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的家庭是团体性社群,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是由亲子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结构,生育是功能。西洋家庭里夫妇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凝合的力量,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成年即离开这团体,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由其他团体来承担,不在家庭的功能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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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农民的命运与国家的治理息息相关。换言之,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强盛,与农民的生存状况密不可分。历史上,农民在“太平”与“乱世”之间,选择“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他们近乎宗教般虔诚地渴望“太平盛世”。中国农民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富民强”四字高度浓缩了中国人心目中“国”与“民”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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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治一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没法打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没法跳出;孔子叹息过的“猛于虎”的“苛政”没有法根治;“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种官逼民反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困境没法终止。于是,在世界历史上不多见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却频频发生。自从陈胜、吴广于公元前209年举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大旗后,几千年来各种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充斥着几乎每个朝代,成为中国改朝换代的重要权力转移机制。尤令人深思的是,不管农民起义成功与否,农民的悲惨命运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遇乱世,“白骨露于里,千里无鸡鸣。”处盛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纵览二十五史,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充斥字里行间,无不令读史之人痛心扼腕;放眼大好河山,中国农民的血泪生活随处可觅,直叫多少仁人志士作“哀民生之多艰”之叹。[8]国家如何跳出“治乱循环周期率”,农民如何走出“兴亡百姓苦怪圈”,这是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长久的沉思。
评分 评分浮士德是两性情感的象征。两性关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会愈深,求同的阻碍会愈强大,于是创造力和变革的需求亦愈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浮士德精神即在于不断地克服阻碍,也不断地发现阻碍,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没有终点和结果。浮士德精神的泛滥会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所以浮士德精神在破坏社会的基本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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