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 [Towards Unity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thwest Local Regime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193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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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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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57109
版次:1
商品编码:1144945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外文名称:Towards Unity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thwest Local Regime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1928年北伐胜利后,蒋在重建政治统治秩序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来自中央与地方各种力量的掣肘与挑战。走向统一的过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权谋和不可预测的变数。蒋所面对的最大离心力,是北伐后便与中央渐行渐远的两广地方实力派和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粤籍政治人物。《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通过勾勒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和解决西南问题,揭示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的成长与局限;同时兼顾地方的视角,通过还原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审视在中央集权重建过程中失势政治人物与地方政治势力的生存困境。

作者简介

  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政治难平之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蒋介石关于建国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一 先北伐后统
二 折中求平
三 武力平桂
四 拉阎制冯
五 政治难平
六 分裂再起
七 被迫下野

第二章 国难中之成长: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的转型
一 “与汪入京相助
二 “学然后知不足
三 对“西南联络
四 “分工合作

第三章 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
一 “广东方面推动不易,今方别寻途径
二 “迎胡之议”突起
三 从对立走向交涉
四 中央统一化进程的推进与受挫
五 余语

第四章 “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
一 对蒋无门
二 转向借日
三 身不由己
四 初伸“虎头
五 迫陈“上虎背
六 骑虎难下
七 决于川黔
八 余语

第五章 走向“团结”: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蒋介石与西南
一 入黔制桂
二 拉滇“和”桂
三 先桂后粤
四 对胡妥协
五 “会议让其摆布
六 团结转成空

第六章 “和平”解决: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
一 静观其变
二 先专对粤
三 撤换李、白
四 “和平”解决
五 余论
结 语 领袖的成长与局限
参考文献
索 引

精彩书摘

  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处于由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各种现代和传统的要素杂糅并存,处于相互交织缠绕的混沌状态。国民党人在探索过渡时期制度建设方面付出了失败的沉痛教训。其政治领袖蒋介石在1949年溃败之际,曾在日记中深刻反省称:“此次之失败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且并未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之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而不为之失败?”
  1928年北伐胜利后,蒋在重建政治统治秩序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来自中央与地方各种力量的掣肘与挑战。走向统一的过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权谋和不可预测的变数。在这一过程中,蒋所面对的最大离心力,是北伐后便与中央渐行渐远的两广地方实力派和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粤籍政治人物。1931年胡汉民汤山被囚后,长期追随胡汉民的粤籍政治人物南下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相结合,先是成立非常会议政府,与中央分庭抗礼;九一八事变后改设西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隶属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继续保持独立状态。为了避免党内公开分裂,直至西南政治领袖胡汉民去世后,蒋才通过和平解决两广六一事变,将粤桂收归中央。
  长期以来,在“革命史叙事”模式中,大陆学界主要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与“派系斗争史”的两条线索来叙述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下战前十年的历史。这一明显带有政治批评意味的研究模式,虽然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偏重以武力来解决内部抗争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无法全面揭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在探索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叙述模式的兴起,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矛盾凸显的现实需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主义与地方意识等问题开始为学界所关注。邓正兵所著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一书,从分析1927~1936年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活动入手,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主义。该书摆脱将地方实力派等同于军阀的思维定式的束缚,“把广东地方实力派作为一个结构、一个群体角色,将其置于政治制度的结构体系下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为传统“革命史观”所遮蔽的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自身组织结构与发展脉络,以及对广东地方社会的动员与控制。金以林所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一书在细致勾勒国民党高层派系政治纷争的同时,注意到地域观念与高层派系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导致1931年宁粤对峙的原因。
