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熱議中國：尋找共同繁榮之路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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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必堅，基辛格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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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42529

版次：1

商品編碼：11342694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3-1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23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世界熱議中國：尋找共同繁榮之路》由中外國傢首腦、高級智囊、全球一流政治傢、戰略傢、社會學傢、國際關係專傢告訴你，未來十年——
　　中國將如何影響世界？中國會有怎樣的大變動和哪些新覺醒？
　　中美的角力會有怎樣的結果？中國是否會取代美國，成為西太平洋的統治力量？
　　中歐的閤作又會是怎樣的走勢？中國將如何與全新格局下的全球相處？世界需要一個怎樣的中國？中國如何與世界共贏？
　　全球變革是否箭在弦上？全球治理新體係何時建立？共同繁榮是不是幻想？
　　鄭必堅、基辛格、希拉剋、布朗、施羅德、佐利剋、桑頓、河野洋平、吳建民、周文重、王緝思、黃仁偉、金燦榮、王誌樂…...
　　中外國傢首腦、高級智囊的思想交鋒，預測未來世界大勢與戰略走嚮！

內容簡介

　　在過去30多年裏，中國經濟取得瞭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個擁有輝煌過去的古老國傢，正在迴到它已經坐擁瞭300年之久的地位，綻放齣新的光彩與活力。在曆史上，大國的崛起往往引發新舊大國的衝突。中國的崛起對世界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未來十年，中國將如何影響世界？中國是否可能取代美國成為西太平洋的統治力量？世界各國該如何尋求閤作共贏，避免戰爭和對抗？
　　《世界熱議中國：尋找共同繁榮之路》圍繞這些話題展開，由中國資深戰略專傢鄭必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法國前總統希拉剋、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德國前總理施羅德、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日本前眾議長河野洋平以及吳建民、周文重、王輯思、黃仁偉、金燦榮、王誌樂等中外國傢政要和國際問題專傢聯閤撰寫，詳盡分析瞭中國和世界未來十年麵臨的戰略機遇與挑戰，以及中美、中歐等大國關係和地區關係的關鍵點，試圖尋找一條世界各國共同繁榮和發展的道路。
　　《世界熱議中國：尋找共同繁榮之路》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國傢之間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全球性的問題隻能由全球共同解決，必須構建有效的全球治理體係。中國的和平崛起給世界帶來的是機遇和市場。鄭必堅提齣，中國需要和世界一切相關國傢和地區擴大和深化 “利益匯閤點”，構建 “利益共同體”。而基辛格也提齣瞭構建“太平洋共同體”的概念，指齣中美衝突並非必選項；作為21世紀世界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必須戰略閤作，否則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與發展。

作者簡介

　　鄭必堅，中國資深戰略專傢，曾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和平崛起理念的提齣者，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的整理執筆人，參與瞭1982年後曆次中共中央大會文件的起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專傢之一。

　　基辛格，美國知名外交傢、戰略理論傢。曾擔任尼剋鬆政府的國傢安全顧問和國務卿，曾積極推動美國與中國改善關係。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瞭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奬。曾著有《大外交》《白宮歲月》《論中國》等。

序言大變動·新覺醒·兩重性　鄭必堅
一 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中國和平發展之路　鄭必堅
二美中關係的未來：衝突並非必選項　亨利·基辛格
三歐中閤作塑造全球變革　格哈德·施羅德
四世界需要中國　雅剋·希拉剋
五嚮建立全球治理體係邁進　戈登·布朗
六歐盟與中國：一場必要的對話　費利佩·岡薩雷斯
七中國與世界的雙贏　肖卡特·阿齊茲
八實現共同繁榮的機遇　羅伯特·佐利剋
九美中兩國的閤作是必選項　約翰·桑頓
十 “以消除核武器為目標”，尋求利益共同體　河野洋平
十一尋找共同繁榮的道路：印尼視角　優素夫·瓦南迪
十二從長城到長橋：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尼古拉斯·貝格魯恩內森·嘉戴爾斯
十三通嚮共同繁榮的必由之路　吳建民
十四緻力於同各國各地區建立並發展“利益共同體”　周文重
十五破解大國衝突的曆史宿命——關於中美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思考　王緝思　仵勝奇
十六中美共同利益發展的曆史進程　黃仁偉
十七中美“攜手共進”：阻力與動力——寫於尼剋鬆訪華40周年之際　金燦榮　董春嶺
十八發揮全球公司在促進中國和平發展與崛起中的積極作用王誌樂

精彩書摘

　　二
　　美中關係的未來：衝突並非必選項
　　美國前國務卿　亨利·基辛格
　　2011年1月19日，在中國國傢主席鬍錦濤即將結束對美國的國事訪問之際，鬍主席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發錶瞭一份聯閤聲明。聲明宣告，兩國將緻力於建立“積極、閤作、全麵的美中關係”。雙方均對彼此的重大關切做齣承諾：“美方重申，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中方錶示，歡迎美國作為一個亞太國傢為本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做齣努力。”
　　此後，兩國政府著手將上述目標付諸行動。兩國高層展開互訪，並將他們在重大戰略和經濟問題上的交流製度化。兩國重啓軍方接觸，打開瞭一個重要的交流渠道。在非官方層麵上，所謂的第二軌道團體也在探索美中兩國關係發展的可能性。
　　然而，在加強閤作的同時，兩國之間的爭議也日益凸顯。雙方國內均有一些重要組織聲稱美中爭霸在所難免，或許已然展開。從這點來看，呼籲美中閤作顯得不閤時宜，甚至幼稚。
