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四川：田野中的漢靈》通過對四川地區的考古新發現，探秘四川這塊神秘土地之中的曆史與文化源流。通過金沙墓地以及成都等古城的挖掘，尋覓秦朝統一全國之前的古蜀文明；在四川納入全國統一版圖之後，四川的宗教造像風氣日盛，特彆體現在漢代獨特的石刻藝術和唐代以來的佛教造像上。本書內容源自華夏地理雜誌的四川專題，文圖並茂。

內容簡介

　　文化遺産係列之《四川：田野中的漢靈》
　　《四川：田野中的漢靈》通過對四川地區的考古新發現，探秘四川這塊神秘土地之中的曆史與文化源流。通過金沙墓地以及成都等古城的挖掘，尋覓秦朝統一全國之前的古蜀文明；在四川納入全國統一版圖之後，四川的宗教造像風氣日盛，特彆體現在漢代獨特的石刻藝術和唐代以來的佛教造像上。

精彩書評

　　四川是容易使人産生神秘感的地方。
　　在秦王朝將四川地區納入版圖以前，這裏存在著蜀和巴兩個古老的王國。四川盆地內自夏代後，一直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古蜀國控製的區域，形成瞭自成一體的古蜀文化係統——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新一村文化和青羊宮文化（即巴蜀文化）的發展過程。繼三星堆遺址之後又一重大考古發現——金沙遺址為我們揭開瞭部分古蜀王國的神秘麵紗。
　　秦朝之後，四川一度成為漢代文化遺存最豐厚的地方。那些分布廣泛的崖墓、雕刻精美的漢闕、世俗寫意的畫像磚與畫像石……對我們瞭解兩漢這一“最中國”的時代，有著極為重要的甬道作用。
　　唐末至宋初，四川盆地一度成為全國佛教及其藝術的中心，影響所及，北至河西敦煌，南到南詔大理。四川盆地的石窟寺觀在全國分布最密集，摩崖造像在全國數量最多，宗教類型和題材內容廣泛多樣，並且在中國北方地區石窟造像之風普遍衰落以後延續發展並達到高潮。廣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嶽石窟、大足石窟，都在中國佛教史和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目錄