  ……

前言/序言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 内容梗概 本书深入剖析了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西南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错综复杂、动态演变的关系。这一时期,在民族危机步步紧逼、国内政治格局剧烈动荡的大背景下,西南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经济、文化及政治力量,对国民政府的统一政策、国家建设以及抗战准备构成了重要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独特的资源与合作空间。本书并非简单描绘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对抗,而是着重探讨双方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通过博弈、协商、妥协乃至合作,共同探索国家统一的道路,并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整合进程提供了一个精细入微的个案研究。 研究视角与核心议题 本书的研究视角是多维度的,不仅关注宏观的政治博弈,更深入到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微观层面,力求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与真实性。核心议题包括: 1. 西南地方势力的构成与特性: 本书首先梳理了1931年前后西南地区(以云南、贵州、四川为主,并涉及广西部分)各主要地方实力派的形成、权力基础、经济命脉以及其在中央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这些地方实力派,如龙云、唐继圭(早期)、王家烈、刘湘、李宗仁、白崇禧等,他们既是地方诸侯,又是国民政府体系内的重要成员,其决策与行动深刻影响着国家政局。本书将分析这些地方政权在财政、军事、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性,以及他们对中央政策的响应模式。 2. 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与其实施困境: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国家统一。本书将考察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为实现国家统一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包括军事围剿、政治收编、经济整合、交通建设等。同时,也将深刻揭示中央政府在面对强大的地方实力派、复杂的国内矛盾以及外部侵略压力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政策实施的困境。为何有时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为何有时又会采取强硬手段,其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本书将一一展开。 3. 西南与中央关系的动态演变: 1931年至1936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关键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这深刻影响了西南与中央的关系。本书将重点分析以下几个关键阶段和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的应对: 在国家面临外部侵略的巨大压力下,西南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持何态度?他们是积极响应,还是消极观望,抑或是利用民族危机谋求自身利益?中央政府又是如何争取西南地方支持,以统一抗战力量的? “围剿”与“反围剿”的博弈: 在处理与中共苏区关系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在一些关键时刻,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削弱地方势力,而地方势力则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抵制或谈判。本书将深入分析这些博弈过程,揭示其背后的力量对比与政治算计。 经济与交通的整合: 国家统一不仅是政治军事上的统一,更是经济和交通上的整合。本书将考察中央政府如何试图将西南地区纳入国家统一的经济体系,例如通过修建铁路、发展工业等方式。同时,也将分析地方势力如何在新兴的经济活动中维护自身利益,以及这些经济联系如何成为影响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 政治妥协与合作: 尽管存在矛盾和冲突,但西南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在国家存亡的关头,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合作与妥协。本书将聚焦于这些合作的具体形式,例如西南各省在抗战动员、财政支持、战略部署等方面的配合,以及中央政府为安抚地方势力所进行的政治让步。这些妥协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基本统一,为后来的抗战奠定了基础。 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 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主的张力中,地方自治的思想也对西南地区产生了影响。本书将分析这种思潮在西南地区是如何传播和演变的,以及它如何塑造了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模式。 4. 案例研究的深度: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西南与中央关系的复杂性,本书将选取典型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例如,可以聚焦于某个地方实力派(如龙云在云南的稳固统治与对中央的态度),或者某个关键的政治事件(如中央政府对某一地方势力进行的“改编”尝试,以及其成败原因),从而为宏观分析提供微观注脚。 研究价值与学术贡献 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 填补研究空白: 尽管有关于抗战时期西南局势和地方势力的零散研究,但系统深入地研究1931-1936年这一关键时期的西南与中央关系,并将其置于国家走向统一的宏大叙事中,仍存在较大的学术空间。本书将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新视角和新材料。 深化对中国近代国家整合的理解: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走向统一、建设现代国家的艰难历程。