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观念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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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崇一,萧新煌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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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65509
版次:1
商品编码:1116635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01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我们及身边的林林总总无时无刻不在揭示——许多中国人能做出任何言行不一的事情,观念和行为始终冲突不断。有“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传统德性标准,却会出现“嘴巴里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口是心非”、“明哲保身”、“人情和面子功夫”、“关系网”等负面现象;我们在其中不解着,痛恶着,失落着。《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深入而精到地剖析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对他人和世界的迷茫,在这里会找到一些或浅或深的答案。

内容简介

  儒家传统的意识形态及其所塑造的政治结构、家族制度、社会规范,对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压力——儒家伦理的理想目标与实践范围间的冲突,即观念与行为的冲突。现代中国,这种压力仍根深蒂固,这一冲突表现尤为显著。《中国人观念与行为》秉持这一基本观点,关注了现代中国观念与行为在诸多方面的冲突以及呈现的困境;并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去理解这些观念与行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作者意在引领我们,看看处于现代生活中的中国人,究竟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将来又会朝着什么方向走下去。

作者简介

文崇一,“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国枢,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韦政通,著名中国思想史学家。 胡佛,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李亦园,“中央研究院”院士。 陈其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章英华,“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萧新煌,“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瞿海源,“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丰,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 伊庆春,“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目录

绪言 文崇一 萧新煌
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 杨国枢
中国人的富贵与命运 文崇一
中国人的人情关系 黄光国
中国人的道德思考 韦政通
中国人的政治生活 胡佛
中国人的家庭与家的文化 李亦园
中国人的家族与企业经营 陈其南
中国人的城乡经验 章英华
中国人对环境的关切 萧新煌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瞿海源
中国人的病与补 李丰
中国女性的婚姻与职业 伊庆春

精彩书摘

  摘自第四章《中国人的道德思考》(韦政通):
  道德教育的困境
  ……
  很久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总是偏重于通过文字灌输古训(现在还要包括今训),重点多半只教人应当如何,即使切近生活的指点,也只是告诉他何者为宜、何者为不宜,人完全是被动的,好像你只要遵照那些指示去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似的。这种教育的方式,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恰恰相反,因为它重视的是权威与教条,忽视了道德教育必须要靠个体的自觉与自动做基础。这种教育不免使人遭到“闭门造车,出门难以合辙”的困境,一旦生活上面临必须作抉择时,依然不知所措。
  这种教育的方式,John W.Gardner有很生动的描述,他说:“我们常常在应该教导年轻人种植他们自己的幼苗时,却给他们以剪下来的花朵;我们用早期创新的产品来填塞他们的头脑,却未教导他自己去创新;在我们应该把心智视为供我们使用的工具的时候,我们却把它当做要填塞的仓库。”这已足以了解我们一向重视道德教育,而又总是不能产生实效的根本原因。下面将就此时此地在道德教育上特别强调和特别严重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官方制定的道德生活教育的目标第一条第一句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小我指个体,大我指全体或国家。个体与全体之间是个极复杂的问题,一百多年来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为了二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争论不休,所持的立场壁垒分明。这个问题在政治思想里,就产生自由与权威的问题;在伦理思想里,就有权威伦理与人文伦理的不同。在儒家的传统里,五伦之教属于人文伦理,西汉董仲舒为适应专制体制而主张的三纲伦理乃权威伦理。假如今天我们仍要坚持权威伦理,则无话可说;假如我们要重整人文伦理的精神,就必须肯定人自身就是目的,道德价值仅能就着人自身的利益而决定。而人自身的利益中最重要的乃是他能力的解放与创发性运用,这样所谓“小我”中就涵盖着“大我”的要求,不是要“小我”臣服于“大我”,成为“完成大我”的工具。“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种律令式的要求,只有在极为特殊或非常态的状况下,才是必要的,例如战时向将士们的要求。如把非常态的视为常态,或企图以非常态的代替常态,则必使正常的道德教育导入歧途,我们道德教育上一部分的问题正是出在这里。
