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我們今天褒貶前賢多是著眼於他們的言行，很少從他們的生存狀態齣發瞭解其言行背景，事實上知人論世會使我們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魯迅的生存和心理狀態是今人少有提及的，得益於陳明遠等學者們的研究，我們今天大概知道魯迅一生的收入狀況。十年前的一項研究錶明，魯迅在參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間，共收入12萬元左右，相當於今400多萬人民幣，即有著年均17萬元人民幣、月均9000元～20000元人民幣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購買力算，相當於1000多萬人民幣，即年均50萬元。……這筆收入，大概相當於今天北京、上海、廣州的高級白領的收入。
可以說，魯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認為，“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人們對魯迅的印象也是，他雖然樸素，但生活起來也是相當享受的：魯迅愛逛琉璃廠、淘古物字畫，愛吃館子、擺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閤院時就雇傭女工和車夫；後期在上海住大陸新村三層樓房，他和許廣平、幼子海嬰三人雇有兩個女傭，晚年經常帶全傢乘齣租車看電影、赴宴席……
魯迅被一些人認為是文人成功的典範，他生活的精緻細節給人突齣的印象。一是飲食講究，愛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寬敞，初到上海不過兩個人，租一層樓就夠用，而魯迅卻要獨幢的三層樓；三是喜歡看電影，而且要買價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車。
但如果僅僅把魯迅看作是成功人士，這會妨礙我們對他的認知，這甚至是一種誤解。事實上，魯迅終生未擺脫生存的壓力。跟今天年收入30萬～50萬左右的白領階層一樣，魯迅的不安全感是實實在在的。這既跟他的傢庭背景有關，也跟他後來的體製生存和體製外生存方式有關。
魯迅齣生在一個沒落的封建傢庭，父親的病使他嘗盡世態炎涼。他在名篇《呐喊自序》中寫道：“我從一倍高的櫃颱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衊裏接瞭錢，再到一樣高的櫃颱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有誰從小康人傢而墜入睏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直到晚年，魯迅還迴顧說：“契訶夫的想發財，是那時俄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瞭，而這時候，我正在封建社會裏做少爺。看不起錢，也是那時的所謂‘讀書人傢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纔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破落戶子弟’，不過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他不會賺錢），使我因此明白瞭許多事情。”
1912年，31歲的魯迅進入教育部做“公務員”，開始領薪水，但隻能領到半薪，當年收入1100元。第二年，工資上漲，但也隻能領到九成薪水，全年計2586元。第三年，仍未領全薪水，全年收入3146元。隨後幾年多為3000多元的年收入。1918年，開始在《新青年》刊物發錶小說與雜文，但屬於同人刊物，沒有收入。
1920年，魯迅年收入2640元，較前幾年為少，因教育部拖欠三個月薪水。這一年魯迅開始在北京大學和高等師範任兼職講師，盡管開始不計報酬，但總算在工薪收入外有瞭講課費。1921年，魯迅年收入2578元，其中講課費88元。1922年收入不詳。1923年，魯迅年收入2304元，其中稿費69元，講課費141元，這一年，魯迅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兼課。
1924年是一個轉摺年，這一年魯迅年收入2600多元。教育部薪水3600元，魯迅領到手的隻有1095元，其他稿費700多元，講課費800多元。工作12年之久的魯迅，業餘講課和寫作收入超過瞭公職收入。1925年，魯迅的年收入2800多元，這一年的魯迅不僅繼續在北大、北師大兼任講師，而且開始在中國大學本科兼任小說學科講師，在黎明中學和大中公學兼任高中文科教員。*多的時候，魯迅到8所學校兼課。
我們由此可知，魯迅的收入雖然不算低，但設身處地地想，他也並不輕鬆，否則他不會到處兼課。一個民國體製中的公務員的辛酸，魯迅都經曆瞭。到1925年，魯迅在他的名文《燈下漫筆》中還忠實地記錄他10年前的一次兌換錢的經曆：“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瞭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瞭。我隻得探聽，鈔票可能摺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瞭行市瞭：六摺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瞭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摺瞭，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瞭現銀，沉甸甸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他為此感嘆，中國隻有兩個時代，“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瞭奴隸的時代”。
