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聚落群聚形态研究提出的历史背景、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现实意义、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科学依据、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关于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可行性、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聚形态、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群聚现象与特点、各地旧石器遗址的群聚现象、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聚现象的基本特点、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聚形态的基本属性等。
作者简介
裴安平,1953年10月4日生于湖南安仁县,祖籍山西平遥。北京大学77级考古专业本科生,81级硕士研究生,师从苏秉琦、俞伟超。1985-2002年,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曾先后主持澧县彭头山、澧县八十垱、安乡汤家岗等遗址的发掘。1994年八十垱遗址发掘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发掘三等奖,2000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优秀专家,获湖南省文化系统一等奖。2002年至今,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工作,任教授、博导,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1990、2001、2010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项、重点项目一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代表著作有《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第一作者,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农业·文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史前稻作研究文集》(第一作者,科学出版社2009年)。
内页插图
目录
绪论
一、聚落群聚形态研究提出的历史背景
二、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现实意义
三、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科学依据
四、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五、关于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可行性
第一章 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聚形态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群聚现象与特点
一、各地旧石器遗址的群聚现象
二、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聚现象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 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聚形态的基本属性
一、以往研究的简要回顾
二、有关问题的讨论
本章小结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聚落群聚形态
第一节 各地的聚落组织与群聚现象
一、长江中游澧阳平原
二、长江下游钱塘江以南地区
三、黄河中游环嵩山地区
四、黄河下游地区
五、北方地区
第二节 聚落群聚与组织形态的基本属性
一、国内外有关民族学资料
二、关于聚落群聚与组织形态基本属性的认识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的聚落群聚形态
第一节 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
一、聚落自然群落的新变化
二、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的新变化
第二节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
一、聚落自然群落的新变化
二、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的新变化
第三节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
一、时代背景
二、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的新变化
三、聚落自然群落的新变化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的聚落群聚形态
第一节 以往研究的检讨
一、已有的研究模式
二、值得商榷的问题
第二节 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
一、聚落自然群落的新变化
二、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的新变化
第三节 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
一、聚落自然群落的新变化
二、聚落组织与群聚形态的新变化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新石器晚期黄河下游的聚落群聚形态
第六章 史前与殷墟聚落群聚形态有关个案的研究
精彩书摘
二、值得商榷的问题
综合已有的研究与论述,大致可以发现在史前聚落形态与社会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商榷。
1.不能简单地以面积大小来区分聚落遗址的等级,并直接将其视为社会等级化、复杂化的结果
以面积大小来区分聚落遗址等级,可以说,这已是我国学术界聚落形态研究最常见的思想、方法与问题。尽管这也是一个观察与研究问题的重要视角,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
遗址是一种历史遗存的载体,也是聚落的载体;在关注遗址规模大小的同时,也应关注并考察影响规模大小的内在因素和原因。
根据已有的研究,影响聚落遗址规模大小的因素和原因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各地不同的环境与特点。
在长江两岸的平原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的规模普遍小于黄土地区。因为南方多雨,地下水位高,聚落只能定居在一些面积狭小的小岗地或台地上;而黄河流域,地势开阔的平原与黄土塬却能为聚落遗址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大、更平坦的空间。
第二,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聚落遗址存在大小之别的现象并非只是史前晚期才独有的历史现象。
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聚落遗址之间的大小之别就已经是一种历史的普遍现象,而且大小差距还在日趋扩大。河南新郑唐户,面积30万平方米,被学界公认为裴李岗文化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并为郑洛地区同期聚落遗址平均面积的6倍①;即使到仰韶与龙山时期,如此面积也绝不输于当时的大多数聚落遗址。
显然,聚落规模面积的大小差距是一个动态的问题,不同的时代规模大小及其含义各有不同,只认定史前晚期才存在聚落遗址的大小之别,或只认定史前晚期的大小之别才有历史意义,都明显与事实不符。
第三,血缘与婚姻关系。