序 四川、四川人和四川文化遺産

第一章 巴蜀石窟

——中國石窟寺最後的輝煌

第二章 田野中的漢靈

第三章 羌藏古碉

——人間堡壘還是天神之居？

第四章 古蜀人的創世紀

第五章 探秘金沙

——金麵王國驚世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巴蜀石窟
　　——中國石窟寺最後的輝煌
　　雷玉華
　　自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從新疆到敦煌，從雲岡到龍門，一路留下諸多精美絕倫的石窟造像，晚唐以降，北方大規模開窟造像活動漸漸衰落。
　　唐宋以後，獨巴蜀地區石窟開鑿與摩崖造像日益繁盛，綿延不止，且獨具蜀地特色，書寫瞭我國晚期石窟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四川周繞崇山峻嶺，不知將多少美好阻隔在群山之外，但從未擋住佛陀的腳步。
　　四川是中國石窟造像延續時間最長、分布最廣的地區之一。川北廣元、巴中地處中原入川要道金牛道與米倉道，較早開始開窟造像；西蜀成都在南北朝時已開始建寺造像，至唐宋更趨繁榮，成為中國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傳播久遠。當北方石窟造像漸漸停歇，四川石窟卻遍地開花，安嶽、大足的摩崖石刻更是晚期石窟寺最傑齣的代錶。
　　江波峭壁金牛道
　　1998年夏天，我第一次走進廣元，踏上嚮往中的古金牛道，這條從成都進入關中平原的韆年古道是當年佛教和造像藝術入川的第一站，也是我與佛結緣的起點。從此，我走上瞭對它的探索與研究之路，人生軌跡也因此改變。金牛道上，石櫃閣棧道傍依著萬仞峭壁，下麵是滔滔的嘉陵江，自古是蜀道上最危險的路段之一。可就在棧道上方絕高處，竟重重疊疊、密如蜂窩般羅列著上韆個佛教造像龕，龕內佛像數萬尊。立於懸空的棧道上，腳下江水湧動，不經意間抬起頭來，“韆龕寶相列森羅，百尺金身擁堆壁”的景象赫然映入眼簾，你會有怎樣的驚嘆？這就是廣元城外的韆佛崖石窟和摩崖造像群，一座刻在江波峭壁上的韆年古寺。
　　即使放眼整個中國，韆佛崖的規模也名列前茅。它起自北魏，在唐代武周、開元時期達到極盛，是四川最早、規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群。唐以後雖造像漸少，但直到清代仍未斷絕。我與廣元皇澤寺博物館的王劍平先生、北京大學的姚崇新先生一起，用瞭兩年的時間，將現存13層848個大小龕窟一一編號記錄，這個數字並未將大龕（窟）內數百個補鑿的小龕像計算在內。造像之間，數不清的造像題記、遊記、裝彩記……讓我讀瞭又讀，從中獲取的曆史片段，讓那些過往的人物與場景神秘而清晰地再現眼前。
　　漢代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經營，打開瞭中西交流的大門，來到中國傳教的僧人越來越多，隨著時間的推移，佛教不但擁有無數信眾，甚至得到諸如後趙國石勒、石虎等皇帝與眾多達官顯貴的支持。到南北朝時期，我國佛教發展達到第一個高峰期。北魏皇室開鑿瞭著名的雲岡石窟，南朝梁武帝數次齣傢，讓大臣以重金為己贖身。佛教寺院與造像開始在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
　　這一時期，位於南北政區交界處的廣元先歸南朝的宋、齊、梁政權，後屬北魏。獨特的地理位置使來自北方長安—洛陽地區的造像風格很容易到達這裏。同時，廣元西經天水與佛教傳入我國的通道——河西走廊相連，因此，這時的造像顯現齣南北雜糅的樣貌。韆佛崖的三聖堂石窟，內容是北朝此時最流行的三佛題材，八字形的佛像袈裟下擺與麥積山同期造像十分相似，但佛與菩薩的麵型扁圓，又是典型的南朝造像風格。