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是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家整合的内在逻辑、面临的挑战以及成功的经验与教训。 提供历史镜鉴: 1931-1936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时期,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当时西南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模式,为我们理解当今中国不同区域、不同利益群体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前提下处理地区差异,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丰富历史叙事: 本书力图摆脱简单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通过展现地方势力的主体性、复杂性以及中央政府政策的局限性,为中国近代史的叙事增添更多元、更 nuanced 的视角。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将是严谨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史料考证: 广泛搜集和利用第一手史料,包括国民政府档案、西南各省的档案、当事人的回忆录、报刊杂志、私人信函、电报等。 二手研究梳理: 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形成对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论点。 比较分析: 对比不同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的权力博弈。 理论框架的应用: 在必要时,借鉴国家建构、地方治理、联盟政治等相关理论,为分析提供理论支持,但绝不以理论框架束缚史实。 结论展望 本书最终将呈现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真实的1931-1936年的中国。它将展示,尽管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矛盾与分歧,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依然在朝着统一的方向艰难迈进。西南地区并非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被征服者”或“挑战者”,而是国家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和塑造者。本书的研究,旨在勾勒出国家统一的曲折路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地方与中央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分离又联系的微妙而重要的关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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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本书的装帧和主题来看,我预感它会是一本相当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充满了严谨的研究方法和深刻的洞察力。1931-1936年,这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关键的时期,抗日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国内的政治格局却依然复杂。西南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积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始终是一种既合作又制衡的微妙状态。我很好奇作者将如何解读这种“合作与制衡”是如何服务于“走向统一”这一宏大叙事的。是中央政府以退为进,利用西南地区的稳定来巩固国内阵线?还是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大局为重,主动靠拢中央?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对当时国际局势,特别是日本侵略对国内政治影响的深入分析,以及这种外部压力如何改变了西南与中央的关系。同时,我也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处理不同史料之间的矛盾和差异的,毕竟那个时期,不同派别的史料可能会有很大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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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标题——“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本身就透露出一种对历史深度挖掘的意图。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西南”这个区域的,它包含了哪些省份?各个省份的特点和与中央的关系有何异同?而“中央”又是指哪个具体的政权?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过程又是怎样的?1931-1936年,这短短五年,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抗日救亡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西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究竟是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与南京政府进行博弈,并最终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的?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细致分析,甚至是对一些具体人物的生动刻画,比如像龙云、李宗仁、张学良这样的关键人物,他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走向统一”的进程中,又有哪些关键性的转折点和事件?这本书的“研究”二字,让我对其中可能包含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观点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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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倒是挺有吸引力的,一种沉稳而又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封面上“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的字样,让人联想到这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非泛泛的通俗读物。