一個參加工作十幾年的老“公務員”仍未獲得“財務自由”，這纔是真實的魯迅。1919年11月，魯迅藉債500銀圓，為期３個月，利息１分３厘（共65銀圓），補足購房款。1920年５月，魯迅藉債400餘銀圓。1921年３月，魯迅又藉債700餘銀圓。1924年５月魯迅買下瞭破舊的小四閤院──阜成門內西三條鬍同２１號（現在的北京魯迅博物館內），共花費1000銀圓左右，魯迅嚮友人許壽裳、齊宗頤各藉400銀圓，所欠的債，一直到幾年後纔用他的講課費還清。
1926年，魯迅在一篇日記中說：“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瞭四迴俸祿錢瞭：**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裏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韆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們今天讀魯迅，可以想到這是人到中年的魯迅，這是一種什麼心境？有人說魯迅“跑著去領工資”，當年的報紙還說魯迅為“索薪”參加遊行被警察打落瞭“門牙”，由此可見當時的公務員也得為自己的利益“維權”。到1926年時，魯迅還在給人寫信說，想多“弄幾文錢，以助傢用”。
1927年夏天，魯迅對朋友說：“我想贈你一句話，專管自己吃飯，不要對人發感慨。並且積下幾個錢來。”1928年夏天，魯迅對一位朋友說：“處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相擠這麼凶，每個月的收入應該儲蓄一半，以備不虞。”過瞭幾天他又說：“說什麼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
魯迅的諸多名文都是在這種心境裏産生的。1923年，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的著名演講中說：“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彆。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裏麵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除瞭覺醒的心以外……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錢──高雅地說吧，就是經濟，是*要緊的瞭。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要緊瞭。”……
1927年，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中說：“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藉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纔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放下擔子，纔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纔能做文章。”
因此，我們能夠想見魯迅的特殊性。跟民國眾多的學者教授不同，魯迅對經濟、生計的敏感是異乎尋常的。作為長子的壓力，作為公務員的束縛，他活得並不舒坦。他一直生活在緊張、糾結之中，直到1926年，他還在為跳槽患得患失，這一年他去瞭廈門，又去瞭廣州，就是為瞭多掙錢。
自1927年鞦天起，魯迅決意脫離體製，他既不擔任公職，也不做教員，而是專事獨立寫作。這一年，他已經46歲瞭。他選擇瞭上海為定居地。有學者認為，魯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基於戰鬥的需要──殖民文化與商業文化固然不堪，但卻足以造成文化專製的縫隙，進而便於以筆為旗，展開社會批判與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麵則分明齣於經濟的籌劃和生存的盤算──這裏匯集瞭全國*多的報刊、書局以及其他經營性文化設施，隻有這裏纔能為紙間的勞作提供豐足持續的版稅與稿酬，從而去除生活上的後顧之憂。這些都錶現齣先生清醒務實的經濟頭腦。”
這其實也是高看瞭魯迅，他隻是一個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師友們對他的幫助確實也開始見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魯迅受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元，從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學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共計14700元，摺閤黃金490兩。這些穩定的收入使魯迅終於有瞭*後10年的較為穩定的生活。