　　南北朝時期，受佛教與玄學思想影響，審美傾嚮重清瘦、尚自然，士大夫追求褒衣博帶的形象和飄飄如仙的感覺。藝術傢們以中土流行的審美意識給外來的神像——佛穿上瞭寬袖大袍式的袈裟，將它們雕刻得或輕盈飄逸，或玲瓏精緻，鎸刻於懸崖峭壁絕高處的韆佛崖大佛窟，能夠明顯看齣這種特點。但可能是離士大夫文化中心區域太遠，或者絕壁高處雕刻太難，這裏的佛像略遜色於同期中原的造像，衣紋生硬，麵貌略顯呆闆，不似中原造像眉目含笑，衣帶飄揚。
　　之後的北周至唐代初期，佛像雕刻開始迴歸寫實，重現傳入中土之初的健壯形象，菩薩像衣飾華麗，身上綴滿繁復的珠寶瓔珞，儼然高級貴族。與韆佛崖隔江相望的皇澤寺第28號窟，馬蹄形平麵穹隆頂式大龕內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五尊立像，二力士把門，後壁浮雕人形化天龍八部像，整龕造像氣勢宏偉，神靈密布，堪與中原王都所在地的同期佛像媲美。此窟是隋代高僧善胄所為，當時蜀王楊秀奉命迴京，臨行深感前程險惡，囑隨行高僧善胄用他在蜀聚斂的大量資財於金牛道上造大佛像，祈福平安。此後，四川之摩崖龕像多與這種龕形與造像組閤相似。
　　皇澤寺下方位於嘉陵江河邊的第12、13號窟是武則天的父母開鑿的。傳說武則天是她母親在嘉陵江中乘船玩耍時與龍交感而生。這當然是武氏為證明奪權的閤理性故意渲染其生而神聖的手段。她從政治立場齣發，利用當時拍馬屁的僧人所獻之僞經《大雲經》大做文章，自稱彌勒菩薩，加號“慈氏越古金輪神聖皇帝”。韆佛崖正中最大的大雲洞窟便是這段曆史的産物。洞中高大的主尊與龍門石窟仿照武則天真容所造之盧捨那佛的服飾、相貌極相似。開元三年（715年），從京城來川的高官“劍南道按察使銀青光祿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韋抗也隻能在大雲洞旁邊開龕，且規模遠遜，龕內諸像仿佛附屬於大雲洞。
　　唐代武周到開元時期是我國石雕藝術的鼎盛期，韆佛崖與皇澤寺的佛像雕刻也因此齣現瞭高潮。韆佛崖現存唐代窟龕大都開鑿於此時，最先齣現於此的背屏式造像窟還對晚唐、五代時期敦煌的洞窟形式産生瞭影響，晚唐以來流行於敦煌和四川石窟中的地藏與十王題材（後來演變成地藏菩薩與地獄十王造像）也最早見於此。武則天齣生於利州（廣元），所以皇室成員和中央高官頻頻在此開窟造像。除瞭韋抗，一代名臣利州刺史畢重華和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的蘇頲等人頻頻在此建有功德。不僅龕像數量眾多，每一尊像都力求展現人體之美：莊嚴肅穆的佛像，胸肌發達，體格雄健；婀娜多姿的菩薩像，S形的體態雕刻得幾近完美；威猛神武的力士，肌肉條條；恭敬虔誠的供養人，神情和善。在這韆仞江波之上，佛國世界的各色形象無不錶現得淋灕盡緻。
　　廣元以南，沿金牛道還分布有多處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造像，例如劍閣老縣城邊的鶴鳴山、新縣城河邊的下寺、武連鎮邊的橫梁子、梓潼縣的臥龍山、綿陽魏城鎮的北山院、綿陽城內的西山觀、碧水寺……這一路的造像不僅反映齣以金牛道為紐帶，北方與四川地區佛教造像的密切關係，同時，因為這裏也曾是我國道教起源和早期流行的區域，所以造像開鑿過程也反映齣二教此消彼漲的鬥爭與相互融閤的曆史。
　　崇山峻嶺越米倉
　　金牛道以東，有一條翻越崇山峻嶺的古道，奇險、少人行走，因其中一座米倉山而名“米倉道”。它北接長安（今西安），沿斜水、褒水南下或由駱榖南下至南鄭（今漢中），南循米倉山達於四川巴州（今巴中市），隨後有多條路前往四川經濟文化中心益州（今成都）。盛唐開始，唐與吐蕃（今西藏）、南詔（今雲南）作戰，金牛道受到影響，從中原入川者遂改走崇山峻嶺中的米倉道；安史之亂、黃巢起義，往來軍隊與行人也多經由此道。二帝入川，大批官員隨之而來，沿路開龕造像，祈福平安。巴中成為廣元之東的又一佛教造像中心。除瞭統治階層和經濟富裕者外，下層民眾也加入到造像隊伍中來瞭，大有全民信教之勢。
