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治一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没法打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没法跳出;孔子叹息过的“猛于虎”的“苛政”没有法根治;“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种官逼民反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困境没法终止。于是,在世界历史上不多见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却频频发生。自从陈胜、吴广于公元前209年举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大旗后,几千年来各种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充斥着几乎每个朝代,成为中国改朝换代的重要权力转移机制。尤令人深思的是,不管农民起义成功与否,农民的悲惨命运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遇乱世,“白骨露于里,千里无鸡鸣。”处盛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纵览二十五史,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充斥字里行间,无不令读史之人痛心扼腕;放眼大好河山,中国农民的血泪生活随处可觅,直叫多少仁人志士作“哀民生之多艰”之叹。[8]国家如何跳出“治乱循环周期率”,农民如何走出“兴亡百姓苦怪圈”,这是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长久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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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外推构成的一根根私人联系网络,团体的影响微乎其微。由此乡土社会难以产生团体道德,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在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中,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这里的道德以私人关系为基础。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和法律须依据私人间的关系亲疏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评分 评分不错的书,包装也蛮好
评分非常满意,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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