　　雙方國內都進行瞭不同但平行的分析，都齣現瞭對彼此的指責。一些美國戰略智囊認為，中國的政策追求兩項遠期目標：一是取代美國，成為西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力量；二是將亞洲整閤成一個排他性的、符閤中國經濟和外交利益的陣營。在這樣的設想中，雖然中國的絕對軍事實力不能和美國相提並論，但是北京有能力在與華盛頓的衝突中對後者構成難以承受的風險，此外中國正在發展軍力以抵消美國的傳統優勢。中國無懈可擊的核二次打擊能力最終將配以不斷豐富的反艦彈道導彈及其在網絡空間、太空等新領域的非對稱戰力。中國可以沿著周邊島鏈完成主導性的海軍部署。有人擔心，這一屏障一旦形成，中國的鄰國將有可能必須根據中國的喜好調整自己的政策，因為它們都依賴於對華貿易，同時也不確定美國的反應能力究竟如何。這一切可能最終導緻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陣營形成，並由中國主宰西太平洋地區。最近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多多少少反映齣瞭這樣的不安，至少是含蓄地點到瞭。
　　尚未有中國官員聲稱這一戰略即是中國的真正政策。事實上，他們強調的正好與之相反。然而，中國半官方媒體和研究機構有足夠的資料說明，中美關係將走嚮衝突，而非閤作。
　　與整個“非民主世界”開戰的意識形態傾嚮放大瞭美國的戰略關切。一些人士聲稱，專製政權有其內在的脆弱性，不得不通過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的論調與手段聚攏民心。這一理論認為，美國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和衝突均源於中國的國內結構，而這樣的說法在美國左、右陣營中均有擁護者。有人宣稱，世界和平將通過民主製度在全球的勝利來實現，而非通過各國對閤作的呼籲來實現。例如，政治學傢亞倫·弗裏德貝格這樣寫道：“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幾乎沒有理由懼怕其他民主國傢，更不可能與它們擦槍走火。”因此，“剝去溫文爾雅的外交掩飾，美國戰略的最終目標應是加速推動和平革命，一舉掃除中國的一黨執政，代之以自由民主”。
　　在中國方麵，與美國相對抗的解讀遵循的是截然相反的邏輯。他們將美國視為受挫的超級大國，決意要阻止任何挑戰者的崛起，而中國最有可能成為這一挑戰者。一些中國人認為，無論中國多麼熱心地尋求閤作，華盛頓的既定目標仍是通過軍事部署、條約承諾等方式抑製不斷強大的中國，阻止其重新成為曆史上的“中央之國”。從這一角度講，任何與美國的長期閤作都不可能成功，因為閤作隻會服務於美國改變中國的最高目標。有時，中國人認為係統性的敵對行動甚至包含在美國的文化和技術影響中，這些影響力時常被描繪成旨在侵蝕中國國內共識和傳統價值的惡意壓力。最為強硬的說法是，中國在敵對逆流麵前過於被動（比如在南海的領土領海爭議上），中國應直麵那些主權訴求與之有衝突的鄰國，藉用戰略分析師龍韜的話說就是：“冷靜分析，抓住機會，在形勢逐漸失控前先下手，……小仗打幾下，大仗就可以避免。”
　　曆史並不必然重演
　　那麼尋求閤作的美中關係還有什麼意義？製定政策實現這樣的關係又有什麼意義？誠然，在曆史上，大國的崛起往往引發新舊大國之間的衝突。但現在世殊時異瞭。那些在1914年殺入“一戰”的領導人如能預知戰後世界，還能否如此義無反顧？當今領導人萬不可再心存幻想。核大國之間的大戰隻會釀成與任何精心確定的目標絕不相稱的災難與動蕩。“先發製人”幾無可能，尤其是在美國這樣的多元民主政治國傢。
　　如果麵臨挑戰，美國將為維護自身安全而采取必要的行動，但它絕不應將對抗作為備選戰略。美國將會發現，它遇到的中國這個對手在幾個世紀以來都擅長打持久戰，而且崇尚在精神上拖垮對手。在實戰中，美中雙方均有實力和智慧給對方造成災難性的破壞。等一切關於衝突的假想都告一段落，所有的假想者都會精疲力竭，疲憊不堪。屆時，他們就會重新麵對今天所麵臨的狀況：構建一個雙方都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際秩序。
　　雙方在冷戰時期為阻止蘇聯擴張而采取的“遏製”政策已不再適用於當今時勢。當時，除軍工産業外，蘇聯經濟非常虛弱，不會對全球經濟産生影響。中國與蘇聯斷交，蘇聯顧問撤齣中國之後，除個彆被逼進蘇聯勢力範圍的國傢之外，幾乎沒有國傢在經濟上與莫斯科有太多牽扯。然而，當今的中國是世界經濟中的一個活躍分子，是其周邊國傢和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西方工業化國傢的主要貿易夥伴。如果美中長期對抗，將改變世界經濟，導緻全球動蕩。
　　中國也會發現，其用於對抗蘇聯的策略並不適用於對抗美國。隻有少數國傢（而且其中沒有亞洲國傢）會認為美國在亞洲的存在是必須被“砍斷”的“手”（鄧小平對蘇聯擴張的形象描述）。甚至那些並非美國盟友的國傢也希望美國在該地區保持政治存在，並在其近海駐軍，以維護它們已經習慣瞭的世界。印尼某高官對其美國同僚的一番話錶達瞭這些國傢的立場：“不要離開我們，但也不要逼我們二選一。”
　　中國近年的軍事發展本身並非驚人之舉，若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及第一大自然資源進口國不將自身經濟實力轉化成軍力的增強，纔更加反常。問題在於這樣的軍力增強是否沒有止境，以及增強兵力是齣於何種目的。若美國將中國軍力的每一點進步都視作敵對行為，那麼美國將很快陷入無休止的關於中國隱秘目的的爭論之中。但是，從本國的曆史齣發，中國也應意識到防禦型軍力與進攻型軍力之間的微妙分界，以及軍備競賽失控可能帶來的後果。
　　誠如中國公開宣稱的那樣，中國領導層有過硬的理由拒絕國內那些采取敵對態度的要求。曆史上，中國封建時代的擴張曾由“融閤”而非“攻剋”實現，還有一種情況是入侵者改投中華文明旗下，然後將其疆土並入中國。靠軍事實力主宰亞洲絕非易事。冷戰時期，蘇聯的鄰國大都是一些在戰爭和外國侵占中國力消耗殆盡的弱國，它們的國防依賴的是美國的軍事承諾。如今，中國北鄰俄羅斯，東鄰美國盟友日本和韓國，南接越南和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亞也相距不遠。這樣的地緣格局並不適宜軍事徵服，反而更容易引起被圍睏的恐懼。上述各國都有悠久的軍事傳統，如果自身領土或是實施獨立政策的能力受到威脅，則可能形成強大的抵禦力量。如果中國在外交上實行“大棒政策”，那麼所有這些國傢，或者至少其中的一些國傢將加強閤作，讓中國再次經曆曆史噩夢，正如2009~2010年間所發生的那樣。
　　應對新興中國
　　中國至少應在中期未來保持剋製，另一個原因是它所麵臨的國內調整。在中國社會中，發達沿海地區與落後西部省份之間的巨大差距令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十分引人注目卻又難以推進。文化方麵的改變也是挑戰的一部分。未來的幾十年將首次見證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社會的全麵影響，這必將改變在傳統上由大傢庭照顧老弱病殘者的社會文化模式。當四位祖父母爭著得到一個孩子的關注、對滿堂兒孫的殷殷期許隻能寄托於獨苗單傳時，一副傢長望子成龍、對孩子的期待大到可能無法實現的景象或將浮現。
　　所有這些事態使中國2012年換屆挑戰更為復雜，中國國傢主席和副主席，絕大多數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的職位及數韆個重要的國傢級和省部級職位進行瞭交接班。新領導層中的大部分人是過去150年來齣生於和平年代且沒有經曆過戰爭的第一代中國人。他們麵對的主要挑戰將是：應對因經濟情況變化而發生巨大變革的社會、前所未有而快速發展的通信技術、疲弱的全球經濟、數億從農村湧入城市的人口。由此形成的政府模式很有可能是現代思想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觀念相結閤的産物，對這種結閤的探索將呈現齣中國變革的流動畫捲。
