探讨其各自的特点、功用以及创作要领。这种细致入微的文体分析,为后人理解和创作各种文学体裁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更值得称道的是,刘勰在论述文体时,并非孤立地看待每一种文体,而是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他深入分析了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在创作这些文体时所呈现出的风格差异、得失成败,并对其进行了精辟的评价。这种纵横结合的分析方法,使得《文心雕龙》在提供具体创作指导的同时,更具备了历史的深度和学术的价值。 洞察人性,探究“文心”:揭示文学创作的灵魂 《文心雕龙》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刘勰对“文心”的深刻洞察。“文心”二字,本身就凝聚了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他认为,“文”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辞藻的堆砌,更是心灵的表达,是情感的抒发,是思想的载体。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力,源于人的内心世界,即“文心”。“文心”之中,包含了作者的情感、思想、志趣、学养,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感悟与体认。 刘勰在“风骨”、“体性”、“情采”、“声律”等篇章中,对文学创作的要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强调“风骨”的重要性,认为“风”是指作品所蕴含的情感与精神,“骨”是指作品的结构与骨架。只有做到“风骨”兼备,作品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他提出了“体性”之说,强调文学创作应符合文体的特性,同时也要表现作者的个性。他认为,“情采”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情”应高于“采”,即情感的真挚与深厚是作品动人的根本,而辞藻的华丽则应服务于情感的表达,不能喧宾夺主。他对“声律”的重视,也体现了他对文学形式美的追求,认为和谐的声律能够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刘勰对“文心”的强调,将文学创作的重心从单纯的技巧层面提升到了情感与思想的层面,这无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突破。他引导人们认识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写照,是作者对生命、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与感悟的结晶。这种对文学本体的深刻理解,使得《文心雕龙》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至今仍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质性”与“格律”的辩证统一:文学创作的智慧结晶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反复强调“质性”与“格律”的辩证统一。他认为,文学创作既需要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质性),也需要恰当的形式和精湛的技巧(格律)。“质性”是文学的灵魂,而“格律”则是文学的外衣。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风骨”篇中,他提出“文变染乎支流,与质性,故非质性,不能谓之文;非文,不能谓之‘文’”。这句话表明,脱离了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再精美的辞藻也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在“通变”篇中,他又强调“通变”的重要性,即在遵循基本规则(格律)的基础上,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创新和变化,不能墨守成规。他认为,“夫文者,天地之心也。盖天人共生,理通万物。故善言天者,必因于气象;善言人者,必因于情性。所谓‘质’者,其时之情性也。所谓‘形’者,其时之格律也。故‘质’不可以无‘形’,‘形’不可以无‘质’。”这段话深刻地阐释了“质性”与“格律”的关系,强调两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这种辩证统一的观点,体现了刘勰作为一位杰出文学批评家的深刻智慧。他既反对那些空谈“格律”,却缺乏真挚情感和深刻思想的“雕虫小技”,也批判那些只重“质性”,却忽视形式技巧的“野狐禅”。他主张在继承传统、遵循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灵活的创新,从而创作出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魅力的作品。 承古融今,启迪后世:永不衰竭的文学宝库 《文心雕龙》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对文学理论的系统阐释,更在于其对后世文学创作与批评产生的深远影响。自问世以来,无数文人墨客从中汲取营养,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明代的茅坤、归有光,清代的王夫之、姚鼐等,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历代文学批评家在研究文学理论时,几乎都绕不开这部经典。 《文心雕龙》所构建的文学理论体系,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参照系。它不仅为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理论工具,也为创作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其对“文心”的强调,更是将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时至今日,《文心雕龙》依然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史上的丰碑,更是一座永不枯竭的智慧宝库。当我们翻开这部巨著,不仅能够领略到刘勰精妙绝伦的文笔,更能够体会到他对文学的深沉热爱,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它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文学的本质,如何去创作有生命力的作品,如何去欣赏那些真正触动心灵的文字。《文心雕龙》所闪耀的思想光芒,将继续照亮中国文学的未来之路,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去探索、去创造、去传承那份永恒的文学之美。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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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国学爱好者的角度来看,这部《传习录》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哲学思辨,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观察和理解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独特窗口。