  在《青年训练大纲》里,为了“确立国家高于一切之信念”的目标,其实施要点是:“(向青年)讲述先有义务,始有权利之理论及例证”。不知道我们的教师依据这个实施要点能提出何种理论与哪些例证?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所谓权利包括人所有的基本自由。人的基本自由或权利是“宪法”所保障的,绝非以“先有义务”为其条件。“国民”如不尽服兵役、纳税等义务,自应受法律的制裁,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全部的权利(如因服刑而失去行动的自由,但仍保有不受刑罚的权利)。有时候权利和义务是一体的,如“宪法”第二十一条:“人民有受‘国民’教育之权利与义务”,试问:在这里义务与权利如何分先后?“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因此如真有“高于一切之信念”的话,也只有“‘国民’全体”足以当之,而非“国家”,所以“确立‘国家’高于一切之信念”,也与“宪法”的民主精神不合。如果我们真想训练青年成为一个现代公民,教他们理解“宪法”、熟悉“宪法”,不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而且有其必要,其他生活上与道德上的要求,也不能与“宪法”抵触。
  服膺权威伦理者,其施教的方式也必是权威式的。学者们基于时代的不同,一直呼吁各级学校的训导工作应尽量避免使用权威的方式,而代之以合理的辅导,但几千年的老习惯,要改变谈何容易?何况我们还一直把军事化教育与训育工作混淆不清,自然更增其困难。
  就理论而言,“权威”并非都是坏的意义。弗洛姆有理性权威与非理性权威的区分,理性权威是靠一个人的才能与成就,并建立在相互信托的平等关系上,他不需要运用任何非理性的威势来恐吓别人;相反地,他会要求对方经常提出质疑与批评。非理性的权威多半是以权力慑服对方,并利用对方因恐惧而感到不安无力,而加以控制。我们这里讨论并希望改变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前一种权威不但是人成长(包括心智与人格)所必须,而且对德行的培养很有助益。
  非理性的权威运用在教育上——尤其是道德教育,其弊害是相当严重的。因这种方式总是要求对方屈从,一个人一旦屈服于非理性,其本身就已表现出道德的堕落。屈从代表自我意志力的丧失,假如习惯于这种领导方式,他对权威所指定的信念或真理,会失去反省和批判的能力。他只听信权威的话,再也觉察不到内在的良心之声。这种人生活在社会上可能完全失去保护公正,反对不义的基本反应。
  人之可贵在他具有理智与良心两大天赋的潜能,教育的最大目的,就是经由合理的途径去激励它、发展它,并能有效地运用它。理性的权威使人心悦诚服,这种方式有利于天赋潜能的创发,而创发性的乐趣远比高压性的惩罚及道德性的训诫更具有伦理上的教育意义。
  ……
  书摘二
  摘自第六章《中国人的家庭与家的文化》(李亦园):
  财产与企业的继承法则
  我们已经说明了日本人倾向于把“家”看做是一个企业共同体,而家族成员不过是这个共同体的附属品而已。中国人则倾向于把家户或企业当做是系谱上的家族成员之附属品。这种差别反映在当前的企业发展方向时,在日本许多由家族所创办的中小企业就比较容易走向公司化的正常途径,我们可称之为“家族企业化”。中国式的私人企业往往不仅家族的控制日益强化,甚至有些原本相当健全的公司也沦落为家族企业的体制,走的是“企业家族化”的方向。这类公司即使股票已公开上市,其经营权仍然大部分为家族关系所垄断。
  日本人对于家的共同体之重视,相对地减轻了血缘传承的重要性。所以,一家之主(家督或家长)的代代相传可以不必受血缘系谱关系的限制。因此,日本所谓“亲子”关系并不局限于血缘的父子关系。真正的父子只有辅以实际的继承关系才被认可为名分上的亲子关系。作为儿子的不见得即自然获得承继父亲之“家”的权利,而被认定为具有“亲子”身份关系的养子反可以继承家督之地位。
  在日本相当普遍的“婿养子”观念最能够显现出此种非血缘的亲子关系。在中国只有“赘婿”而无“婿养子”,赘婿被招入其岳父家时,并不改姓,也不能继承其财产,死后其神主牌不能入祀其祠堂或公厅。所以,中国有句俗话“传媳不传女”,意思就是说只传给属于自己宗祧的后代,把女婿也排除出去了。而日本的婿养子不仅是女婿,且在一进门之后即为养子,更改为妻家的姓,完全取得继承妻家家督的地位。近代在政界上颇为有名的例子——岸信介与佐藤荣作,原为亲兄弟,荣作因入赘佐藤家而改姓。
  工商界的例子更是唾手可得,例如伊势丹百货公司的创始人小菅丹治(1859—1916),原名野渡丹治,后为伊势屋米谷商小菅又右卫门之婿养子。“伊势丹”之名即取自“伊势”屋和野渡“丹”治。第二代小菅丹治,原名高桥仪平,是第一代小菅丹治之婿养子。武田药品公司在1781年的创办人,原名竹田德兵卫,后成为近江屋长兵卫(以店名或家名为姓之例)的婿养子,袭其名近江屋长兵卫而为武田药品初代老板。第二代近江屋长兵卫为初代之二男,原名熊三郎。第三代近江屋长兵卫是初代长兵卫之弟(即第二代长兵卫之叔父)的二男,原名富藏。再看丰田自动车工业的创办人丰田英二家之系谱,历任社长为丰田佐吉→丰田利三郎→丰田喜一郎……→丰田英二。丰田利三郎原姓儿玉,入赘为丰田喜一郎之妹夫,但因比喜一郎年长,故反成为家督承续者。死后方由喜一郎继任为社长。战后经过两任非丰田家成员任社长,1967年再由丰田英二(丰田喜一郎之堂兄)继任。