　　中國社會與政治的轉型必將在美國引燃興趣與希望。美國直接齣手乾預既不明智，也不會奏效。美國將會，也應繼續在人權與一些個案上闡明自己的觀點。其一舉一動將彰顯自身對民主原則的推崇。但是，有組織地藉用外交壓力及經濟製裁來改變中國的製度很有可能事與願違，並陷美國本想支持的自由人士於孤立的境地。在中國國內，大多數中國人將透過民族主義的有色眼鏡來看待這樣的舉動，讓人想起早前中國經受外國乾預的歲月。
　　然而，當今局勢並非要求拋棄美國價值，而是應該將可實現的目標和絕對的目標加以區分。美中關係不應被理解為一場零和博弈，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之崛起也並不意味著美國的戰略性失敗。
　　對閤作道路的選擇挑戰瞭雙方對彼此的成見。中國在國土麵積、自信程度、經濟成就和國際影響力上都與美國相當，但文化和政治體係卻和美國迥異。美國曆史上還鮮有同這樣的國傢和諧共處的先例。中國曆史上也難以找齣應對這樣的大國的先例。而美國將在亞洲長期存在，其尊崇的普世理念與中國的理念迥異，還與中國的一些鄰國是盟友。在美國之前，所有試圖獲得大國地位的國傢都曾與中國的鄰國結盟以達到控製中國的目的。
　　製定戰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堅持用優勢的資源和物質條件來擊敗潛在對手，然而這在現代社會中幾乎行不通。對中國和美國來說，對方的繼續存在將難以避免地成為一個長期的現實。兩國都不會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對方身上——長久以來，也沒有大國會這麼做——它們會繼續追求各自的利益，有時還會犧牲對方的利益。但是，兩國都有責任考慮到對方的關切，並且充分認識到它們的言辭確實能像實際政策那樣使對方産生懷疑。
　　中國最大的戰略關切是某個或幾個外部力量在中國周邊地區進行軍事部署，有能力侵犯其領土或乾預其國內製度。以往，當中國認為自身受到這種威脅時，就會開戰，而不想冒險承擔外部勢力集結所帶來的後果，例如1950年參與朝鮮戰爭、1962年與印度開戰、1969年與蘇聯在北部邊境開戰、1979年與越南開戰。
　　美國擔心被一個排他的集團排擠齣亞洲，這種擔憂有時隻是間接地錶達齣來。為瞭防止這種後果，美國與德國、日本進行瞭一次世界大戰。齣於同樣的目的，無論美國由哪個政黨執政，都對蘇聯實行瞭最有力的冷戰外交。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個事件中，針對一個明顯存在的霸權威脅，兩國進行瞭大量閤作。
　　其他的亞洲國傢會齣於其自身的原因，堅持發展自身實力，而不會加入其他國傢的競爭中。它們不願意迴到一個復活的從屬秩序中，也不會成為美國遏製政策或是改變中國國內製度的計劃的一部分。它們希望和中國、美國都保持良好關係，並抵製任何要求它們站隊的壓力。
　　對霸權的擔憂和對軍事包圍的恐懼可以解除嗎？是否可以找到一個空間，使雙方不必實行軍事化的戰略，就能實現各自的最終目標？對於具有全球競爭力，但目標各異，有時甚至部分矛盾的大國來說，發生衝突與放棄爭奪之間的迴鏇餘地有多大？
　　中國會對周邊地區産生重大影響，這一事實滲透在中國的地理概念、價值觀和曆史之中。然而這種影響的範圍取決於環境和政策決策。這就決定瞭對影響力的必然追求是否會轉變為抵消或排斥其他獨立的力量來源。
　　近兩代人以來，美國的戰略依靠的是地麵部隊進行本地區域防禦——主要是為瞭避免一場大規模的核戰爭。近幾十年來，國會和公眾輿論卻使美國在越南、伊拉剋和阿富汗終結瞭這方麵的努力；現在，齣於預算上的考慮，又進一步限製瞭這種做法的範圍。美國的戰略從領土防衛變成瞭以無法接受的懲罰來威脅潛在的挑釁者。這需要軍隊能夠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快速乾預，而不是建立包圍中國邊界的軍事基地。美國不應該把有限預算基礎上的國防政策和無限意識形態目的上的外交結閤起來。
　　正如中國在周邊國傢中的影響力會引發他國被控製的擔憂，美國對於傳統國傢利益的追求也會被看作一種軍事包圍。雙方都應該認識到某些微妙差彆，這種差彆會使錶麵上看起來傳統而閤理的做法引發對方最深切的擔憂。兩國應該共同努力定義一個範圍，在此範圍中限定和平競爭。如果能巧妙處理這個問題，雙方就可以避免軍事對峙和控製；否則，就難以避免緊張局勢的加劇。外交的任務就是尋找這個空間，如果可能還要擴大這個空間，並防止兩國關係被戰術上和國內的需要壓倒。
　　共同體還是衝突
　　當前的世界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建立的，所以中國有時會感到並不需要像其他國傢那樣遵守世界規則。當中國認為某種秩序不符閤自己的喜好時，就會進行另一種安排，比如與巴西、日本和其他國傢建立單獨的貨幣渠道。如果這種方式變成慣例並且延伸到其他活動領域，那麼就會發展齣不同的世界秩序。缺乏共同目標和一緻認同的剋製規則，製度性的競爭可能會加劇，其程度將超齣競爭參與者的估計和本意。在如今這個進攻力量和侵入技術大幅提高的時代，這種行為造成的後果可能是難以挽迴的。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如此國際化，又受到兩國國內和兩國之間的各種壓力睏擾，單靠危機處理已難以為繼，所以我提齣瞭一個太平洋共同體的概念，並希望兩國至少可以在某些廣受關注的問題上擁有共同的目標。但是，如果任何一方認為這個計劃主要是擊敗或破壞對方的一種更有效的形式，建立這個共同體的目標就難以實現。中國和美國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對方對自己發齣瞭係統性的挑戰，一旦發現這種挑戰，它們都會進行抵抗。兩國都需要緻力於真誠閤作，尋找一種方式把自身的目標傳達給對方和世界，並與之形成關聯。
　　在這個方麵，兩國已經采取瞭一些實驗性的行動。比如，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傢共同發起瞭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這是一個連接美洲和亞洲的自由貿易協定。這種安排是走嚮太平洋共同體的一步，因為它可以在共同推進的項目中減少世界上最富有生産力、最有活力、資源最豐富的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壁壘，並連接大洋兩岸。
　　奧巴馬已經邀請中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但是，正如美國的簡短聲明和評論人士所說，加入該協議的條件有時似乎要求中國對國內製度做齣根本性的改變。從這個角度來說，該協議可能會被中國認為是孤立它的一種戰略。從中國方麵來看，它也會提議進行另一種安排。中國已經與東南亞國傢聯盟協商瞭一個貿易協定，並嚮日本和韓國提議瞭一個東北亞貿易協定。
　　對於各方來說，重要的國內政治考量也不容忽視。如果中國和美國把各自建立貿易協定的努力當作孤立戰略的一部分，那麼亞太地區就會陷入兩個相互敵對的陣營當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中國滿足瞭美國的訴求，按照最近一次五年規劃的要求，把齣口導嚮型經濟轉變為內需拉動型經濟，上述問題將極具挑戰性。這樣的趨勢不利於美國繼續擔當中國的齣口市場，即使美國鼓勵其他亞洲國傢與中國建立更多貿易聯係。
　　北京和華盛頓都需要做齣一個重要決定，那就是兩國究竟是要走上一條真誠閤作的軌道，還是要進入又一輪曆史性國際鬥爭。兩國都聲稱要建立共同體，甚至還為此確立瞭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這一高級彆論壇，並一年召開兩次會議。在一些現實問題上，這一論壇頗見成效。但要實現建立一個真正全球性的經濟和政治秩序這一最終目標，該論壇依然任重道遠。如果在經濟領域中未能形成國際秩序，那麼在諸如領土和安全問題等帶有更多感情色彩和擁有更少贏傢的領域，阻礙因素或將更加變得難以逾越。
　　言論的風險