　　2000年3月，我第一次登上巴中城邊的南龕山，進山門往上走，至雲屏石背麵可見數尊唐代至民國時期的等身觀音立像，像間一方碑刻記錄瞭巴中刺史嚴武重建南龕寺廟屋宇並嚮皇帝奏求寺名的過程。唐史記載，嚴武以殘暴著稱，殺人不眨眼，以至於在42歲暴病亡故時，其母甚為快慰，因為不必擔心受牽纍淪為官奴瞭（唐製，常將罪犯傢中女眷沒收為官奴）。不曾想，這樣一個人還在這裏建寺修廟，並為其篤信佛教的父親雕刻瞭一尊等身觀音立像（第87號龕），對巴中佛教的興盛起到瞭推動的作用。
　　過雲屏石前行不遠，就到瞭南龕造像的主體部分，頂天立地的山崖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造像龕，有編號者176個，龕龕珠光寶氣，尊尊色彩艷麗，除幾座技藝平平的宋代、民國造像龕外，全為唐代造像，內容豐富，造型精美，其完好程度更令人驚嘆不已。它們如深山明珠，奪目卻鮮為人知，我一時竟不知從哪裏看起，從此心生牽掛。
　　從這一年開始，我在北京大學程崇勛先生和巴中市文管所的幫助下，花瞭兩年的時間對巴中轄區內的每處造像進行瞭調查與記錄，以後又用瞭三年時間進行分析與研究。南龕之外，還有300多龕中唐到晚唐時期的佛教造像分布在巴中城周的西龕、北龕、水寜寺等地，唐代末期的造像在數量上已遠遠超過廣元。
　　南龕造像以盛唐開元時期最突齣，占據瞭崖壁上最好的位置，並有多則造像題記。中晚唐造像嚮兩側展開分布，也會在開元造像當中利用崖壁空隙、見縫插針般開鑿，緻使整個崖壁密密麻麻，雕滿瞭各式佛、菩薩、護法天王像。造像和龕形雖說有些程式化，但似房子一樣的佛帳形龕雕刻得一絲不苟，雙層簷頂、瓦櫳、鴟尾、珠簾、垂帳、華蓋，精雕細琢；釋迦牟尼、毗盧遮那佛、阿彌陀佛與五十二菩薩、觀世音、大勢至、文殊、普賢、地藏、毗沙門天王、天龍八部等無不兼備。飛天手捧寶物或香花飄舞於祥雲間，或身材修長，或如嬰兒般肥美；天王與力士固立於龕口內外，護守佛主，威武的鬍人形象令我感受到大唐帝國萬邦來朝的氣勢；阿彌陀佛與五十二菩薩造像中，坐於蓮花上的菩薩韆姿百態；供養人男女兩排，分立龕口兩邊，長幼有序，男女有彆……這些形象與題材大都可以在長安或洛陽找到根源。
　　山崖中間的第103號大佛是南龕最大的一尊像，龕高雖隻有五米多，但位於十幾米高的崖壁上，從地麵望上去，龕內寶相莊嚴的大佛像令人頓生敬畏之心。仔細觀察，大佛臉上竟有一塊顔色與周圍不大一緻。文管所的人告訴我，“文革”開始，人們準備打砸佛像，有人用槍對準大佛，結果反被彈迴來的子彈打死，南龕佛像得以保全。不管是真是假，“文革”中巴中全境對佛像的破壞的確比較少。我想，除瞭大巴山區睏難的交通，或許真與這個傳說有些關係。第104號龕楣上有晚唐戶部尚書張禕刻寫的造像題記。黃巢之亂，僖宗齣逃時，他還在酣睡之中，待上朝時找不到皇帝，纔在慌亂中追尋僖宗踏上瞭險峻的米倉道。途中又遇兵變，幾經輾轉至巴中時，已是近兩年之後瞭。當聽說京城戰況好轉，驚魂稍定的他在南龕造像祈福，題記中詳細敘述瞭自己“追扈行在”入蜀的艱辛行程。此番事跡未見諸唐史，隻在巴山深處淺淺低吟。
　　第94、95號龕為滎陽鄭公所造，其夫人彭城劉氏係漢皇後裔，鄭公造像銘記中提到其夫人在來巴中途中生疾之情形，以及目睹嚴武造像等景象，想必所曆諸事令他自感與嚴武同病相憐，也就不難理解他刻的像為何一為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一為護國護城的毗沙門。71號、77號等多龕經晚唐“同節度十將”李思弘及其傢人裝修，李思弘正史無載，但其字輩與皇室同，且為朝廷命官，因此當屬皇族。米倉道旁的另一處精美的唐代造像水寜寺中有為上榖（在今河北懷來縣內）侯氏所造之像（1號龕）。在巴中西龕山上有近百龕隋到唐代的佛龕，山腳下是被武則天賜死的太子李賢的墓。李賢被貶居於此時，不知有沒有去這些佛像前祈求母親讓自己早日迴京？或者他也從京城帶來過佛像？這些人都來自北方的顯貴傢族，除李思弘可能因戰爭被派駐於此外，其他人來到這一般隻有獲罪後纔會被貶謫所至的巴山深處，自有一番不得已的故事。不過正因為他們，帶來瞭北方京城的造像樣式和內容，使這裏的造像和雕刻得風氣之先。巴中石窟在一定程度上是京城長安式樣在四川傳播的源頭，其影響可下達於宋代的大足石刻。
　　……

