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民无地 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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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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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74384
版次:1
商品编码:11501452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88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城市化有没有普遍规律?中国城市化是尊重世界规律,还是以“国情特殊”为由,置普遍规律于不顾?《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链接)提出要从“国情”出发,避免步拉美国家后尘,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中国当前为“国情”量身定制的土地、户籍制度已造成经济/社会双重结构扭曲,体现为贫富差距巨大、贪污腐败等严重后果。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踩着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脚印,通过发展内生型城市化,越过重重陷阱,实现民富国强?

内容简介

  《吾民无地 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谈论中国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经济/社会话题--新型城镇化。开篇直指中国城市化的“畸形发展”现状:对农村地区“化地不化人”;城市自我现代化,接受外来人口提供的劳力,但决绝他们的进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贫富差距日益加深等现实问题。而后,作者提出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是造成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双重扭曲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应改变本是权宜之计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废除桎梏农村人口发展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排除农村人口遭到的歧视。最终,中国应尊重全球普遍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借鉴“老浦西”模式,发展内生型城镇化,实现经济、社会和制度的三方面转型成功。

作者简介

  文贯中,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著名文理学院--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终身教授。当过知青,与中国的"三农"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文贯中于1982年夏,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1989年冬,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在芝大做访问学者和攻读博士期间,文贯中专攻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曾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为《中国经济学前沿》共同主编,《中国经济评论》、《中国经济季刊》、《当代中国研究》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主要学术方向:中国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业生产力及大饥荒,城市化的内生性,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

精彩书评

  ★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资源中,在我国只有劳动用得比较好。要提高经济产出必须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土地的使用效率。文贯中写的这本书全面讨论了土地使用中的问题,值得细看。
  ——茅于轼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贯中20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产权必须清晰的主张,特别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之后,论述转向土地制度对人口劳力转移的影响。他的新论点,即本书出现的允许农民拥有退出权,拜读之后觉得有道理。
  ——周其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社会变革是理念的产物,文贯中教授的这本著作是改变人们理念的书,有助于纠正流行的,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特别是城市化方面的一些错误认识。他告诉我们,"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如果没有土地的私有化,农民的资产就不能变成资本;人口的城市化就没有办法解决;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也没有办法缓解,中国社会不可能和谐。我相信,他是对的。
  ——张维迎中国著名经学家

  ★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约束条件越多,目标函数的最优值必然会越小。当土地不能私有时,农民间的土地买卖就无可能;而即使允许土地私有,但土地又被禁止自由买卖,就等于使土地的最优利用、使农民的利益最大化变得很艰难。文贯中多年致力于用通俗语言讲清这个道理,利国利民,其精华汇集于《吾民无地》。
  ——陈志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纵观全世界产业革命以来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成败,世界上无一例外,所有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其发展都是以土地私有制和法治为基础的。反之则衰。市场的发展,是以产权(包括土地)私有制和法治为基础的。而产权私有制与法治之间是互为基础的互补关系。世界上从不存在不承认私有制的法治社会。中国近十几年愈益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清楚地告诉我们,适用于全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中国不可能成为例外。文贯中教授的新著《吾民无地》是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书。本书不仅切中时弊,更深入分析了改革无法绕过的现行制度中的深层问题。文教授以事实揭示"现行土地制度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已原形毕露","现行土地制度只是权宜之计,无法构造'和谐社会'";并清楚地指出"中国新型城镇化需要法治精神"。
  ——许成钢

  ★香港大学《国之基金》发展经济学讲座教授"吾民无地"是对中国广大民众所面临的土地之殇的一个高度概括,也指出了中国在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诸多瓶颈制约的关键所在。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目录

