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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谢遐龄、曾亦等撰文，以思想与文化视角探讨古今政治与文化的正统性，思考新的中国话语力量。

内容简介

　　所谓完全的正统性，政治上的统治性、文化上的正当性，二者缺一不可。
　　 　　封建时代的古中国，讲求世子承袭、血脉正统，使得“攘夷”成为此后数代汉族政权抵御外族入侵时的经典口号。是以自齐桓公举“尊王攘夷”的大旗，确立周王室的正统，至满清入关多年，仍被斥为夷。然华夏亦以文化同一为正宗，有夷狄能忠孝仁义者，则进之曰夏，是以上述满清虽曾被视为夷，但因其能被教化而行华夏文化之精髓，终得政权统治之久安。家国天下，忠孝仁义，是为正统之精义。
　　 　　自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寰宇取代古之黄帝天下，在抵御列强入侵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及具备真正民族国家含义的新“中国”逐步形成，五十六个民族亦成“一家”，之前的“夷夏”之别不复存在。然而在世界而言，论及普世价值必称西式的民主、自由、平等，从此意义上说，“新中国”亟需重建自身的文化话语，在政治正统之外，亦以文化正统立于全球。
　　 　　本辑即收录专题文章及相关典籍，探讨“中国”正统的变化与发展。

作者简介

　　曾亦，湖南新化人，复旦大学政治学学士（1987—1991），中国哲学的硕士、博士（1994—2000）。2000年起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儒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目前主要从事经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并且致力于探讨经学与现代中国思想之兴起的关系，以及未来中国道路的构建等问题。著有《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礼记导读》《宋明理学》，先后主编《经学、政治与现代中国》《中国社会思想史读本》《复旦社会学论坛》等，并有学术论文数十篇。