1927年，魯迅年收入3700多元，超過瞭北京生活時期。1928年，魯迅年收入5900多元，其中一大半來自大學院特約撰述員的收入。1929年，魯迅年收入15000多元（閤人民幣100多萬元），其中一大半來自他跟自己的學生老闆李小峰打官司追迴的版稅，他的學生、北新書局的“書商”李小峰扣其版稅，經協商分期嚮魯迅償還，據鬱達夫說，總數有20000元之巨。1930年，魯迅年收入15000多元。1931年，魯迅年收入8900多元。1932年，魯迅年收入4200多元。1933年，魯迅年收入1萬多元。1934年，魯迅年收入5600多元。1935年，魯迅年收入5600多元。……
也就是說，魯迅隻到生前*後十年，收入纔算可觀。陳明遠說，“魯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間（1927年10月—1936年10月）總收入為國幣78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閤今人民幣2萬多元）”——此係10年前數據，今人民幣4萬多元，相當於今天都市高級白領的收入。就是說，直到此10年，魯迅纔算有瞭“財務自由”。
可以說，魯迅終生處在生計的糾纏之中。他跟當代“亞曆山大”的“屌絲”一代一樣，都有著生存的緊張，隻不過，他對自己的生計有著務實的考慮。有人認為他是“理財高手”，說他的理財有幾大特點：“不斷跳槽轉換工作”“多綫程理財”“堅持親自理財”“選擇*佳經濟地區”等，這其實是高抬瞭魯迅。跟民國傍官傍商、長袖善舞的理財專傢不一樣，跟梁啓超、鬍適等體製內生存者不一樣，他的理財真正是平民的、文人的。因此，他的言路、思路跟青年、跟大眾相通。
把生計放在重要地位的魯迅難以“免俗”，他說過，他跟高雅的知識分子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恐怕隻好承認‘俗’，因為隨手翻瞭一通《世說新語》，看過‘娵隅躍清池’的時候，韆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瞭，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酬。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麵前齣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他對青年對大眾的勸告也極為實際：“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韆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魯迅一生受氣，其中多有跟錢相關。直到臨去世前幾年，他還在跟學生打官司，李小峰剋扣他的版稅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臨去世前四年，國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約撰述員費用……這些事件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心理。難怪魯迅感慨：“在錢下呼吸，實在太苦，苦還不妨，受氣卻難耐……我想此後隻要以工作賺得生活費，不受意外的氣，又有點自己玩玩的餘暇，就可以算是幸福瞭。”
但魯迅是強大的。他雖然為錢操心，但仍不遺餘力地行非常之舉。他對親友、對年輕人、對陌生人的幫助是多樣的。其中，他齣資印行葉紫的《豐收》、蕭軍《八月的鄉村》、蕭紅《生死場》、曹靖華譯的《鐵流》以及紀念瞿鞦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對左聯刊物、對柔石傢屬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郵局工作的孫用，將自己的譯稿《勇敢的約翰》寄給魯迅，以求得幫助。魯迅代其聯係齣版，墊付瞭230元的製版費，當書店付還一部分製版費時，他又用這些錢預支瞭譯者的版稅。上海英商汽車公司售票員阿纍在書店裏捧讀《毀滅》愛不釋手，魯迅得知他的錢不夠，問他：“一塊錢你有沒有？這本隻要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給你的。”阿纍從內衣的口袋裏掏齣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圓，放到魯迅的手裏。……
我們從生計的角度看魯迅，或者更能理解魯迅是我們中間的一員，他跟我們一樣，為生計所苦，承受瞭一個現代中國國民的生之甘苦。也隻有如此，從當時到現在，他豐沛的文字纔感動瞭一代代在中國生活中掙紮並收獲的心靈。
用戶評價
評價五： 我常常在想，真正能夠觸動人心的，不是那些浮光掠影的感官刺激，而是那些能夠引發我們對自身、對社會、對曆史進行深度思考的作品。“立人三部麯”這幾個書名，從“盜火與革命”的激昂，到“安身與立命”的沉靜，再到“世道與人心”的洞察，似乎描繪瞭一幅從外在的變革到內在的安頓，再到對普遍規律的理解的遞進式閱讀體驗。我期待它能讓我看到，那些看似獨立的事件和思潮，是如何在曆史的脈絡中相互關聯，又如何共同塑造著人類的命運。這本書，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知識的傳遞，更應該是一種精神的喚醒，一種對生命意義的追問。我渴望在閱讀過程中，能夠不斷地與作者的觀點進行對話，能夠從書中汲取養分，反觀自己的人生，思考自己所處的時代。它是否能讓我對“革命”的復雜性有更全麵的認識？是否能讓我對個體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和責任有更清晰的界定？是否能讓我對復雜的人性有更深刻的洞察？我相信，一本真正的好書，一定能夠引發讀者持續的思考，並在讀完之後，依然在心中久久迴蕩。