而“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这个副标题,则精准地指明了研究的核心议题,也勾起了我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西南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复杂互动的好奇心。1931-1936年,这是一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年代,日本侵略的阴影笼罩,国内政治局势微妙,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注定其与中央的关系不会是一条直线。我很好奇作者将如何描绘这“走向统一”的过程,是充满了艰难的博弈,还是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合作?这本书的“学术文库”定位,让我预期会看到详实的史料梳理,严谨的逻辑推理,以及对历史事件多维度的解读。我尤其期待作者能深入剖析当时西南各地方势力(如滇军、桂军等)的诉求和策略,以及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应对措施,看看在这个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是国家意志的强大驱动,还是各方利益的妥协与平衡在发挥主要作用。书名中的“研究”二字,也暗示着作者的观点或许不只是陈述史实,而是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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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书,我首先被其宏大的叙事框架所吸引。作者似乎并不拘泥于孤立的事件,而是着力于展现西南与中央关系演变的全景图。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背景,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的局势,这五年时间里,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交织,无疑为理解这段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动态的历史环境中,梳理出西南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的。是军事上的角力?经济上的输送与制约?还是政治上的妥协与对抗?我猜想,这本书的重点会放在解读“统一”的内涵,它可能不仅仅是行政上的统一,更是国家认同的凝聚,是抵抗外侮的合力。我期待作者能够提供一些鲜活的史料,例如当时地方实力派与南京方面往来的密电、会议记录、甚至是个人信函,这些细节往往能最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肌理。同时,我也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看待“西南”这个概念的,它是否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还是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与博弈?对“中央”的界定又是什么?这些都将影响到对两者关系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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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本书的某个章节,我被作者对细节的关注所深深打动。在分析1931-1936年间西南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时,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宏观的政治军事分析,而是深入到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实施、人事变动乃至文化传播层面。我好奇作者是如何找到这些细节的,它们是否来自于尘封的档案,或是被忽视的报刊杂志?例如,我猜测作者可能会着墨于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教育、经济改革,以及这些改革在地方上遭遇的阻力与接纳程度。再比如,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组织发展,以及其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些都会是理解“走向统一”的关键。而“走向统一”这个词,本身就带有目的性,暗示着一种趋势和方向。我特别想知道,在作者看来,这种“统一”是单方面的被动接受,还是双方在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平衡?是否存在着一种“共识”的构建过程?我期待书中能有对当时西南地区民众的认知和态度的一些描绘,他们的声音是否也被纳入了作者的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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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了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方式,简明地讲述报告所包括的基本资料,讲述这些资料中包含的相 关信息,以及发掘者的一些联想、思考等。还随文配上非常直观的图片。这使得我们一下子在原先被 包围得冷冰冰高不可窥的考古报告外,非常便捷地寻到一些真切的窗口,轻松地就了解到报告的基本 内容,并能建立起一些继续深入的路径,进而找到所需要的详细资料。于是,考古报告变得不再让人 感到生疏隔膜,完全改变了过去那付使人爱之不得又恨之不愿的面孔,极大方便了考古专业之外的其 他学科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我们常常听到社会各方面呼吁建立“人文关怀”,视之为现代文明的一种进 步。其实从一定角度说,学术研究也存在这样需要。可乐报告“发掘者说”章的开设,何尝不是一个 特别专业性的学科给予社会各界读者的“人文关怀”呢? 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已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考古工作的开展及其成果,社会科学 以及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也越来越需要在自身的研究中吸取和使用考古科学的成果。同时也越来越愿 意加入到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中去,丰富和加深考古学的研究。但是考古报告编写传统的定式体例, 极大阻碍了人们直接阅读考古报告,除了考古学者外,人们,包括从事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 几乎已经不愿、或畏难直接阅读考古报告。结果人们获取的考古资料往往是几经转手演绎过的二手资 料,而这种演绎多数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甚至是来自再次性的文学化创作。应当说,这不仅不利于 社会文明整体化进步,也大大有损于考古学科的深入发展。 可乐报告编撰者以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反省自己过去在这方面的忽略。梁太鹤先生在“后记二” 中特别提出: “考古报告是考古人将揭示和认识的古代遗存公之于世的直接形式,也是社会公众真实 了解考古成果最希望阅读的主要资料。