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我们今天褒贬前贤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言行，很少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出发了解其言行背景，事实上知人论世会使我们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鲁迅的生存和心理状态是今人少有提及的，得益于陈明远等学者们的研究，我们今天大概知道鲁迅一生的收入状况。十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鲁迅在参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间，共收入12万元左右，相当于今400多万人民币，即有着年均17万元人民币、月均9000元～20000元人民币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购买力算，相当于1000多万人民币，即年均50万元。……这笔收入，大概相当于今天北京、上海、广州的高级白领的收入。
可以说，鲁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认为，“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他虽然朴素，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
鲁迅被一些人认为是文人成功的典范，他生活的精致细节给人突出的印象。一是饮食讲究，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宽敞，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租一层楼就够用，而鲁迅却要独幢的三层楼；三是喜欢看电影，而且要买价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车。
但如果仅仅把鲁迅看作是成功人士，这会妨碍我们对他的认知，这甚至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鲁迅终生未摆脱生存的压力。跟今天年收入30万～50万左右的白领阶层一样，鲁迅的不安全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既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也跟他后来的体制生存和体制外生存方式有关。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他在名篇《呐喊自序》中写道：“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1912年，31岁的鲁迅进入教育部做“公务员”，开始领薪水，但只能领到半薪，当年收入1100元。第二年，工资上涨，但也只能领到九成薪水，全年计2586元。第三年，仍未领全薪水，全年收入3146元。随后几年多为3000多元的年收入。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但属于同人刊物，没有收入。
1920年，鲁迅年收入2640元，较前几年为少，因教育部拖欠三个月薪水。这一年鲁迅开始在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任兼职讲师，尽管开始不计报酬，但总算在工薪收入外有了讲课费。1921年，鲁迅年收入2578元，其中讲课费88元。1922年收入不详。1923年，鲁迅年收入2304元，其中稿费69元，讲课费141元，这一年，鲁迅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鲁迅年收入2600多元。教育部薪水3600元，鲁迅领到手的只有1095元，其他稿费700多元，讲课费800多元。工作12年之久的鲁迅，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超过了公职收入。1925年，鲁迅的年收入2800多元，这一年的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开始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多的时候，鲁迅到8所学校兼课。
我们由此可知，鲁迅的收入虽然不算低，但设身处地地想，他也并不轻松，否则他不会到处兼课。一个民国体制中的公务员的辛酸，鲁迅都经历了。到1925年，鲁迅在他的名文《灯下漫笔》中还忠实地记录他10年前的一次兑换钱的经历：“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甸甸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他为此感叹，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一个参加工作十几年的老“公务员”仍未获得“财务自由”，这才是真实的鲁迅。1919年11月，鲁迅借债500银圆，为期３个月，利息１分３厘（共65银圆），补足购房款。1920年５月，鲁迅借债400余银圆。1921年３月，鲁迅又借债700余银圆。1924年５月鲁迅买下了破旧的小四合院──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２１号（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共花费1000银圆左右，鲁迅向友人许寿裳、齐宗颐各借400银圆，所欠的债，一直到几年后才用他的讲课费还清。
1926年，鲁迅在一篇日记中说：“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禄钱了：**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们今天读鲁迅，可以想到这是人到中年的鲁迅，这是一种什么心境？有人说鲁迅“跑着去领工资”，当年的报纸还说鲁迅为“索薪”参加游行被警察打落了“门牙”，由此可见当时的公务员也得为自己的利益“维权”。到1926年时，鲁迅还在给人写信说，想多“弄几文钱，以助家用”。
1927年夏天，鲁迅对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1928年夏天，鲁迅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过了几天他又说：“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
鲁迅的诸多名文都是在这种心境里产生的。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除了觉醒的心以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是*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要紧了。”……
1927年，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因此，我们能够想见鲁迅的特殊性。跟民国众多的学者教授不同，鲁迅对经济、生计的敏感是异乎寻常的。作为长子的压力，作为公务员的束缚，他活得并不舒坦。他一直生活在紧张、纠结之中，直到1926年，他还在为跳槽患得患失，这一年他去了厦门，又去了广州，就是为了多挣钱。
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他选择了上海为定居地。有学者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出于经济的筹划和生存的盘算──这里汇集了全国*多的报刊、书局以及其他经营性文化设施，只有这里才能为纸间的劳作提供丰足持续的版税与稿酬，从而去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些都表现出先生清醒务实的经济头脑。”
这其实也是高看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师友们对他的帮助确实也开始见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元，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共计14700元，折合黄金490两。这些稳定的收入使鲁迅终于有了*后10年的较为稳定的生活。
1927年，鲁迅年收入3700多元，超过了北京生活时期。1928年，鲁迅年收入5900多元，其中一大半来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收入。1929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合人民币100多万元），其中一大半来自他跟自己的学生老板李小峰打官司追回的版税，他的学生、北新书局的“书商”李小峰扣其版税，经协商分期向鲁迅偿还，据郁达夫说，总数有20000元之巨。1930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1931年，鲁迅年收入8900多元。1932年，鲁迅年收入4200多元。1933年，鲁迅年收入1万多元。1934年，鲁迅年收入5600多元。1935年，鲁迅年收入5600多元。……
也就是说，鲁迅只到生前*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观。陈明远说，“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此系10年前数据，今人民币4万多元，相当于今天都市高级白领的收入。就是说，直到此10年，鲁迅才算有了“财务自由”。
可以说，鲁迅终生处在生计的纠缠之中。他跟当代“亚历山大”的“屌丝”一代一样，都有着生存的紧张，只不过，他对自己的生计有着务实的考虑。有人认为他是“理财高手”，说他的理财有几大特点：“不断跳槽转换工作”“多线程理财”“坚持亲自理财”“选择*佳经济地区”等，这其实是高抬了鲁迅。跟民国傍官傍商、长袖善舞的理财专家不一样，跟梁启超、胡适等体制内生存者不一样，他的理财真正是平民的、文人的。因此，他的言路、思路跟青年、跟大众相通。