　　在兩國往積極方麵努力的同時，雙方都要認識到錶達看法和估測的言論會造成怎樣的影響。齣於國內政治的需要，美國領導人偶爾會對中國展開猛烈抨擊，包括采取敵對政策的具體提議。甚至當政客們的最終目的是采用一個溫和政策的時候，也許尤其是在這種時候，這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具體的某個指責，因為這些都可以就事論事，關鍵在於美國政客對中國政策的基本動機的攻擊，比如宣布中國為美國的戰略對手。被攻擊的對象必然會問，這些要求采取敵對立場的國內力量，是否最終也會要求采取敵對行動。同樣，中國方麵的威脅性言論，包括那些半官方媒體上的言論，也有可能會轉化為他們所說的行動，無論國內的壓力或催生這些言論的意圖是什麼。
　　在美國國內的辯論中，兩黨都經常把中國描述成一個需要變得“成熟”，並學會如何在國際舞颱上履行責任的“崛起中的大國”。而中國並不把自己看成一個崛起中的大國，而是一個迴歸中的大國。中國認為自己已經在該地區輝煌瞭兩韆年，隻是暫時被殖民統治者藉用其國內的爭鬥和腐敗而取而代之。在中國看來，強大的中國在經濟、文化、政治和軍事事務上影響著世界，對世界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反常的挑戰，而是讓一切重迴正軌。美國人不需要完全同意中國方麵的分析，憑藉常理也能理解，告訴一個韆年古國要“長大”並且“負責任”是多麼刺耳和沒有必要。
　　在中國方麵，政府和民間關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宣言在中外都産生瞭不同的影響。百年恥辱之後，中國近年來在重塑國傢使命感的道路上大步前進，中國有理由為此感到自豪，但幾乎沒有其他亞洲國傢想要迴到對中國這個宗主國俯首稱臣的時代。作為剛剛經曆反殖民鬥爭的國傢，大多數亞洲國傢在麵對外部強國時都極其敏感，想要保持國傢的獨立地位和行動自由，無論外強來自西方還是亞洲。上述亞洲國傢尋求參與到盡可能多的經濟、政治活動的交叉領域中來；它們請美國在該地區發揮作用，但是希望美國能夠平衡該地區的力量對比，而非歡迎遠徵軍和對抗。
　　相比其自身軍事實力的增強，中國的崛起更多的是美國競爭地位下降的結果。導緻美國競爭地位下降的原因包括：基礎設施陳舊、對研發關注不足，以及明顯不暢的行政流程。美國應該做的是拿齣創造力和決心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指責一個假想敵。美國必須注意，不要重蹈以往對華政策的覆轍。過去的對抗政策一開始都有雄心勃勃的目標，都能得到廣泛的民眾支持，但結果往往是美國掙紮著掙脫對抗的泥潭，促使它對之前宣布的目標做齣或多或少的背叛。
　　中國一嚮忍耐力很強，事實也證明，沒有哪一屆美國政府能夠改變中國是世界大國、主要經濟體和強大文明的事實，在這方麵中國吃瞭定心丸。美國人應該知道，即便在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和美國並駕齊驅的時候，這些財富也要分配給4倍於美國的人口，而且中國人口麵臨著老齡化問題，以及伴隨著中國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而來的復雜轉變。很有可能，中國擁有的大量能源仍將被用於滿足內需。
　　雙方都應開放思想，將彼此的行為看作國際生活中的傢常便飯，不要因此而神經緊綳。隻要雙方都能夠保持獨立並根據情況調整自己的行為，那麼雖然雙方的碰撞難以避免，但這並不等同於雙方應當有意識地遏製和主導對方。兩國不一定能超越傳統的大國角力的模式，但雙方都應該朝著積極的方嚮努力，給自己，也給世界一個交代。
　　五
　　嚮建立全球治理體係邁進
　　英國前首相　戈登·布朗
　　2009年我參加《華爾街日報》紐約會議的時候，有人問我在金融危機中學到瞭什麼。我沒有人雲亦雲地重復美國民眾往往會說的“因為現在是全球經濟，蠢貨”。我說的是：“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全球共同解決。”而現在我要進一步指齣：在未來數十年，國際上最突齣的問題就是，在麵臨巨大的全球性問題之時，我們能否搭建起足夠大的國際性閤作平颱。隨著世界經濟重心的東移，國際閤作的核心問題將不再僅僅是美歐將如何適應新的世界，而同時也是亞洲，尤其是中國，將如何看待自己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作用和責任。正如我下文將要指齣的，經濟領域的國際閤作不盡如人意。但我要指齣，我們不能再把這種形式的閤作簡單看成可有可無的備選項瞭，也不能把它看成旁枝末節——相反，國際閤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現代國傢的必然需要。雖然近年來國際閤作乏善可陳，但我認為我們還是可以做齣一些改變，進行體製改革，製定特殊的經濟政策，這些舉措不僅能夠推動閤作，而且還能營造一個更加健康、繁榮和可持續的世界。
　　背景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諾貝爾和平奬的獲奬演說中，用最易懂的方式解釋瞭國際閤作。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殘忍和艱難麵前，我們不僅僅是命運的囚徒。我們的行動很重要，它能將曆史的車輪擺嚮正義的方嚮。”正如我們所見，雙邊甚至地區性的行動已經不足以阻止核擴散，不足以麵對恐怖主義挑戰，不足以給劇變的中東地區帶來希望，也不足以應對從流行病到信息安全的一係列全球性威脅。但在本文中，我想集中討論五個當代重大經濟社會挑戰方麵的全球閤作問題：金融穩定、氣候變化、全球增長、開放貿易以及韆年發展目標的實現。這些問題都是國際性的，都需要全球協協調全球金融的失敗調行動；它們也都是重要的政策性問題，國際社會本該在這些問題上采取行動，但卻效率低下。
　　當今世界的相互依存性是前所未有的，這點無須贅言。任何一個地區的金融體係一旦崩潰，其影響都將波及所有地區的穩定。一個國傢的核災難將波及每個國傢，日本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雖然希臘經濟隻是世界經濟的一小部分，但在這樣一個小國發生的債務危機卻可以影響整個世界的信心。一個國傢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有可能擾亂整個國際貿易。我們15億生活在極度貧睏中的同胞每天所經曆的，是疏離、不滿和各大洲麵臨的潛在內亂。
　　在西方國傢工業革命早期，各國已經發現區域的問題不能僅僅依靠區域解決。因此，在19世紀和20世紀，歐美便設立瞭國傢機製，與區域機製一道，建設基礎設施，維護金融穩定，開展社會保護。隨後，各國發現它們的國內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本國的力量解決。因此，尤其是在1945年之後，我們嘗試著建立國際機製，如聯閤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即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跨越國傢界限，幫助各國解決其國內問題。這些跨國乾預措施還涵蓋本文的主題——經濟領域，諸如平衡國際收支和解決銀行危機等，這些問題不能僅僅依靠單一國傢解決，而需要國際社會的乾預。
　　但在21世紀的前10年，我們很明顯地看到，需要國際閤作纔能解決的問題已然不僅是單一國傢所麵臨的國內問題：我們不但需要通過國際行動解決國內問題，還要認識到這樣一個常識性問題，即現在齣現瞭許多“全球問題”，需要全球協調行動加以解決，需要國際社會所有的重要角色參與其中，而不是僅限於一些國傢。
　　但我不是要將論述的前提設置成，我們麵臨的所有經濟問題都要按照全球規則、全球製度或全球標準來解決：在每個問題上，我們閤作之前都需要考慮這個問題是否需要國際互助纔能解決。有些問題是純粹的國內問題，比如教育或公路建設，這些問題往往不涉及進齣口，對外影響不大，在這些問題上各國往往能夠決定本國的齣路。當然，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確定一些純屬國際公共品的問題，如氣候變化，因為全球隻有一個氣候體係。因此，無論一個國傢想要做什麼，其政策所産生的結果都會受到彆國情況的影響，也正因此，我們纔有必要建設全球協調的政策機製。弗裏登、佩蒂斯、羅德裏剋和塞迪略指齣，還有一組“中間”案例——“以鄰為壑”政策（比如關稅和經常賬戶赤字可能需要跨界監管）以及“以己為壑”政策（“關於透明度、代錶性、責任感的規則和科學證據或經濟證據的運用”）。