  从系谱看起来,这些历代一家之主或老板的关系与血缘的父子关系实有相当的距离。简言之,“家”的继承法则中带有相当程度的选择性,而不拘泥于真正的血缘关系。此种弹性使得“家”常能选择能力较强的继承者(Cf.Ohibusq 1978:164)。有人把日本的“家”比喻成中空的竹茎,意思是说日本人的家像是一根竹子笔直地伸长,外壳非常坚硬,内容却空空的,没有血缘的内涵。家宅、家名和家业是永久存在的,可是几代以来住其家、袭其名、从其业的人彼此之间可能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Watanabe 1982)。
  ……

前言/序言


《东方的回响:文化基因与社会脉络》 序言: 历史的长河中,文明如星辰般闪耀,各自承载着独特的印记与智慧。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然而,理解一个民族,深入探究其内在的文化逻辑,远比肤浅的印象更为重要。本书《东方的回响:文化基因与社会脉络》,正是试图拨开迷雾,从更深层次剖析构成中华民族精神底色的核心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如何在千年的社会演进中,编织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我们并非要对“中国人”这一概念进行简单的标签化,而是希望通过细致的梳理与分析,展现文化力量如何塑造集体意识,又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的微妙之处。 第一章:时空的烙印——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 历史,是民族的根脉,也是集体记忆的载体。中国的历史叙事,不同于西方以个体英雄或独立事件为中心的模式,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连绵不绝、重视传承的特点。从“天命”的观念到“以史为鉴”,历史并非过去时,而是当下与未来的指南。 “大一统”的隐喻: 漫长统一王朝的形成与维系,塑造了中国人对秩序、稳定以及整体性的强烈追求。这种“大一统”的思维模式,不仅体现在政治结构上,也渗透到社会组织、家庭伦理,乃至思维方式中。对“集体”的认同,往往高于对“个体”的张扬。 “治乱兴衰”的循环观: 历史经验的总结,容易形成一种“治乱兴衰”的周期性认知。这既带来了对权力更迭的警惕,也容易滋生一种宿命论的解读,认为某些社会问题具有不可避免的周期性。这种认知,也影响了人们面对社会变革时的心态。 “名节”与“恩怨”的叙事: 英雄史观与忠奸对比,在历史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名节”被视为个人乃至家族的生命,而“恩怨情仇”则构成了无数故事的血肉。这种叙事方式,塑造了中国人对道德评判的敏感,以及对人际关系中情感因素的重视。 对“外来”的态度: 历史上的多次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使得中国人对“外来”事物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度:既有警惕与排斥,也有吸纳与创新。这种历史经验,为理解当下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选择提供了视角。 第二章:礼乐的疆界——伦理秩序与人际网络 儒家文化,作为数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结构最深远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在于“礼”与“乐”。“礼”构建了一套复杂的社会伦理规范,而“乐”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感教育。 “差序格局”下的关系网: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式的人际关系。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形成一个以亲疏远近为序的社会网络。这种关系网,是生存的保障,也是压力的来源。 “孝”的基石与演变: “孝”是维系家庭与宗族最重要的纽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情感的羁绊。然而,随着社会变迁,传统的“孝”文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解读。 “人情”与“面子”的博弈: 在“差序格局”中,“人情”成为维系关系的润滑剂,而“面子”则关乎个体的社会地位与尊严。这两者相互交织,构成了复杂的社会互动规则,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决策与行为。 “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观念,使得集体利益在很多时候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集体主义倾向,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可能在某些情境下压抑个体的创造性与独立性。 “乡土情结”的归属感: 根植于农业文明的土地,孕育了深厚的“乡土情结”。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乡的责任感,以及在熟人社会中的归属感,至今仍是中国人情感的重要寄托。 第三章:天地人的和鸣——宇宙观与哲学思维 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深受“道家”、“儒家”、“佛教”等多种思想流派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 “阴阳五行”的辩证法: “阴阳”的对立统一,“五行”的相生相克,构成了中国人对世界运转规律的朴素认知。这种辩证思维,体现在对事物发展变化趋势的判断,以及对矛盾的处理方式上。 “中庸”之道与“适度”原则: “过犹不及”的告诫,使得“中庸”成为中国人处理事务的重要原则。追求平衡、避免极端,体现在行为的克制、情感的内敛,以及对“恰到好处”的追求。 “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强调顺应自然、融入自然。这种观念,既带来了对环境的敬畏,也影响了中国人在艺术、医学等领域的发展。 “内省”与“修身”的自我观: “吾日三省吾身”,强调个体的道德自觉与自我反思。