精彩书摘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
　　——我们是否仍处于经学时代？
　　谢遐龄�刈髡叩ノ唬�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马克思主义要扎根中国社会，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它的中国化问题，二是它与中国文化传统的通连问题。前者扎根民众，后者扎根传统。中国化问题虽已经解决，不过还在继续深化中。第二个问题有一定难处，因为有“两个彻底决裂”之说起着阻隔作用。不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已经得到官方宣布，“毛泽东思想第四个来源是中国古代文献”，此话虽出自林彪之口，然林彪废，此话却未废。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小康”、“与时俱进”、“和谐社会”等标志性理论在用词上明确显示与传统文化关联。国家已经在全球各处广建孔子学院。虽然儒学课程不多，但所奉之名却是孔子。看来，时机成熟便可宣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思想。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通连的问题，实质上也属于中国化问题。文化传统是活的，而且是活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因而扎根民众与扎根传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这就是说，作为实践，本无须多说，因为事情一直在开展、进行之中。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上怎样阐明。国家规定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如果能阐明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体现，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通连就得到一个重要论据。冯友兰先生主张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经学两大时代。如果当今时代仍然属于经学时代，这一论据就能成立。
　　一、经学时代
　　经学一词初义或可解为研究典籍之学，但自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学之后的演变，经学成为官方确认的国家意识形态，用以统一人民群众的思想，这个词就有了特定含义。
　　众所周知，先秦称作百家争鸣时期是因为学派众多，号称诸子百家。当时各学派地位平等。这里所谓平等，其实出于多各有依靠，有点儿类似今日马列主义在中国、基督教自由派在美国，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各在所在国占主导地位，在世界上却是平等的。从全世界角度看，目前也可看作诸子百家争鸣状况。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学，意思是从诸子中拔出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董仲舒答汉武帝册问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亡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竝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相当于今天规定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指导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重大创举。对这一事件，当今学者有褒有贬。无论褒贬，在一点上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此举是当时事势之必然。古代中国社会是众多家族的联合体，一旦形成统一理念，统一势不可挡，不得不寻求维护统一的路数。董仲舒提出的正是中国统一所必需的方案。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用武力统一中国；而统一不能靠武力维护。这个道理很简单。武力维护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内在张力极大，极易破败，成本（用经济学家喜欢的说法）也高很多。长远之道在精神。文化是统一之坚实基础。所以，董仲舒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为维护新帝国统一的需要提出的独尊儒学。没有董仲舒，也会有另外的人提出类似的方案。这里要声明一点，本文所说的必然，没有黑格尔的必然性意义，是势不可免的意思。
　　经学时代这一概念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冯友兰先生在所著《中国哲学史》中把中国思想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段。这一分期方法恰当地揭示了中国思想史的显著特征，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质。冯先生所谓经学，不单指儒学，他把玄学、佛学都列在经学时代。所以不要误解冯友兰先生的经学时代概念指儒学统治，而是指有主流思想的时代。不过本文倒是要强调，尽管有的时候其他学说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儒学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冯先生的说法使经学时代概念有了较大的包容性和充分的开放性，使我们有可能把今天的情况也概括进去。
　　这里还要指出的一点是：董仲舒的提议使得儒学有了宗教意味。当然，这里所谓宗教与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唯灵论宗教是不同的概念。是否能归为一类，都称之为宗教,是个应该继续研讨的问题。既然现在一般都这样提，本文也就行个方便，省得还要大费口舌解释。儒释道称作三教，属中国意义上的教，虽然与西方宗教不同，但还是有相近处。康德讲得很清楚，分类，本来就是理性为统一零散经验的自发性活动。董仲舒提议之后，儒教作为宗教，整合进中国文化中许多原先已有的元素。比如祖先崇拜，是极其古老的民俗。王族的祭祖活动与祭天、祭山川活动早在董仲舒前就已整合成一个系统。把民间百姓的祭祖活动整合进来顺理成章，并无难处。在董仲舒提出独尊儒学之前，这个整合过程已经完成了大半，董仲舒属顺势而为。当然，要整合的元素很多，比如上至朝廷下达民间的种种礼仪。整合工作主要是把各种已有元素组合起来、系统化并阐发其意义，与时俱进地创造新元素、吸收外来元素。这是个长期的逐步演进的过程。
　　这样的宗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可以是民间的。董仲舒倡议的属国教，即由国家认可的、独尊的，因而须看作国教。不过这里还须强调的是，儒教作为国教，与天主教之类有相当大的差异。儒教确实有个系统，整合进多种元素，但不像天主教那么形状清晰，更不那么严格、组织严密，乃至不少学者依组织程度较弱怀疑儒教是否算个宗教。
　　董仲舒的提议，使得中国思想史进入经学时代；这个经学时代意味着有国教的时代。
　　当然，本文这里关注的是经学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不是其国教意义。董仲舒的提议使得诸学派须区分为经学、子学两大类。儒学本是诸子之一，现在提升为经学，明确地规定为国家意识形态或曰领导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其他学派统称子学，表明它们的意识形态地位低于经学。这里的要点不在指导思想为何，而在明确规定。当代的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主导思想，而且相当鲜明。不过没有以国家意志明确规定：没有写进宪法。这里要说明：明确规定是形式条件，不是实质条件。这就是说，指导思想的内容（实质）可以变动。冯友兰先生就未拘儒学一种，玄学、佛学也置于经学之列。而必须有指导思想（形式）则确定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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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编者按：

　　《春秋》既贤鲁隐之让国，又讥宋宣之传弟，而发“大居正”之论，皆以明正统之义焉。盖正统者，嫡嗣之谓也。一家有一家之正统，一族有一族之正统，一国有一国之正统，至于王朝之更迭，天命之流转，亦莫不有正统焉。礼曰：“正体于上，又将有所传重也。”盖以族群之系于一身，此古人所以重正统也。

　　盖自一家言之，世世嫡长子，自为正统，其余则庶弟也。自一族言之，或大宗，或小宗，皆为正统，其余终流为疏孽族属而已。自一国言之，母贵则子贵，世子承嫡为正统，余子纵得民心，犹不免于篡诛也。若乎寰宇之内，自黄帝有天下，后世之帝王，无论征伐或禅让，莫不为黄帝之裔胄，是以且不论元魏之肇基，至于蒙元、满清之混一宇内，然其于正统之名，犹有间焉。是以明祖、孙文得假攘夷之大义，终成革命嬗替之功矣。

　　政治之正统如此，至于文化，亦有正统之义焉。《春秋》许齐桓、晋文之攘夷，盖欲全吾华夏民族之正统政治也，至其备七等之科，进楚庄曰楚子，退中国为新夷狄，则取文化正统之义焉。《春秋》痛臣弑君、子弑父之祸，又责君之无恩于臣、杀臣子母弟之忍，凡所以明忠孝仁义之旨也。是以忠孝仁义者，吾华夏文化之正统也。《春秋》于中国之不能忠孝仁义者，径贬之曰夷，其间有夷狄能忠孝仁义者，则进之曰夏。若是，嬴秦虽能蹶六国，一天下，汉人犹视之为闰统，盖以秦偏任法制，不务忠孝仁义之道故也。