但如果考古报告始终只能成为考古业内人士才能读懂的‘内部 资料’时,考古是不能说已切实履行到自身的社会职责的。直言之,考古人从开始已经不经意忽略了。 社会公众应享有的那一份权利。这份权利本该还给公众!”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责任心,可乐报告编撰 者在严格遵循考古学科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用“发掘者说”章的方式,开创了考古报告编写的一次革 新。尽管编撰者一再声称只是一种不大的尝试,还有很多不足,但我们依然要大声为他们的做法击节 叫好!从形式上看,这确乎是一次不大的革新。但从观念上说,这却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它态度鲜明 地向整个学科提出一个不容再忽视的关键问题,即如何才能更全面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我们击节, 正是要为这种学术研究中高风格的社会责任心和人文关怀叫好! 由于树立了明确的社会责任心,可乐报告的编写显得格外详备、细心。比如在对出土遗物的介绍 中,不仅详细介绍了遗物的分类和外形特征,还特别注意到对遗物的工艺技术的分析介绍。这在很多 考古报告中是被忽略或不够重视的。实际上,考古研究中除了一般的类型学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之外, 对遗物遗迹后边所包含的人类行为学的研究也是不应忽略的重要内容。如果报告缺乏对遗物工艺技术 的分析介绍,将会使行为学的研究非常难以开展。此外,可乐报告对遗物的介绍还特别重视其中所包 含的文化现象,每一类文物都开设有专章对相关文化现象加以介绍。这当然首先得通过研究者自己对 遗物的深入观察和多角度研究之后,才可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或作出结论。比起单纯报道遗物形态, 这样肯定为读者提供了大为丰富的文物信息。可乐报告在资料的编排、组织、查询方面作了很好的处 理,使读者查找起来甚为方便。使用考古报告时难以查找一些具体资料是我们常遇到的遗憾,比如有 的遗物需了解该类型在整个遗址的分布情况,或需了解一件在某单位中具体的存放方式,却往往会完 全无从查找,或者让你十分费力地从数十、数百个墓葬的统计总表中慢慢去挑选计算。而可乐报告在 分类介绍遗物时,不光举例介绍一件标本,还交待了该类别的所有件数及编号,这使查找时无需再到 总表费力地去逐件寻找。而且报告除了对遗物的综合性分析介绍外,还另外列举出每一个墓葬单位的 ?9?9 215?9?9 万方数据 2008年第5期 2008年10月版 全部信息和图样。这可以做到对任何一件遗物都能清楚查到相关的具体信息。此外,在墓葬登记总表 之后,报告还专门公布了所有出土器物的分类统计。这是一般考古报告所缺乏的内容,但却是让读者 从横向和纵向路径都可以方便去查到有关遗物资料十分有用的一种组成。可以看出,编撰者在构筑资 料查核系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深入思考。 贵州夜郎历史研究在各学科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随着社会经济快速进步以及各级 领导的重视,日益形成一个众所关注的热门课题。在这样形势下,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难免会侵淫其 中,这对学术研究十分不利,还会造成对社会公众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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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了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方式,简明地讲述报告所包括的基本资料,讲述这些资料中包含的相 关信息,以及发掘者的一些联想、思考等。还随文配上非常直观的图片。这使得我们一下子在原先被 包围得冷冰冰高不可窥的考古报告外,非常便捷地寻到一些真切的窗口,轻松地就了解到报告的基本 内容,并能建立起一些继续深入的路径,进而找到所需要的详细资料。于是,考古报告变得不再让人 感到生疏隔膜,完全改变了过去那付使人爱之不得又恨之不愿的面孔,极大方便了考古专业之外的其 他学科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我们常常听到社会各方面呼吁建立“人文关怀”,视之为现代文明的一种进 步。其实从一定角度说,学术研究也存在这样需要。可乐报告“发掘者说”章的开设,何尝不是一个 特别专业性的学科给予社会各界读者的“人文关怀”呢? 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已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考古工作的开展及其成果,社会科学 以及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也越来越需要在自身的研究中吸取和使用考古科学的成果。同时也越来越愿 意加入到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中去,丰富和加深考古学的研究。但是考古报告编写传统的定式体例, 极大阻碍了人们直接阅读考古报告,除了考古学者外,人们,包括从事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 几乎已经不愿、或畏难直接阅读考古报告。结果人们获取的考古资料往往是几经转手演绎过的二手资 料,而这种演绎多数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甚至是来自再次性的文学化创作。应当说,这不仅不利于 社会文明整体化进步,也大大有损于考古学科的深入发展。 可乐报告编撰者以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反省自己过去在这方面的忽略。梁太鹤先生在“后记二” 中特别提出: “考古报告是考古人将揭示和认识的古代遗存公之于世的直接形式,也是社会公众真实 了解考古成果最希望阅读的主要资料。但如果考古报告始终只能成为考古业内人士才能读懂的‘内部 资料’时,考古是不能说已切实履行到自身的社会职责的。直言之,考古人从开始已经不经意忽略了。 社会公众应享有的那一份权利。这份权利本该还给公众!”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责任心,可乐报告编撰 者在严格遵循考古学科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用“发掘者说”章的方式,开创了考古报告编写的一次革 新。尽管编撰者一再声称只是一种不大的尝试,还有很多不足,但我们依然要大声为他们的做法击节 叫好!从形式上看,这确乎是一次不大的革新。但从观念上说,这却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它态度鲜明 地向整个学科提出一个不容再忽视的关键问题,即如何才能更全面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我们击节, 正是要为这种学术研究中高风格的社会责任心和人文关怀叫好! 由于树立了明确的社会责任心,可乐报告的编写显得格外详备、细心。比如在对出土遗物的介绍 中,不仅详细介绍了遗物的分类和外形特征,还特别注意到对遗物的工艺技术的分析介绍。这在很多 考古报告中是被忽略或不够重视的。实际上,考古研究中除了一般的类型学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之外, 对遗物遗迹后边所包含的人类行为学的研究也是不应忽略的重要内容。如果报告缺乏对遗物工艺技术 的分析介绍,将会使行为学的研究非常难以开展。此外,可乐报告对遗物的介绍还特别重视其中所包 含的文化现象,每一类文物都开设有专章对相关文化现象加以介绍。这当然首先得通过研究者自己对 遗物的深入观察和多角度研究之后,才可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或作出结论。