　　氣候變化問題被認為是涉及國際公共品的絕佳案例，若不存在一個條約，或者至少是一個有約束力的協定，那麼任何小國都可能放棄自己的理性戰略，而搭乘彆國政策的順風車。這樣的情況在其他領域也可能齣現，如貿易、宏觀政策、金融穩定以及全球不平等問題的某些方麵。當然，一些作者，如日內瓦國際經濟學傢查爾斯·維普洛斯就指齣，即便存在全球公共品，也不存在乾預的基本理由。他說，乾預行動隻有在這三種情況下纔順理成章：第一，存在非金錢的外部因素；第二，發現瞭確定的（以及特定的個案）失敗；第三，市場效率低下，無法剋服溢齣效應。
　　我想說的是，各國相互依存的基本事實告訴瞭我們一個基本道理：如果一個國傢的政策會危及其他國傢的政策，甚至當這些政策的代價主要需由本國承擔的時候，比如通過農業補貼設立貿易壁壘或不良的金融監管，仍有可能影響其他國傢的國運和財富。當然，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做到平衡瞭：在能夠進行國際閤作的領域，需要一些國傢將其國傢權力從國內領導層中讓渡齣來，而相比於國傢主權的缺失，這些權力讓渡政策所帶來的利益是否是正當的？但當我們麵對這一問題時，需要樹立協調全球政策的基本共識，而不限於貿易和基本標準，如國際勞工組織的長期工作問題，在宏觀經濟政策上亦是如此。
　　亨利·基辛格有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直到21世紀，世界纔需要一個真正的全球體係。他指齣，之前的時代，比如英帝國時代，並沒有誕生全球治理體係，而隻是齣現瞭相互競爭的聯盟。現在，他認為簡單復製過去那種地區集團和聯盟競爭的模式將是“危險的”，而“相反，我們最好的機會來自於全球協調機製的建立……”事實上，亨利·基辛格還做瞭進一步的闡釋。他說，我們現在並非紙上談兵，我們所處的是從一個體係到另一個體係的轉變時期，這樣的轉變或將再持續30年，而“主要的協調機製就是二十國集團”。在二十國集團機製中，每個國傢都可以將自己的目標融入全球性的整閤過程，並在這一過程中“避免經濟增長的零和博弈”。
　　從被廣泛討論的當前五個國際經濟挑戰中我們能得到什麼啓示呢？雖然國際社會已經就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穩定機製做齣多項承諾，但如今歐洲、美國、瑞士和其他金融中心的金融體係各行其是，在金融標準上冒著競次的風險。從2009年底開始，國際社會已經不願達成一份新的全球性氣候變化協議瞭。正如我所指齣的，在歐元區經濟危機的惡劣影響下，國際社會已經無法就如何拯救停滯不前的世界經濟達成共識。新一輪的世界貿易迴閤談判已經宣告破産，很可能導緻40年貿易談判以來第一次齣現世界貿易一單未簽的情況。雖然全球所有的領導人和國際機構都簽署瞭消除貧睏的韆年發展目標，包括實現覆蓋所有兒童的教育、大幅降低嬰兒死亡率和産婦死亡率、實現兩性平等和清潔水全覆蓋等，但是這些目標大多都將無法實現。事實上，正當我們離2015年末這一期限越來越近的時候，我們實現目標的動力卻沒有瞭。
　　協調全球金融的失敗
　　那麼這是怎麼迴事呢？讓我們首先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形勢。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産齣減少達4萬億美元，約2 800萬人失去工作，許多國傢債颱高築，赤字嚴重（許多國傢、企業和個人並沒有直接引發此次危機，卻為危機付齣瞭慘重代價）。大多數人也許會認為，在我們經曆這樣一場危機之際，協調國際金融已經刻不容緩，事實上這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如金融穩定委員會主席馬剋·卡尼所說：“為瞭重建人們對金融體係的信心，我們必須讓這個體係真正實現全球化，而方法之一就是重新平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各國政府應該停止幻想金融市場能夠自我調整和自我穩定，金融政策的製定不能再集中於國傢層麵瞭。鑒於全球金融的現實狀況，各傢自掃門前雪是不夠的，除非我們都將自己與世隔絕——而一旦我們都互不溝通，我們最終將會變得更加貧窮。一個開放、有彈性的全球金融體係在全球經濟轉變當中將起到核心的作用。為建立這一體係，金融領域必須進行改革。”
　　那麼各位領導人簽署的改革議程進展如何呢？在2009年4月的倫敦二十國集團峰會上，隨後在2009年9月的匹茲堡會議上，各國領導人原則上同意在銀行資本和流動性以及基本杠杆率上實施共同的國際標準。當然，領導人們也同意，損失將首先由所有的主要金融中心、債券持有人、股東和管理層來承擔，而非納稅人承擔。同時，由二十國集團重建的金融穩定委員會承諾成立紓睏機構，製定《銀行業救助及復蘇計劃》（預計2013年完成），並達成跨國閤作協議。但在金融穩定委員會緻力於加強金融協調的同時，我們還需要達成協議，解決影子銀行的監管、證券化的條件、如何管理貨幣市場基金、如何處理被監管的銀行部門和影子銀行之間的關係等問題。金融衍生品市場和迴購市場的管理變革還沒有在國際層麵達成一緻，我們也沒有實行切實措施，在全球範圍內跟蹤風險。但為瞭防範和降低未來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各國國內管理者和國際機製應當收集數據，衡量並監測金融體係的係統性風險。雖然二十國集團“數據鴻溝”項目的一部分內容就是要建立一個全球金融報告體係，監測國際資金的流動和儲備，並且該項目已經開始實施，但還未見成效。由於卡尼先生的努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金融穩定委員會的聯閤“預警”小組正在組建，該小組將為可能發生的經濟和金融失衡提齣明確的建議。但是若要將全世界的數據收集起來，並采取美國金融報告項目“金融研究辦公室”（由《多德·弗蘭剋法案》設立）和歐洲的類似機製那樣的工作模式，還需要建立一個綜閤性的“全球數據存儲報告中心”。
　　當然，資産價格和信用的不斷調整是金融體係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隻有不斷創新，纔能實現經濟的增長。但當金融領域動蕩較大和資産價格過分搖擺的時候，我們就有必要采取乾預措施。為抑製金融體係中的過剩現象，我們需要針對關鍵資産價格，確定對非過剩價值進行定期監控的“指導性範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金融穩定委員會的聯閤預警機製將和各國管理者一道，在這個過程中扮演協調員的角色。但我們還沒有設立針對脆弱國傢的壓力測試機製，或是政策審核機製，而這正是新措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們還需對多邊機製進行係統性的壓力測試，同時還需測試重要國際體係和各國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在實踐中，這意味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獨立評估辦公室要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該角色類似於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的一個組織，還要根據經濟閤作與發展組織的建議提供關於金融形勢的總體看法。正如卡尼先生所說：“國際金融體係如重新以國傢為單位分割開，將降低係統彈性，削弱推動投資和增長的融資能力。”
　　協調全球抗擊氣候變化行動的失敗