史前一些聚落遗址之所以面积大,有的就是因为遗址内部为双聚落的组织结构,为互有“二合婚姻”关系的一对胞族,所以近距离“望门居”,内蒙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陕西仰韶文化西安半坡、湖北大溪文化石首走马岭一屯子山等遗址即如此。
第四,圈地。
在长江中游,史前晚期的城址就普遍存在一种在城内城外圈有大量可耕地的现象,从而也导致城址规模巨大,如天门石家河城址就有城内圈地,澧县鸡叫城、石首走马岭一屯子山就有城外圈地。在黄河流域,这类现象虽然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并不由此就意味着没有圈地存在的可能。实际上,新密新砦城址外壕与中间壕城之间所圈无人居住之地,就很可能也是农耕地。
第五,共同利益。
之所以史前晚期多见多聚落遗址、多聚落城址,除了血缘与婚姻关系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共同利益的驱动,是利益一体化的产物和结果。如果没有共同的利益,那些以往独立平等的聚落又何必一起深挖沟高筑墙呢?事实表明,只有共同的利益才会将更多聚落组织的人都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多势众的战斗堡垒与政治中心。
总之,影响聚落遗址规模大小的原因至少应该包括自然、社会、历史三个层面的因素。
因此,确定聚落的社会等级和地位,一是不能简单依据规模大小,将聚落大小的分级完全置于聚落形态研究的核心地位,以一概全,绝对化;二是不能将史前晚期聚落遗址规模有大有小的原因全都归结于社会的等级分化,或视为等级的象征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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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图书简介 本书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于中国史前时期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空间组织逻辑。不同于单纯的考古学遗址描述,本书旨在通过对大量考古学资料的系统梳理、空间分析与社会学解读,构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体系。全书内容严谨、论证充分,力求揭示中国早期人类社会在特定地理环境下,如何通过聚落的规模、密度、布局及相互关系,实现其生存、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的过程。 本书的视野横跨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涵盖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乃至北方和南方多个关键区域,力求展现中国史前社会在不同文化谱系中,聚落发展路径的异质性与共性。 第一部分: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 本书伊始,首先确立了研究的理论框架。探讨了聚落形态学在考古学中的定位,并引入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生态人类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将“聚落群聚形态”定义为:在特定时间段内,人类定居点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模式、相互联系强度,以及这种分布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层级与资源调控能力。 重点阐述了“群聚”概念的内涵,它不仅仅是聚落的简单聚集,更强调聚落间的功能分化、信息交流和人口流动所形成的动态系统。书中详细剖析了传统“中心-边缘”模型在解释中国早期聚落结构时的局限性,并提出构建更适应中国史前复杂环境的“多中心涌现”模型,用以解释早期社会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趋势。 第二部分:区域聚落形态的演变轨迹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主要史前文化区域聚落形态的专题研究,展现了区域间的显著差异和时间序列上的演进。 1. 黄河中下游的定型与扩张: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 这一部分深入分析了仰韶文化(如半坡、姜寨)的早期聚落形态。研究关注其小型化、内向化的防御体系(壕沟、栅栏)的初现,以及聚落内部的规划性(如居址分区、公共空间)。随后,笔锋转向龙山时代,重点剖析了早期城址的出现(如陶寺、石峁文化部分遗址)。研究不再局限于城墙本身的意义,而是考察城址周围次级聚落的层级结构,如何通过控制灌溉系统和优质耕地,形成初级的区域性权力中心。分析指出,这一时期的群聚形态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社会分化与统治阶层的萌芽。 2. 长江流域的湿地适应与分散:河姆渡、良渚文化 针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本书强调了地理环境对聚落形态的决定性影响。研究揭示了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的适应性,以及其聚落规模相对较小、分散布局的特征。重点分析了良渚文化晚期,探讨了大型权力中心(如反山、莫角山)如何通过控制水利工程和玉器资源的生产与分配,将周围的附属聚落编织进一个统一的社会网络中。这里的“群聚”表现为功能高度专业化的中心聚落与大量服务型边缘聚落的紧密耦合。 3. 北方草原与边缘地带的流动与半定居 针对红山文化及周边文化,研究探讨了聚落形态在资源稀缺环境下的适应策略。分析了祭祀中心(如牛河梁)与居住聚落之间的空间关系。这里的群聚形态呈现出一种“点状核心与流动性边缘”的特征,即中心性建筑群承担了主要的社会整合功能,而普通居址则可能带有季节性或半定居的属性,反映了农牧交替背景下的生存智慧。 第三部分:聚落间网络与社会复杂化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研究视角从单个聚落扩展到整个区域网络,探讨群聚形态如何反映社会复杂性的提升。 1. 资源的共享与冲突:聚落间的相互作用 通过对不同区域出土的同一类陶器、石器制作技术的空间分布研究,推断了聚落间的技术交流、贸易路线以及资源控制范围。书中运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对史前聚落间的人口流动和信息传递速度进行了模拟分析,揭示了社会网络连接的强度与区域整合度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讨论了防御工事(如环壕)的密度变化,作为聚落间冲突烈度的代理指标。 2. 聚落规模与社会组织层级 本书建立了聚落规模(人口密度、占地面积)与社会复杂性指标(如公共建筑的复杂程度、墓葬分化程度)之间的量化关系。通过对多个遗址群落的层次分析,提出了中国史前聚落从“均质型群体”向“异质型等级社会”演进的关键节点。这一演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特定环境压力和技术进步的共同驱动下,通过聚落群聚形态的重组实现的。 3. 规划、丧葬与空间意识 最后,本书探讨了聚落形态中隐含的文化与认知信息。分析了聚落的内部空间布局(居住区、手工业区、墓葬区)如何体现早期人类对宇宙、祖先和族群边界的认知。特别是对大型公共空间(如广场、祭祀台)的分析,展示了群聚形态在强化群体认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关键作用。 结论: 本书通过对宏观地理环境、中观聚落布局和微观社会互动三者关系的深入考察,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史前时期聚落群聚形态的形成、演变及其社会意义。它为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复杂社会的起源,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与空间科学基础。本书的成果不仅是考古学资料的整理,更是对早期中国社会组织模式和空间智慧的深刻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