比起单纯报道遗物形态, 这样肯定为读者提供了大为丰富的文物信息。可乐报告在资料的编排、组织、查询方面作了很好的处 理,使读者查找起来甚为方便。使用考古报告时难以查找一些具体资料是我们常遇到的遗憾,比如有 的遗物需了解该类型在整个遗址的分布情况,或需了解一件在某单位中具体的存放方式,却往往会完 全无从查找,或者让你十分费力地从数十、数百个墓葬的统计总表中慢慢去挑选计算。而可乐报告在 分类介绍遗物时,不光举例介绍一件标本,还交待了该类别的所有件数及编号,这使查找时无需再到 总表费力地去逐件寻找。而且报告除了对遗物的综合性分析介绍外,还另外列举出每一个墓葬单位的 ?9?9 215?9?9 万方数据 2008年第5期 2008年10月版 全部信息和图样。这可以做到对任何一件遗物都能清楚查到相关的具体信息。此外,在墓葬登记总表 之后,报告还专门公布了所有出土器物的分类统计。这是一般考古报告所缺乏的内容,但却是让读者 从横向和纵向路径都可以方便去查到有关遗物资料十分有用的一种组成。可以看出,编撰者在构筑资 料查核系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深入思考。 贵州夜郎历史研究在各学科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随着社会经济快速进步以及各级 领导的重视,日益形成一个众所关注的热门课题。在这样形势下,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难免会侵淫其 中,这对学术研究十分不利,还会造成对社会公众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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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了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方式,简明地讲述报告所包括的基本资料,讲述这些资料中包含的相 关信息,以及发掘者的一些联想、思考等。还随文配上非常直观的图片。这使得我们一下子在原先被 包围得冷冰冰高不可窥的考古报告外,非常便捷地寻到一些真切的窗口,轻松地就了解到报告的基本 内容,并能建立起一些继续深入的路径,进而找到所需要的详细资料。于是,考古报告变得不再让人 感到生疏隔膜,完全改变了过去那付使人爱之不得又恨之不愿的面孔,极大方便了考古专业之外的其 他学科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我们常常听到社会各方面呼吁建立“人文关怀”,视之为现代文明的一种进 步。其实从一定角度说,学术研究也存在这样需要。可乐报告“发掘者说”章的开设,何尝不是一个 特别专业性的学科给予社会各界读者的“人文关怀”呢? 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已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考古工作的开展及其成果,社会科学 以及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也越来越需要在自身的研究中吸取和使用考古科学的成果。同时也越来越愿 意加入到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中去,丰富和加深考古学的研究。但是考古报告编写传统的定式体例, 极大阻碍了人们直接阅读考古报告,除了考古学者外,人们,包括从事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 几乎已经不愿、或畏难直接阅读考古报告。结果人们获取的考古资料往往是几经转手演绎过的二手资 料,而这种演绎多数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甚至是来自再次性的文学化创作。应当说,这不仅不利于 社会文明整体化进步,也大大有损于考古学科的深入发展。 可乐报告编撰者以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反省自己过去在这方面的忽略。梁太鹤先生在“后记二” 中特别提出: “考古报告是考古人将揭示和认识的古代遗存公之于世的直接形式,也是社会公众真实 了解考古成果最希望阅读的主要资料。但如果考古报告始终只能成为考古业内人士才能读懂的‘内部 资料’时,考古是不能说已切实履行到自身的社会职责的。直言之,考古人从开始已经不经意忽略了。 社会公众应享有的那一份权利。这份权利本该还给公众!”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责任心,可乐报告编撰 者在严格遵循考古学科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用“发掘者说”章的方式,开创了考古报告编写的一次革 新。尽管编撰者一再声称只是一种不大的尝试,还有很多不足,但我们依然要大声为他们的做法击节 叫好!从形式上看,这确乎是一次不大的革新。但从观念上说,这却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它态度鲜明 地向整个学科提出一个不容再忽视的关键问题,即如何才能更全面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我们击节, 正是要为这种学术研究中高风格的社会责任心和人文关怀叫好! 由于树立了明确的社会责任心,可乐报告的编写显得格外详备、细心。比如在对出土遗物的介绍 中,不仅详细介绍了遗物的分类和外形特征,还特别注意到对遗物的工艺技术的分析介绍。这在很多 考古报告中是被忽略或不够重视的。实际上,考古研究中除了一般的类型学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之外, 对遗物遗迹后边所包含的人类行为学的研究也是不应忽略的重要内容。如果报告缺乏对遗物工艺技术 的分析介绍,将会使行为学的研究非常难以开展。此外,可乐报告对遗物的介绍还特别重视其中所包 含的文化现象,每一类文物都开设有专章对相关文化现象加以介绍。这当然首先得通过研究者自己对 遗物的深入观察和多角度研究之后,才可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或作出结论。比起单纯报道遗物形态, 这样肯定为读者提供了大为丰富的文物信息。可乐报告在资料的编排、组织、查询方面作了很好的处 理,使读者查找起来甚为方便。使用考古报告时难以查找一些具体资料是我们常遇到的遗憾,比如有 的遗物需了解该类型在整个遗址的分布情况,或需了解一件在某单位中具体的存放方式,却往往会完 全无从查找,或者让你十分费力地从数十、数百个墓葬的统计总表中慢慢去挑选计算。而可乐报告在 分类介绍遗物时,不光举例介绍一件标本,还交待了该类别的所有件数及编号,这使查找时无需再到 总表费力地去逐件寻找。而且报告除了对遗物的综合性分析介绍外,还另外列举出每一个墓葬单位的 ?9?9 215?9?9 万方数据 2008年第5期 2008年10月版 全部信息和图样。这可以做到对任何一件遗物都能清楚查到相关的具体信息。此外,在墓葬登记总表 之后,报告还专门公布了所有出土器物的分类统计。这是一般考古报告所缺乏的内容,但却是让读者 从横向和纵向路径都可以方便去查到有关遗物资料十分有用的一种组成。可以看出,编撰者在构筑资 料查核系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深入思考。 贵州夜郎历史研究在各学科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随着社会经济快速进步以及各级 领导的重视,日益形成一个众所关注的热门课题。在这样形势下,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难免会侵淫其 中,这对学术研究十分不利,还会造成对社会公众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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