　　我們已經指齣，由於整個世界共有一個氣候係統，因此氣候變化是最純粹的全球公共品。無論一個國傢追求何種目標，其政策實施結果都會受到他國的影響。如果一個國傢禁止或限製一些氣體的排放，對它來說也許沒有什麼直接的國內利益。但事實上，所有的國傢都將從成功的乾預措施中受益，沒有國傢會獨享采取措施所帶來的好處。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並不是因為各方無法達成任何協議。事實上，各國在四個重大領域達成瞭共識，它們是：製訂國傢降低碳排放計劃、提高工作透明度、盡快幫助貧睏國傢適應和減少氣候變化的危害、製定富裕國傢嚮貧窮國傢轉移資源的長效機製。但是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們無法達成一項協議，甚至是一個整體性的框架，以穩定可再生産業，並順應其迫切需求，鼓勵對其未來進行投資。
　　哥本哈根會議之後，我們在南非德班召開的大會取得瞭一定的進展，達成瞭一份關於透明度標準的協議。隨後在墨西哥的坎昆，我們製定瞭企業社會責任的新標準。但事實是，我們在達成一個關於未來的整體性框架上依然舉步維艱。眾所周知，“德班平颱”承諾在2015年完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氣候變化協議，並從2020年起生效。但這一計劃現在看來似乎不太可能實現。事實上，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之後的第一次氣候會議中，富裕國傢、新興工業化國傢和更加無力應對氣候變化的弱國形成瞭三個陣營，在會議舉辦地德國波恩展開瞭激烈交鋒，與會國指責美國、中國、印度和石油齣口國之間已經形成瞭“不情願聯盟”。
　　在哥本哈根大會上，發達國傢承諾到2020年將為貧睏國傢提供1 000億美元的資金，幫助它們實現“綠色”經濟並減緩氣候變化。在2009~2012年間，它們每年提供100億美元作為“快速啓動資金”。但在2012年12月，該協議就到期瞭，而尚沒有哪個發達國傢對今後的援助行動做齣錶示。“在援助最為貧窮和脆弱的國傢應對越發嚴重的氣候變化的影響上，我們依然止步不前。”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主任西林·查爾韋利亞特說。而正當我們的努力失敗時，國際能源機構報告稱，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已經到瞭曆史最高水平。
　　協調增長戰略的失敗
　　2009年，各國領導人製定瞭雄心勃勃的增長戰略。在“二十國集團全球行動計劃”中，二十國集團成員國承諾協調財政、貨幣、貿易和結構性政策，並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互評程序作為其工具。根據匹茲堡會議中通過的“二十國集團全球行動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對各經濟體和世界經濟整體的增長和就業潛力做齣年度評估。隨後，這一評估會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二十國集團商討如何實現更快增長的基礎。接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準備一份年度報告，報告中附有對每屆二十國集團年會的建議。近年在韓國、法國和墨西哥舉辦的峰會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嚮峰會呈遞瞭內容翔實的報告。在第一份報告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論證，通過全球協調，全球增長率可以提高3%，增加2 500~5 000萬個就業崗位，使9 000萬人脫貧。但采取全球協調行動的協商進程一直沒有啓動。在提交給2010年墨西哥二十國集團峰會的一份報告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其預想的通過全球協調實現更高全球增長的目標並沒有實現。事實上，世界的經曆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09~2010年度的悲觀預測一緻，增長3%，低於預期，並且有2 500萬~5 000萬人失業。
　　各國非但沒有對增長議程展開廣泛討論，還因為“貨幣戰爭”而使增長進程迅速停滯。眾所周知，由於韓國領導人無法就充分增長條約與其他與會者達成一緻，他們在2010年的峰會上準備采用一個臨時解決方案。其思想就是貿易順差和逆差必須有一個限度，大概在4%左右，這樣便能明顯限製中國的順差和美國的逆差。這一提議成為眾多私下交談的話題。當美國將提議公開化之後，中國從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退齣瞭。結果無論是在增長提議還是在限製順差或逆差的提議上，都沒有達成協議。最近，主要經濟大國的爭論已經再次集中到瞭匯率問題上，結果，本來已被認可的全球行動化為泡影。當然，如果評估程序要起作用，二十國集團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對增長潛力做齣更多深度評估，並通過這些評估與世界銀行、地區性發展銀行以及有關國傢閤作，但這一進程需要最高層麵的政治承諾。
　　我們集體性協調失敗的結果就是：全球增長低於預期；失業率大幅提高，失業人口超過2億人，其中年輕失業人口已達8 000萬，並且毫無下降趨勢；勢在必行的全球性項目紛紛夭摺，如旨在調動私人存款以推動增長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等。
　　如果到目前為止都是這種情況的話，那麼阻礙未來行動的因素又是什麼呢？危機結束後，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要求甚至更加強烈。弗裏登、佩蒂斯、羅德裏剋和塞迪略在關於未來全球宏觀經濟協調的範圍和局限的報告中說：“我們預測，未來10年左右最重要的事務可能將集中在全球宏觀經濟問題上。”他們說：“在未來的20年內，國傢間可能會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産生重大衝突，更高水平的政府間閤作將非常重要……由於放任自流，世界的主要經濟中心將走上宏觀經濟政策衝突的道路。”正如他們指齣的，發生貨幣戰爭的可能性加大瞭。他們認為，現在的全球閤作應該圍繞最大的問題展開，即整體經濟政策，而不是諸如貿易這樣的次要問題。宏觀政策閤作的可能性增加瞭，因為人們將會認識到“跨國溢齣效應”源於貨幣和財政政策，正是這些政策造成瞭彆國的政治緊張和政府間的衝突。全球性經常項目失衡有可能持續或是再次齣現，而這正是危機的重要推手……在可預見的將來，宏觀經濟政策的迥異或將成為全球經濟問題的核心。為此，如果主要國傢想展示自己的勇氣，它們最好關注那些迫切需要閤作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中，很可能“二十國集團國傢無論有什麼轉變能力，都應當緻力於提高國傢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我們可以預見國傢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方麵的衝突將會惡化，還可以預見到延續10年並導緻大蕭條的全球失衡將會再現並持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采取前所未有的集體行動……我們認為加強經濟政策閤作有重大而閤理的原因，也有可能付諸實踐……在主要國傢中，閤作方針獲得支持的機會真實存在。他們指齣，二十國集團具有達成共識的得天獨厚的條件……這讓我們可以得齣這樣的結論，即二十國集團可以在全球宏觀經濟失衡的情況下，為恢復全球增長和穩定做齣最大的貢獻……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進行一次重大協調。
　　維護世界貿易協定的失敗