这种内在的道德追求,是塑造个体品格的重要途径,也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提供了内在的约束力。 “知足常乐”的安贫心态: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知足常乐”的观念,强调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接纳与满足。这既是对生活苦难的一种应对方式,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改革创新的动力。 第四章:潜移默化的雕塑——教育、艺术与日常生活 文化并非悬浮在空中,而是通过各种载体,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教育、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点滴,都是文化基因传承与演进的场所。 “教化”的社会功能: 传统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都强调“教化”的功能,旨在培养符合社会规范的个体。对知识的尊重,对师长的敬畏,以及对“学而优则仕”的追求,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 “意境”与“留白”的艺术哲学: 中国的绘画、诗歌、书法等艺术形式,往往追求“意境”而非写实,注重“留白”以引发观者的联想。这种艺术审美,反映了中国人含蓄、内敛、注重神韵的文化特质。 “节庆”与“仪式”的社会黏合剂: 春节、中秋等传统节庆,以及各种婚礼、丧葬仪式,不仅是时间的节点,更是重要的社会黏合剂。它们维系着家庭、宗族的情感联系,巩固着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 “饮食文化”的社会学意涵: “民以食为天”,饮食不仅是生理需求,更是重要的社交与文化载体。餐桌上的礼仪、菜肴的选择、劝酒的学问,无不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 “实用主义”与“变通”的生存智慧: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形成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在面对困难时的“变通”能力。这种智慧,使得他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与发展。 结论: 《东方的回响:文化基因与社会脉络》一书,并非对“中国人”这一群体进行简单概括,而是通过对历史叙事、伦理秩序、哲学思维以及日常生活等多个维度的深入探究,试图勾勒出影响中国人观念与行为的一些核心脉络。这些脉络交织缠绕,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色。理解这些“文化基因”与“社会脉络”,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独特的价值与魅力。文化是流动的,观念与行为也在不断演变,本书提供的,是理解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而非终极答案。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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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本来对这种带有“宏大叙事”倾向的社会观察类书籍抱持着审慎的态度,总担心会落入以偏概全的俗套。然而,这本书的作者展现出了一种令人赞叹的克制和平衡感。他并没有急于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田野调查者,耐心地铺陈了大量观察到的现象和行为模式,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引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群体心理”和“个体选择”之间微妙张力的剖析,那一段文字的力度极强,让我不禁停下来反复揣摩。书中引用的案例,无论是生活中的琐事还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经过了作者的精细打磨,拒绝了廉价的标签化处理。这种深入骨髓的洞察力,使得书中的论述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穿透力,让我开始反思自己平日里习以为常的那些行为习惯,究竟源自何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告诉你“是什么”,而是让你追问“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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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中带着一丝内敛的色彩搭配,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内页的纸张质感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墨色清晰,排版疏朗有致,即便是长时间阅读,眼睛也不会感到疲惫。我特别欣赏作者在章节划分上那种细腻的处理,逻辑层次分明,仿佛在引导读者一步步深入一个精心构建的思想迷宫。尤其是开篇的引言部分,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一个宏大的文化图景,让我立刻对接下来的内容充满了期待。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似乎非常擅长使用类比和历史典故来佐证观点,这种论证方式既显得扎实可靠,又充满了文学的韵味,绝非那种干巴巴的学术说教。读完第一章,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历史的现场,深刻体会到某些思维定势是如何在漫长的时间洪流中被反复雕琢和强化的。这本书的整体阅读体验,从触感到精神层面,都是一种高品质的享受。