　　是以就一国一朝而论，其正统性有二：其一，汉人为主体之政权，此以血脉之绍绪而为正统，则东晋、南宋虽居偏安之实，犹不失正统之名。其二，华夏数千年主流价值，即忠孝仁义，此为文化之正统，是以嬴秦、满清虽有族类之异，然二者治安之久暂，良不因文化有以致之耶？是以正统当兼有二义：即政治正统与文化正统。前者为民族主义，盖断不容异族之主宰中国也；后者则为普遍主义，诚以华夏数千年之高远理想，当惠及人类也。二者不可阙一，否则，正统性不免有阙失，未为真正之正统矣。

　　至于今日之中国，其情形或稍异于古。盖《春秋》于其始也，据周、鲁、齐、晋、宋、卫、郑为中国，以捍御夷狄，其终则进楚、秦、吴为中国，乃不复远近大小之分，廪廪然驯至大同矣。若吾旧日之中国，地跨九州五服，有五十六民族之众，今则熔为一炉矣，而名之为中华民族，是以今则不得据旧日夷夏之判分，须视五十六民族为诸夏，甚至以为中国矣。中国之为中国，非汉人一族之谓也，凡居于此土之中华民族，莫非中国之一分子。古人素视夷狄为“化外”之民，至其被至于忠孝仁义之化中，则不复摈之，而进为诸夏矣。据此义而论，异日吾中国将视整个儒家文化圈为诸夏，至于奉自由、民主、平等之说者，真夷狄也。故就广义而辨夷夏，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东亚为诸夏，而绌欧美为夷狄矣。

　　今之异于古者，尚有一义。吾国尊西洋之马克思主义为圣经，奉西洋之民主、自由、平等诸说为普世价值，崇洋若此，大悖“新中国”应有之义也。吾党素以“新中国”自矜，而黜晚清与民国为“旧中国”，彼时诚外有列强环伺，内则分崩离析，虽有中国之名，而无中国之实，焉得视为“旧中国”哉！盖“旧中国”者，唯晚清以前之中国得居之。其时天朝为世界之中心，忠孝仁义之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是乃得名为“中国”，此“旧中国”之义也。据此义而论，今之美国，真“中国”也。是以今日中国欲真正成为中国，即新中国，非国强民富之谓也。异日吾数千年列圣相传之道，即忠孝仁义之价值，能再度成为普世价值，如是方为“新中国”。是以今当效法孙文晚年之认祖归宗，视“三民主义”为孔孟道统之传，而尊儒家经典为圣经，奉忠孝仁义之说为普世价值。设能若是，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失政治之正统，亦为文化之正统，诚为真正合法之天朝政权。虽然，马克思主义有取天下之功，诚不容讳焉。自古以来，革命皆“马上”得天下，则先贤之“上马”，良有以也。今当治天下之时，则须“下马”矣，而不得不遵用儒术也。如此，马上马下，各成其功，两不相妨，又何必自疑焉。

　　至于学术之正统，斯道统之谓也。《尚书·洪范》云：“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迄于孔、孟，古之列王列圣也，其所行所明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凛遵不违。凡不由此道者，斯异端而已。春秋之时，孔子诛少正卯，孟子拒扬墨，其后有宋儒辟佛老，莫不为道之干城，而以辟异端为己任焉，今之右儒者当有此意识。盖辟异端之旨，不过在确立吾华夏文明数千年文化之主体性而已。虽然，西学自不妨研究，然其目的不过取以佑护吾国吾民吾学而已。盖西学犹田间之杂草，当时时锄之，方能化为肥料，真正为吾所用矣。若让其自由生长，斯为正苗之害而已。吾儒之辟异端，其精义正在于此。唯经此辟异端之必要步骤，从而真正确立中国自身之道统或学统，方能以广博之心胸，海纳百川之姿态，于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皆兼收并蓄之。至是，不同文化间方能有真正之对话与交流。否则，诚不免于门户胶柱之偏，或失于邯郸学步之浅，皆非是也。

　　本书收录六篇专题文章，或从政治，或从学术，讨论古往今来之正统问题。其间虽或不免有私见之嫌，然非好学深思者不能得此，读者良当自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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