　　貿易談判的失敗現在已被記入史冊。一些人也許會說，各國不可能在國際貿易上達成一緻意見，因為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但是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每一輪成功的貿易談判都是在迅速變化的世界中達成的。第一輪貿易談判的背景是，分裂的歐洲需要進入世界經濟當中。當1973年東京貿易迴閤談判開始的時候，人們麵對的也是一個新世界，當時石油危機結束，固定匯率體係崩潰，日本崛起。
　　烏拉圭迴閤談判試圖讓較大的發展中國傢遵守與工業化國傢類似的規則，旨在改進過去那種雙重標準的方式。隨後，中國、東歐國傢和諸如越南等國傢加入世貿組織，當這些以農業和製造業為主的經濟體對國際貿易實行開放的時候，世界再次改變瞭。所以對於世界的每一個節點來說，貿易迴閤談判都需要將利益不同的各國聚攏在一起。如今，世界正經曆著又一次改變。當前，亞洲區域內貿易量是歐洲的1/3，但在2030年之前，亞洲將超過歐洲。中國如今的貿易量占世界總貿易量的比重還不到5%，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會達到15%，印度的份額也將從不到2%提高到5%，而美國的份額將從現在的11%下降到7%，德國將從7%下降到低於4%。雖然包括金融服務和農業在內的服務行業擴大市場開放這一問題是如今停滯的迴閤中的一個議題，但製造業（或稱非農業市場準入）也至關重要。如今，中國製造的商品占日本進口的35%，占歐盟進口的約30%，占美國進口的份額略高於25%。而2011年，巴西嚮世貿組織提議，要求對來自匯率低估的國傢的進口産品實行保護主義措施。
　　實現韆年發展目標努力的失敗
　　2000年，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傢的領導人和所有主要國際機構都同意，在2015年之前讓所有孩子有學上，在1990年的基礎上將嬰兒死亡率降低2/3，將産婦死亡率降低3/4，並將所有大洲的貧睏人口減半。他們承諾在2005年實現兩性平等。然而這些大膽而高尚的目標沒有一個得以實現。由於中國取得瞭讓4億人口脫貧的曆史性成功，我們將會看到全球範圍內的赤貧人口（即每日生活費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口）減半，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貧睏人口事實上卻比1990年有增無減。現在仍然有6 000萬兒童失學。雖然産婦死亡數量從50萬降到瞭30萬，但我們與當初設定的目標還相去甚遠，而我們在嬰兒死亡率上的目標也無法在2015年之前實現。兩性平等依然遙遙無期。這到底是怎麼迴事？我們通嚮成功之路的起點是高水平的經濟增長，但增長從未足夠強勁和普及，還在2008年遭受瞭經濟危機的打擊。除此之外，非洲每年得到的援助比我們承諾做齣的要少200億美元。如果這次我們無法如數兌現承諾，那麼下次我們設定目標的時候就很難讓發展中國傢相信我們的好意。
　　中國的迴答所以在必須實現政策協調的五個中心領域，國際社會並沒有使齣足夠的力量嚮前推動；而近期，在一些重要方麵反而齣現瞭倒退。弗裏登、佩蒂斯、羅德裏剋、塞迪略以及其他人士的觀點是：“國際經濟閤作的進程中至少有四個主要的障礙。第一個障礙是提供任何全球性公共品本身的難度，以及在分析超國傢經濟治理是否閤適的過程中必須涉及的其他規範考量……第二個障礙是世界主要經濟體在經濟危機之後麵臨著復雜的國內政治經濟挑戰，這些挑戰讓各國政府內憂重重，無法在政治上分齣精力，履行新的國際承諾。阻止國際閤作擴大的第三個障礙是主要經濟體目標之間的分歧巨大且越發嚴重，尤其是當這些主要經濟體包括新興市場時，它們的環境和喜好與西歐和北美國傢之間存在巨大不同。實施新的大型國際閤作項目的最後一個需要注意的障礙，就是過去10年積纍下來的令人失望的閤作記錄……樂觀的預測往往都變成瞭空談。”
　　現在我要問，我們能做什麼？
　　中國的迴答
　　各國如何迴答？鄭必堅先生的著作非常有意思，這位中共中央黨校前常務副校長指齣，在當今世界上，存在著“利益匯閤點”。在之前關於中國“和平崛起”觀點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指齣要“在世界範圍內擴大和深化與彆國的利益匯閤點。隨著利益匯閤點的積纍，各國的共同利益便有瞭堅實的基礎”。那些“利益匯閤點”將推動21世紀的全球公共福祉。他說：“應該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其中包括‘對話磋商和協調’。”這意味著需要加強國際閤作。現在我們需要“擴大和深化各方的利益匯閤點”並推動“在不同國傢、地區之間建立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但正如鄭必堅先生所指齣的，當前的挑戰是，在沒有一個主導力量或一套利益體係推動的情況下，全球治理是否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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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大變動·新覺醒·兩重性
　　——對21世紀第二個10年中國和世界基本走嚮的幾點思考
　　中國國傢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　鄭必堅
　　現在呈現給讀者的這部文集的總題目——《世界熱議中國：尋找共同繁榮之路》，準確錶達瞭文集的主旨和內涵。我為這樣一部可貴文集的齣版感到高興，並願以自己的一篇拙作作為代序，參加“熱議”。
　　第一點：我多年一貫、直到今天的全部思考，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六個字—“大變動、新覺醒”。展開一點說，就是“以中國和平崛起為主題的中國大變動、新覺醒”，和“以世界和平發展為主題的世界大變動、新覺醒”。從近代以來的中國和世界曆史角度來看，這樣一種“大變動、新覺醒”，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進程。而這個進程，可以說，中國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世界從20世紀70年代越南戰爭結束之後，就逐步啓動瞭。從那時到現在不到40年，中國和世界都發生瞭新的巨大變動。看來這樣的大變動還將持續下去。也許可以說，真正的大文章還在後頭。
　　第二點：就中國來說，從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始終處在大變動、新覺醒之中。西方的炮艦和鴉片打開封建王朝的鎖國大門，同時造成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中國人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1921年中國共産黨誕生後，開始探索一條馬剋思主義中國化的民族解放之路，直到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到2020年中國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050年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是“兩個一百年”。其中所發生的曆史性變化就是從近代中國到當代中國的大變動、新覺醒。
　　自1978年以來，這個大變動、新覺醒進入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以中國和平崛起為主題的新階段，它同世界範圍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大變動、新覺醒緊密結閤，成為人類曆史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中國人通過自己新的奮鬥，産生一種新的精神麵貌，一種本質上的新覺醒，一種觀念大解放。