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文化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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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过程,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对自身文化底色的“考古挖掘”。作者似乎拥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锐度,总能准确地捕捉到那些根植于文化深处的、几乎已经与我们融为一体的思维惯性。我特别喜欢其中对于“变通”这一概念的深入探讨,作者没有停留在表面的赞扬或批评,而是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剖析了它在不同阶段扮演的复杂角色,这远比一般的社会学分析要丰富得多。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时不时会产生“原来如此”的顿悟感,这种感觉是判断一本非虚构作品是否优秀的绝佳标准。它没有刻意迎合大众口味,保持了一种知识分子的风骨,甚至在某些地方显得有些“冷峻”,但这恰恰是它力量的来源。它要求读者付出思考的努力,但回报是丰厚的认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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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翻开这本书时,我本以为会读到大量关于传统习俗的陈旧描述,但很快我发现自己错了。作者的视野远不止于此,他将目光投射到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结构、全球化浪潮之间的激烈碰撞上。书中对“集体主义”在当代语境下如何被重新诠释和演绎的分析,极具启发性,甚至带有一丝未来学的色彩。作者的论证节奏把握得极好,张弛有度,避免了长篇大论带来的阅读疲劳。当我读到关于“时间观”差异如何影响商业决策的那一部分时,我感觉自己像是被狠狠敲醒了一般,那些在工作场合中遇到的沟通障碍,似乎瞬间找到了源头。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是在“讲述故事”,而是在“重构逻辑”,让你重新审视那些你以为早已了如指掌的事物,提供了一种更具穿透力的视角去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文化环境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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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怎么说呢,它不是那种华丽辞藻堆砌的文本,而是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如同老者娓娓道来的智者之语。它不追求速度感,而是让你慢下来,去品味每一个用词的精确性。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构建论述框架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建筑师般的能力,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小节,都如同精心切割的石块,严丝合缝地支撑起整个思想的结构。阅读时,我常常需要借助旁边的笔记本来记录自己的灵光一闪,因为书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比如关于“面子”与“关系”在现代社会功能异化的问题,着实需要时间消化。它不像某些畅销书那样提供即时满足的快感,而是更像一坛老酒,需要时间去酝酿才能体会出那份醇厚的后劲。读完后,我感觉自己获得了一套全新的分析工具,去看待我们身边那些习以为常却又难以言明的社会现象,视角变得更加立体和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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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的现实针对性。文章的作者都注意到台湾现时代是一个道德冷漠的时代,是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台湾社会在观念上虽然有着忠、孝、仁、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标准,而在实际上却又存在着“嘴巴里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明哲保身”、“口是心非”、“人情和面子功夫”、“经济关系网”等各种各样的负面现象,说的非常理想,做的非常现实。说和做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差距,因为没有人去注意,去比较,更没有人去陈述利害,结果就变成一种可以存在的事实,以致形成为各种各样的错误观念,这些错误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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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盎然,经典之作,值得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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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很高 工作之余,人们或楚河汉界运筹帷幄,或轻歌曼舞享受生活,而我则喜欢翻翻书、读读报,一个人沉浸在笔墨飘香的世界里,跟智者神游,与慧者交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醉在其中。