把生计放在重要地位的鲁迅难以“免俗”，他说过，他跟高雅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恐怕只好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酬。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他对青年对大众的劝告也极为实际：“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有跟钱相关。直到临去世前几年，他还在跟学生打官司，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税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临去世前四年，国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约撰述员费用……这些事件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难怪鲁迅感慨：“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
但鲁迅是强大的。他虽然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其中，他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靖华译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代其联系出版，垫付了230元的制版费，当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在书店里捧读《毁灭》爱不释手，鲁迅得知他的钱不够，问他：“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阿累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
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们一样，为生计所苦，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从当时到现在，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
用户评价
评价四： “立人三部曲”——这个整体的名称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力量，它似乎指向了一种内在的、持续的成长与完善。我一直相信，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进步，最终都要归结于“人”的真正“立起来”。“立”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精神上的独立、思想上的成熟、人格上的健全。这三本书，如果能够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它们讲述的，很可能是一条关于个体如何从蒙昧走向觉醒，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渺小走向充盈的生命历程。我期待它能呈现一个逻辑清晰、情感饱满的故事线，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个体生命是如何在历史的熔炉中被锻造，如何在思想的碰撞中获得升华，又如何在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体认中，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这种“立人”的过程，无疑是充满艰辛与挑战的，它需要勇气去质疑，需要智慧去探索，更需要坚持去实现。我希望这套书能给我带来一种积极的启示，让我看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体的成长和自我超越，永远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追求。
评分评价五： 我常常在想，真正能够触动人心的，不是那些浮光掠影的感官刺激，而是那些能够引发我们对自身、对社会、对历史进行深度思考的作品。“立人三部曲”这几个书名，从“盗火与革命”的激昂，到“安身与立命”的沉静，再到“世道与人心”的洞察，似乎描绘了一幅从外在的变革到内在的安顿，再到对普遍规律的理解的递进式阅读体验。我期待它能让我看到，那些看似独立的事件和思潮，是如何在历史的脉络中相互关联，又如何共同塑造着人类的命运。这本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知识的传递，更应该是一种精神的唤醒，一种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我渴望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不断地与作者的观点进行对话，能够从书中汲取养分，反观自己的人生，思考自己所处的时代。它是否能让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更全面的认识？是否能让我对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和责任有更清晰的界定？是否能让我对复杂的人性有更深刻的洞察？我相信，一本真正的好书，一定能够引发读者持续的思考，并在读完之后，依然在心中久久回荡。
评分评价一： 初识“立人三部曲”，是在一个雨后的午后，书店里弥漫着纸墨的清香，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封面古朴却又不失力量。“盗火与革命”，这个名字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仿佛预示着一场关于思想启蒙和时代变革的宏大叙事。我是一个对历史和社会进程有着强烈好奇心的人，总觉得那些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背后，一定隐藏着无数个体不屈的呐喊和求索。这本书，我期待它能带领我走进那个火光闪烁、思想激荡的年代，去感受那些先驱者们如何在黑暗中点燃智慧的火种，如何在压迫与束缚中寻找突破口，又如何在风雨飘摇中孕育出新的希望。我渴望看到作者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或许是振臂一呼的革命者，亦或是心怀理想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选择自己的道路，如何用行动践行自己的信仰。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不仅仅停留在事件的记录，而是能深入挖掘这些“盗火”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以及这场“革命”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乃至个体命运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它能否让我对“启蒙”二字有更深刻的理解？能否让我看到历史的车轮是如何被一代代人的觉醒和抗争所推动？这些疑问，都在我翻开书页的瞬间，化作最真挚的期待。
评分评价二： 《安身与立命》这本书，在我读完“盗火与革命”之后，感觉像是找到了前行路上的定海神针。如果说前者是关于时代的宏大变革，那么后者似乎更聚焦于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安顿身心，如何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一直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但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地塑造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历史的动荡时期，个人的命运往往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力，但正是这些看似渺小的个体，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坚守，却构成了历史前进的基石。这本书，我希望它能为我解答那些关于“何以为家”、“何以为业”、“何以为人”的困惑。在经历了一番“盗火”的思潮洗礼之后，如何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如何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得到实现？这需要一种智慧，一种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在困顿中寻找出路的能力。我期待作者能通过生动的笔触，展现不同境遇下的人们，他们如何面对生活的压力，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活出自己的尊严和意义。我想知道，当外部世界不再是单一的赞歌或控诉时，个体的心灵如何才能真正安顿下来，又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立命”的追求。
评分评价三： “世道与人心”这部分，给我的感觉是，它将目光从宏大的叙事和个体的安顿，投向了更普遍、更深刻的社会肌理和人性的幽微之处。“世道”的变迁，往往伴随着“人心”的起伏，而“人心”的复杂，又反过来塑造着“世道”的走向。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和道德品质。这本书，我希望能看到作者对这些复杂关系的细致描摹。它能否帮助我理解，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些思潮会盛行？为什么人们会做出一些我们现在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它是否会探讨人性中的善与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是如何被激发或压抑的？我期待它能提供一种视角，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那些构成社会运转规则的无形力量，以及它们是如何在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我想知道，当“世道”不再是我们所期望的样子时，普通人的“人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变得更加坚韧，还是更加麻木？是选择随波逐流，还是坚持内心的原则？这部分内容，或许是最能触及我们日常体验，也最能引发深刻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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