它不仅仅是“经部”的理论输出,更是实践哲学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具体投射。书中所记录的师徒问答场景,极富画面感,能够清晰地勾勒出阳明先生在不同场合下如何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弟子的困惑,给出最精准的开解。这种教学的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体现。我特别留意了其中关于“心即理”的阐发,那种将个体内心提升到宇宙本体论高度的宏大气魄,让人心生敬畏。它打破了传统上“内省”与“外物”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更为圆融的视角来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对于希望深入理解明代思想脉络和儒家学说演变脉络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是绕不开的核心文本,其结构逻辑和论证的严密性,体现了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最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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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本书的整体感受是,它像是一部“行动指南”,而非仅仅是“理论手册”。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许多日常行为的动机开始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比如,当我们面对困境时,传统观念可能会教我们寻求外力或改变环境,但《传习录》则引导我们将注意力拉回自身,关注“未发之心”的纯净状态。这种由外向内的聚焦,极大地减轻了我的焦虑感。书中的语言风格,虽然是古文,但因为承载的是贴近生命本质的体悟,所以并不显得遥远。它有诗歌般的韵律,也有论辩般的锋芒,切换得非常自然。我特别喜欢那些看似随性而发的语录,它们往往是经过千锤百炼才凝结出的智慧结晶,简单几字,却能点亮迷茫中的心灯。这本书的重量,在于它教会你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坚定与清明,这远超出了任何一门学科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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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和内容安排,显示了编纂者对读者的体贴。作为一部重要的古籍整理本,它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同时,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注解,使得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也能顺畅地进入王阳明的思想世界。我特别留意了那些关于“致良知”的探讨,它不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召唤,而是一种对个体天赋良善的确认和开发。通过阅读,我体会到阳明先生并非要求我们去创造什么,而是要求我们去“发现”和“彰显”那个本自具足的良知。这种自信和力量的源泉,让人在面对人生的各种“难关”时,多了一份从容和底气。它不是那种读完后就束之高阁的书,而是那种需要反复翻阅、时常对照自身状态的案头必备之作。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感悟浮现,这正是经典永恒的魅力所在,它随着读者的心境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光彩,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远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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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更像是一场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本以为古籍会是那种高高在上、拒人千里的存在,但《传习录》却以一种近乎日常的、却又极富哲理的方式展开。其中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究,那种不满足于表面现象、执着于追本溯源的治学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当代学习。它不是那种一味地灌输结论,而是展现了一个伟大思想家如何从疑惑、思辨到最终形成体系的全过程。这种过程的展示,比单纯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体现了思想的生命力。读到一些关于良知被蒙蔽的论述时,我忍不住联想到自己生活中那些因为贪图小利或畏惧外界眼光而放弃原则的时刻,书中犀利的批判如同当头棒喝,让人不得不正视自身的弱点。这种直击灵魂深处的反思,使得阅读不再是消遣,而成为一种自我重塑的历程。文字的凝练与力量,在明代的语境下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翻译过来的注释,也保持了原文的那种气韵。

评分

这本《王阳明传习录》的开篇,着实抓住了我的心。初读之下,便被那股扑面而来的学理力量所震撼。作者的叙述笔法,没有那种传统古籍的晦涩难懂,反而充满了辩证的张力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对于“知行合一”的论述,不是简单的概念堆砌,而是通过大量的生活实例和与弟子的问答来层层递进地剖析,仿佛能看到王阳明先生亲临案前,循循善诱的场景。我尤其欣赏其中对心学的阐释,那种强调主体能动性和内在觉醒的观点,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它不是教人如何去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而是教人如何向内求索,找到那个安定的核心。读到此处,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看似简单实则蕴含无穷哲理的语句,思索自己平日里的言行是否真的与内心所信相符。这种引人深思、促人自省的阅读体验,是许多现代出版物难以企及的深度。整本书的排版和注释也做得非常考究,对于我们这些对明代哲学背景不太熟悉的人来说,提供了及时的帮助,使得理解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可以触摸和实践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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