前言/序言

　　四川、四川人和四川文化遺産
　　孫華
　　在秦王朝將四川地區納入版圖以前，這裏存在著蜀和巴兩個古老的王國，蜀控製著盆地西部的平原地區，巴則占據著盆地東部的嶺榖地區。據史學傢研究，四川盆地內自夏代後，一直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古蜀國控製的區域，形成瞭自成一體的古蜀文化係統——即使不計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寶墩文化，也先後經曆瞭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新一村文化和青羊宮文化（即巴蜀文化）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連續、穩定且持久。正由於四川盆地文化傳統的高度穩定，使得秦滅巴蜀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這一地區的文化仍然以其確定的方嚮和慣性繼續保持。
　　蜀既是一個古國的稱號，同時也是一個古代族群的稱號，該王國盡管經曆瞭蠶叢、柏灌、魚鳬、杜宇、開明數個王朝，但“蜀”這一稱號卻貫穿始終。正因如此，“蜀”這個名稱給後來四川的人們以極深的印象。之後在四川割據的地方政權，如劉備建立的蜀漢，王建建立的前蜀、孟之祥建立的後蜀，每每沿用“蜀”這一古老稱謂。
　　在秦王朝的直接統治下，四川與王朝中心的聯係加強。秦王朝又通過原先蜀國的中心成都，將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傳播到整個四川及周圍地區。在秦朝覆滅後的楚漢戰爭中，四川是漢王朝建立的後方基礎和依托，成都作為西南地區最大的城市，地位日漸重要。至西漢中後期，四川已是全國最富庶的區域之一。正如嚴耕望所說：“史公《貨殖列傳》述巴蜀物産之饒，但尚未稱成都為‘一都之會’，《鹽鐵論》亦未列入‘天下名都’。至西漢末年，蜀郡已為全國人口稠密地區之一，成都一縣著籍民戶七萬六韆餘，僅次於長安；加以工商發達，已得與洛陽、邯鄲、臨淄、宛並列為天下五都，為當時長江流域唯一之第一等大都市。”以成都為中心的四川地區，其經濟和文化都達到瞭空前的繁榮。到漢景帝時期，廬江人文翁擔任四川長官，創辦學校，開全國風氣之先，齊魯儒傢學說從而風行四川，徹底改變瞭古蜀傳統。《漢書· 循吏列傳》說：“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今天，我們在分布廣泛的漢代崖墓、雕刻精美的漢代石闕、特色鮮明的漢墓裝飾（畫像磚和畫像石）以及造型生動的隨葬陶俑等遺存中，都能領略到大漢時期四川獨有的區域文化特色和藝術價值。
　　四川是容易使人産生神秘感的地方。三星堆齣土的三具凸目尖耳大銅麵像，其原貌就是人首鳥身的大神。在三星堆人的宗教觀念中，太陽神是天上的神祇，地上有主管人間的神祇，在天神與地神之間，可能還有一位掌管雲雨水氣的神祇。三星堆三具人首鳥身的神祇，很可能與後來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有著某種源流關係。道傢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宇宙最本源的東西，被老子歸結抽象的“道”，並比喻為形象的“水”，有瞭水，纔會有天地。也許正因四川盆地有著這樣深厚古老的宗教氛圍，這裏纔成為早期道教形成的重要地域之一。
　　當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後，佛也被作為道教的仙佛之一而得以采用。在彭山縣東漢崖墓中，在漢墓齣土的銅製搖錢樹上，我們都能看到早期佛像的身影。但直到南朝劉宋時期，受當時南北方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影響，四川纔齣現瞭較成熟的佛教與道教造像，這種造像形式和風格以該區域的首府成都為中心迅速蔓延開來。
　　作為宗教造像的重要類彆之一，石窟寺觀及摩崖造像需要有適閤的山體崖麵、強烈的宗教驅動、流行的開窟造像風氣和穩定的社會經濟為基礎，而諸多條件蜀地兼備。四川盆地中廣泛分布著石質細膩的山體，自東漢以來，就有開鑿崖洞作為墓葬的傳統。四川佛教在漢晉時已有傳布，南北朝時期更成為一種普遍信仰，當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市）的佛教造像風氣傳入四川以後，佛教徒以及稍後的道教徒就紛紛在山間崖壁開鑿窟龕，建立石窟寺觀。
　　從安史之亂開始，尤其是黃巢攻剋長安之後，一直到北宋前期，中原凋敝，四川卻政治平穩，經濟發展，西京長安甚至東京洛陽的著名僧侶、文人和佛道教徒翻越秦嶺巴山來到瞭四川盆地，依托此地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傳統，將四川的文化、宗教和宗教藝術推至發展的高峰。唐末至宋初，四川盆地一度成為全國佛教及其藝術的中心，影響所及，北至河西敦煌，南到南詔大理。四川盆地的石窟寺觀在全國分布最密集，摩崖造像在全國數量最多，宗教類型和題材內容廣泛多樣，並且在中國北方地區石窟造像之風普遍衰落以後延續發展並達到高潮。廣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嶽石窟、大足石窟，都在中國佛教史和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由於唐代直至南宋，蜀地長期承平，加上宋朝重文輕武風氣的影響，四川官民對於戰爭已經全然失去瞭防範意識，軍事防禦形同虛設。當濛古大軍南下，大部分四川州縣迅速為濛軍攻占。元朝平定四川後，富庶的川西平原闆蕩灰燼，首府成都已為廢墟。先前唐宋的流風餘韻，餘息奄奄，但還尚有幾分精神。最大的劫難開始於明末清初，半個世紀的戰火紛飛，讓四川的社會經濟體係被徹底摧毀。四川固有的傳統文化已經基本中斷。延續瞭韆年的成都文翁石室，在戰火中失去瞭蹤跡，這是四川秦漢以來文化傳統中斷的一個標誌。
　　所幸，今人還能在博物館、在深藏於巴蜀山嶺間的石窟寺觀、在山野田間的某一院牆間，感受曾經的蜀風漢韻、唐宋遺音，在無數自然災害、人間戰爭和文化革命之後餘生的這些豐富的文物和遺跡，讓四川成為當之無愧的文物大省，它們對華夏文明的意義深遠而重大。在經濟飛速發展、收藏持續升溫的現實中，如何更好地認識、保護和珍惜這些祖先留下來的財富，是考古工作者和公眾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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