　　首先，中國人開始具有一種新的眼光，即放眼世界、瞭解世界的眼光。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現在如此，今後仍然離不開。從鄧小平到現在的新一代領導人，一直是這樣觀察把握的。中國不會關上開放的大門。中國越發展，也將越開放，與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也越大。最近設立的上海自由貿易區就是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重要標誌。
　　其次，中國所有問題的解決最終取決於發展生産力，中國的革命和改革歸根到底都是為瞭解放和發展生産力。21世紀第二個10年乃至到2050年，中國的根本問題仍然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麵對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的挑戰和壓力，我們正在全力以赴地調整經濟結構，全麵提高經濟質量，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激發創新活力、創業活力和抵禦風險的能力與活力。
　　其三，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上，中國人的認識和實踐經曆瞭發展過程，而且還在不斷發展。從全局看，從實質看，這乃是中國30多年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新一輪全麵改革的重點和突破口。全麵深化改革的綱領和部署，肯定將離不開進一步解決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問題，解決好全國的市場體係問題，解決好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的融閤問題。
　　其四，中國的發展應當是全麵、均衡、可持續，而不是單一的、片麵的國內生産總值增長。中共十八大確定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發展戰略，體現瞭新的發展觀。其中，社會治理的目標在於使全社會更加活躍、更加有序，在於人民享受更多的發展成果，擁有更多的話語權、知情權、參與權。
　　其五，中國必須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不是一種外交辭令，而是要永遠堅持的曆史方嚮。堅持“和平”，就是要破解“中國威脅論”；實現“崛起”，就是要證明“中國崩潰論”缺乏根據。打破“國強必霸”的舊邏輯，既是中國的戰略選擇，也是中國的新覺醒。
　　這些新覺醒為中國找到瞭破解難題的鑰匙，進而引發瞭更深刻的大變動。例如，中國將解決10億人的城市化問題，由此帶來數十萬億美元的巨大市場。又如，“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在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形成閤作共贏的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世界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亞洲地區互聯互通網絡”，這是從基礎設施、市場要素、文化交流到閤作機製的全麵“利益共同體”。還如，颱灣海峽兩岸從經濟互補、人文交流走嚮政治協商，將形成兩岸關係的新框架。類似的大變動還可以舉齣很多例子。
　　中國人在新覺醒中的冷靜和理智，歸根到底錶現在我們對中國這一輪大變動還要走很長的路有精神準備。這裏我要特彆提到兩大概念，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二是“最大的發展中大國”。這兩個概念是我們對當代中國的定位。所謂初級階段，所謂“發展中大國”，就是說，還遠遠沒有達到發達水平，而體製、文化等軟實力差距更大。
　　第三點：世紀之交，世界也齣現瞭前所未有的“大變動、新覺醒”，曾經對立、對抗的東西方陣營解構，經濟全球化覆蓋各國，世界範圍內的市場體係初步形成。進入21世紀，特彆是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這個大變動、新覺醒又逐步顯現齣新的特點，齣現瞭一係列世界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新現象。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新興大國的共同和平崛起，與傳統西方大國逐步形成相對均衡的力量格局，並且齣現瞭以二十國集團為共同平颱的全球經濟治理機製。
　　無論哪個國傢、哪種政治力量，如果不能看到世界範圍大變動、新覺醒的趨勢，不能把握大局、順應大勢，不能擺脫舊思維、舊模式的迷思和束縛，都有可能犯重大戰略錯誤，在21世紀的全球力量重構中喪失機遇。而認識和把握這種趨勢，本身就需要新的覺醒。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傢，還是非西方新興國傢，都需要這樣一種新的覺醒。有瞭新的覺醒，纔有可能在愈益廣大範圍內逐步構建多方麵、多層次的利益匯閤點，逐步形成多方麵、多層次的利益共同體，以至持久穩定的命運共同體。由此而來的，不僅新興國傢將能保持共同和平崛起的良好勢頭，發達國傢也將能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從而進一步打開世界和平發展的新局麵。
　　第四點：當然，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是由多方麵因素決定的，而且往往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兩重性”發展。即以當前大國動嚮而論，一方麵，和平發展是主流，各國利益相互依存關係日益廣泛而深入；另一方麵，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仍然是一些大國的行為特徵。新型大國關係和傳統大國關係並存，而前者還處於新生態勢，較為脆弱；後者則盤根錯節，相當頑固。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無非三種作為：一是繼續冷戰思維，搞各種形式的冷戰；二是世界大戰雖然打不起來，卻搞局部熱戰；三是走新路，構建利益匯閤點和利益共同體，謀求共同發展。對於前兩種作為，中國人都領教過，我們的態度是第一反對、第二不怕。我們主張的是第三種前途，即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設包括國防建設的基礎上，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同世界一切相關國傢和地區首先是周邊國傢和地區，構建和發展利益匯閤點、利益共同體。
　　總而言之，世界範圍大變動、新覺醒的偉大進程，無疑將充滿“兩重性”相交織的復雜事變。而其復雜深刻程度，也許甚至將遠遠超齣基於經驗和常規的判斷。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堅信，大變動、新覺醒是主流是大勢，仍將不可阻擋地繼續發展。
　　第五點：說到這裏，也許可以在我開頭所說六個字—“大變動、新覺醒”之後，再加三個字—“兩重性”，共九個字。以此作為我全部思考的概括。
　　2013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