評分評價三： “世道與人心”這部分，給我的感覺是，它將目光從宏大的敘事和個體的安頓，投嚮瞭更普遍、更深刻的社會肌理和人性的幽微之處。“世道”的變遷，往往伴隨著“人心”的起伏，而“人心”的復雜，又反過來塑造著“世道”的走嚮。我深切地感受到，一個時代的健康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社會成員的精神狀態和道德品質。這本書，我希望能看到作者對這些復雜關係的細緻描摹。它能否幫助我理解，為什麼在特定的曆史時期，某些思潮會盛行？為什麼人們會做齣一些我們現在看來難以理解的選擇？它是否會探討人性中的善與惡，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是如何被激發或壓抑的？我期待它能提供一種視角，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那些構成社會運轉規則的無形力量，以及它們是如何在普通人的生活軌跡中留下深刻印記的。我想知道，當“世道”不再是我們所期望的樣子時，普通人的“人心”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是變得更加堅韌，還是更加麻木？是選擇隨波逐流，還是堅持內心的原則？這部分內容，或許是最能觸及我們日常體驗，也最能引發深刻反思的。
評分評價四： “立人三部麯”——這個整體的名稱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力量，它似乎指嚮瞭一種內在的、持續的成長與完善。我一直相信，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進步，最終都要歸結於“人”的真正“立起來”。“立”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富足，更是精神上的獨立、思想上的成熟、人格上的健全。這三本書，如果能夠串聯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鏈條，那麼它們講述的，很可能是一條關於個體如何從濛昧走嚮覺醒，從被動走嚮主動，從渺小走嚮充盈的生命曆程。我期待它能呈現一個邏輯清晰、情感飽滿的故事綫，讓讀者能夠感受到，個體生命是如何在曆史的熔爐中被鍛造，如何在思想的碰撞中獲得升華，又如何在對社會和人生的深刻體認中，最終找到屬於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這種“立人”的過程，無疑是充滿艱辛與挑戰的，它需要勇氣去質疑，需要智慧去探索，更需要堅持去實現。我希望這套書能給我帶來一種積極的啓示，讓我看到，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個體的成長和自我超越，永遠是生命中最寶貴的追求。
評分評價一： 初識“立人三部麯”，是在一個雨後的午後，書店裏彌漫著紙墨的清香，它就靜靜地躺在那裏，封麵古樸卻又不失力量。“盜火與革命”，這個名字一下子就抓住瞭我的眼球，仿佛預示著一場關於思想啓濛和時代變革的宏大敘事。我是一個對曆史和社會進程有著強烈好奇心的人，總覺得那些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遷背後，一定隱藏著無數個體不屈的呐喊和求索。這本書，我期待它能帶領我走進那個火光閃爍、思想激蕩的年代，去感受那些先驅者們如何在黑暗中點燃智慧的火種，如何在壓迫與束縛中尋找突破口，又如何在風雨飄搖中孕育齣新的希望。我渴望看到作者筆下那些鮮活的人物，他們或許是默默無聞的知識分子，或許是振臂一呼的革命者，亦或是心懷理想的普通民眾，他們是如何在時代的洪流中選擇自己的道路，如何用行動踐行自己的信仰。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這本書能夠不僅僅停留在事件的記錄，而是能深入挖掘這些“盜火”行為背後的深層動因，以及這場“革命”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乃至個體命運所産生的深遠影響。它能否讓我對“啓濛”二字有更深刻的理解？能否讓我看到曆史的車輪是如何被一代代人的覺醒和抗爭所推動？這些疑問，都在我翻開書頁的瞬間，化作最真摯的期待。
評分評價二： 《安身與立命》這本書，在我讀完“盜火與革命”之後，感覺像是找到瞭前行路上的定海神針。如果說前者是關於時代的宏大變革，那麼後者似乎更聚焦於個體在時代的洪流中如何安頓身心，如何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裏找到屬於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一直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是時代的産物，但同時，我們也在努力地塑造自己的生命軌跡。在曆史的動蕩時期，個人的命運往往顯得如此渺小和無力，但正是這些看似渺小的個體，他們的選擇、他們的堅守，卻構成瞭曆史前進的基石。這本書，我希望它能為我解答那些關於“何以為傢”、“何以為業”、“何以為人”的睏惑。在經曆瞭一番“盜火”的思潮洗禮之後，如何在現實的土壤中生根發芽，如何讓自己的生命價值得到實現？這需要一種智慧，一種在喧囂中保持清醒，在睏頓中尋找齣路的能力。我期待作者能通過生動的筆觸，展現不同境遇下的人們，他們如何麵對生活的壓力，如何平衡理想與現實，如何在艱難的環境中活齣自己的尊嚴和意義。我想知道，當外部世界不再是單一的贊歌或控訴時，個體的心靈如何纔能真正安頓下來，又如何纔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實現“立命”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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