我是一介穷书生,尽管在学校工作了二十五年,但是工资却不好意思示人。当我教训调皮捣蛋的女儿外孙子们时,时常被他们反问:“你老深更半夜了,还在写作看书,可工资却不到两千!”常常被他们噎得无话可说。当教师的我这一生注定与清贫相伴,惟一好处是有双休息日,在属于我的假期里悠哉游哉于书香之中,这也许是许多书外之人难以领略的惬意。好了,废话不多说。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网络文学融入主流文学之难,在于文学批评家的缺席,在于衡量标准的混乱,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批评家对网络文学集体失语,直到最近一两年来,诸多活跃于文学批评领域的评论家,才开始着手建立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很难得的是,他们迅速掌握了网络文学的魅力内核,并对网络文学给予了高度评价、寄予了很深的厚望。随着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网络文学在创作水准上的不断提高,网络文学成为主流文学中的主流已是清晰可见的事情,下一届的“五个一工程奖”,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网络文学作品的入选。废话不多说 同时买了三本推拿的书和这本,比认为这本是最好的!而且是最先收到的!好评必须的,书是替别人买的,货刚收到,和网上描述的一样,适合众多人群,快递也较满意。书的质量很好,内容更好!收到后看了约十几页没发现错别字,纸质也不错。应该是正版书籍,谢谢现在,京东域名正式更换为JDCOM。其中的“JD”是京东汉语拼音(JING DON|G)首字母组合。从此,您不用再特意记忆京东的域名,也无需先搜索再点击,只要在浏览器输入JD.COM,即可方便快捷地访问京东,实现轻松购物。名为“Joy”的京东吉祥物我很喜欢,TA承载着京东对我们的承诺和努力。狗以对主人忠诚而著称,同时也拥有正直的品行,和快捷的奔跑速度。太喜爱京东了。|给大家介绍本好书《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自序: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我曾经想过,如果能时光穿梭,遇见从前的自己,是否可以和她做朋友。但我审慎地不敢发表意见。因为从前的自己是多么无知,这件事是很清楚的。就算怀着再复杂的爱去回望,没准儿也能气个半死,看着她在那条傻乎乎的路上跌跌撞撞前行,忍不住开口相劝,搞不好还会被她厌弃。你看天下的事情往往都是一厢情愿。当然我也忍住了各种吐槽,人总是要给自己留余地的,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是,未来的自己回望现在,看见的还是一个人。好在现在不敢轻易放狠话了,所以总算显得比年轻的时候还有一分从容。但不管什么时候的你,都是你。这时间轴上反复上演的就是打怪兽的过程。过去困扰你的事情,现在已可轻易解决,但往往还有更大的boss在前面等你。“人怎么可能没有烦恼呢”——无论是你初中毕业的那个午后,或者多年后功成名就那一天,总有不同忧伤涌上心头:有些烦恼是钱可以解决的,而更伤悲的是有些烦恼是钱解决不了的。我们曾经在年少时想象的“等到什么什么的时候就一切都好起来了”根本就是个谬论。所以,只能咬着牙继续朝前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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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与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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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是由台湾学者文崇一和萧新煌共同主编的一本论文集。全书除绪言外,共收十二篇文章,作者都是台湾著名大学和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院士。文章虽然是针对台湾社会现实所作的研究,其看法和主张也是针对台湾社会现实情况而发的,但读了之后感到这些文章所论述的思想在大陆同样具有普遍性———因为大陆和台湾毕竟同根同祖,毕竟有着相同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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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集体和公共意识问题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对该问题本书作了细致的分析,书中认为,中国人具有典型的“差序格局”心态,“把人二分化,即将人分为两类,如好人与坏人、自己人与外人。经过这种简单而绝对的二分之后,就有了该如何对待对方的‘依据’……中国人对自己人讲人情的程度,几乎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但对外人则有时候并不太好”[4]。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自己所属的群体内部具有很强的集体意识,但一旦超出这个圈子,他们就变得日益严酷和不近人情起来,这与西方的公民社会理念几乎是完全对立的,难怪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理想往往局限在小国寡民的局域内而不能推广,反映到现代化进程中来,就是社会功德的缺失或虚弱,随之就是公共生活空间的难以扩展性和民主制度的变异现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成为了社会现代化的一种阻力,如果没有强大而开明的政治力量干预,中国传统文化会继续将社会稳固在传统陷阱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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