推荐序周其仁:为民“守土”的文士田国强:九州之上,公地之殇
第一篇什么在掣肘中国梦的实现?
第一章进退维谷的中国
一、中国社会悖论: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
二、源于土地制度的双重结构性扭曲
三、户籍制度与“伪城市化”
四、相对贫困化的中国内地农村
五、中国如何实现公平、有效的现代化?
六、中国城市化:反全球发展之道而行的“弯路”
第二章扭曲变形的中国城市化之路
一、中国城市化困局之一:“化地不化人”
二、中国城市化困局之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导致城市自我现代化
三、中国城市化困局之三:现行土地制度的“四宗罪”
四、中国城市化困局之四:政府越俎代疱,法制与市场无法发育
五、中国城市化困局之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同步进行
第三章古今中外的“富农法则”
一、中国古村“桃花源”的必要条件:土地产权和人伦秩序
二、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条件:人口自由迁徙和土地私有、自由买卖
三、使中国深陷农本社会的观念性和制度性障碍
四、“城中村”:进城务工农民身份与住房的缓冲带
五、消灭“鬼城”的关键:市场导向的地权和户籍改革
第二篇现行土地制度的原罪
第四章地权的“国进民退”
一、现行土地制度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已原形毕露
二、土地交易市场被政府的双重垄断“一手遮天”
三、空前的“国进民退”:城市化何故等同于农地国有化?
四、中国的土地悖论:用“国情”代替市场规律
五、走出现行土地制度困局之路:土地多元所有制和自由退出权
第五章现行土地制度“于农无益”
一、现行土地制度只是权宜之计,无法构造“和谐社会”
二、土地私有制为何遭到反对?
三、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导致“制度性”排斥农村人口
四、农民的土地资产无法金融化
五、现行土地制度对农户分享繁荣的致命伤害
第六章土地私有制真的行不通吗?
一、“小产权房”:土地私有后的理性房价样本
二、“小产权房”转正之难一:“集体土地不准入市”论
三、“小产权房”转正之难二:“影响房屋市场的公平竞争”论
四、“小产权房”转正之难三:“确保城市规划、土地区划”论
五、允许土地私有化有利于国民经济良性运转
第七章土地制度改革向谁取经?
一、香港模式:一剂毒药,一口陷阱
二、新加坡模式:急功近利,投机取巧
三、美国模式:和平、互利的农地征收过程
四、日本经验:体制不改,只学皮毛,于事无补
第三篇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户籍制度
第八章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城市化陷阱
一、一线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能力已近消失
二、身份尴尬的农民工:只提供劳力,无权分享繁荣
三、庞大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往何处去?
四、深圳样本:用“城中村”消化农民工
第九章中国城市化实验的成与败
一、无人的城市与无家的农民工
二、市场导向的“老浦西”与政府导向的“新浦东”
三、扑朔迷离的重庆模式
四、重庆政府的“
第三只手”:政府伸向市场的另一只“粗手”
五、重庆公租房的高调和深圳“小产权房”的低调
六、重庆模式:一场基于价格人为扭曲的赌局
第四篇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
第十章中国须重启内生型城市化之路
一、中国城市化的内在逻辑应与世界趋同
二、城市化难以回避的普遍规律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七大特色
四、遵循经济学的普遍规律,中国必须重启内生型城市化
第十一章市场主导、政府辅助的城市化之路
一、城市化的真谛是农村人口进城定居
二、内生型城市化:城市集聚效应取代政府成为主要推动力
三、黄浦江两岸的两种实验
四、“老浦西”VS“新浦东”:一座城,两种模式
五、借鉴“老浦西”市场导向型的城市化道路
第十二章新型城镇化:好风需借哪些力?
一、中国新型城镇化需要法治精神
二、要素市场亟须法制的匡扶
三、贸易全球化对中国的城市化至关重要
四、入世赐中国城市化良机
五、让有序、开放的市场引导城市化轻装上阵
附录采访实录
给予农民
第三次退出权中国需要
第二次“土改”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进退维谷的中国
  由于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世界性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在这种时刻,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已明显无法持续。与其企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不如承认自身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加速改革过时的制度提升内需。目前,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
  美国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并严重影响全球繁荣,世界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负增长。不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安然无恙,由于短期和长期原因,中国这次显然无法独善其身。从短期看,这次危机虽然源自美国,但迅速波及全球,中国的出口严重遇阻。虽说从2008年秋天起为了拉动内需、对抗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陆续注入四万亿纡困资金,2009年的信贷更高达9万多亿元,支撑了经济增长。但这毕竟是救急的短期政策,无法长此以往。
  各国同步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了全球经济重陷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据国际货币组织(IMF)的预测,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十分脆弱,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而且一旦全球经济稳定之后,各国担心恶性通胀尾随而至,必然急谋财政性和货币性刺激措施的退出。短期内,中国的外需显然无法恢复到往昔的荣景;从长期看,中国面临的是自身和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与其企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不如承认自身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加速改革过时的制度,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各项挑战,才是万全之计。
  秉着这样的思路,我希望能尽微薄之力,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勾勒出中国经济的各种失衡和匡正之道。
  一、中国社会悖论: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
  著名学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后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加速,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由劳动力供应过剩到劳动力供应短缺的拐点,证据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资的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在日常交谈时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城里人穷得多?他们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还在扩大?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2007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55%,但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农民工)尽管只占总人口的44%,却创造了87%的GNP。如果将GNP看作一国总收入的近似值,则55%的农村人口通过农耕等只获得总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却获得了总收入的87%。
  另外,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以甘犁教授领军的研究团队在2012年发表的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值现在已经达到0.612012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发布了连续10年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尼系数值是相当低的,在0.3左右,不过当时是很多人为因素让这个系数值显得很低,并不正常。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一系数值上升得如此之高,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这两个看似相关又相悖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中。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路径不同,但是起源却是殊途同归--过时的土地制度。
  先说蔡昉等人提出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的问题,这种现象一旦成为长期趋势,加上人民币正在加速升值,新的《劳动合同法》也已付诸实施,综合起来无疑会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很快消失。有人也许会说,中国正好趁机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这不是很好吗?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不在少数。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前提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失。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真的已经吸收完了吗?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现实。以中国13亿人口计,如55%的人仍生活在农村,则意味着尚有7.15亿农村人口,而且他们还处在平均年收入非常低的状态。近年来由于大批耕地流失,现在还剩下18亿亩多一点的耕地,即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为2.5亩。假设平均每亩耕地一年带来800元收入,则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可是,因城市化、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耕地只会日渐减少。因而即使在农村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均耕地也会只减不增。
  这说明,要想显著扩大农户平均经营的土地规模,需要移出农业的人口还十分庞大,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远远没有吸收完毕。
  如果工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决定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话,则主要吸收非熟练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萎缩。也就是说,"民工荒"引发的高工资会导致现有农民工无人雇用。农民工的返乡加上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农村的人均收入自然更难提高。政府除非经常人为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或者经常提高对农户的各种补助、津贴,否则无法提升农民收入,但这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民工荒"与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的悖论背后,却是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城市居民越来越滞后,反映为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迅速升高后又长期居高不下的残酷事实。这就和第二个问题联系上了。
  我们回到最初蔡昉等人提出的问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罪魁祸首之一"民工荒",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明明仍有7.15亿农村人口,他们在2007年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000元左右,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呢?我认为,决定民工能否留在一个城市定居、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住房的租金或价格。但是,中国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少量有技术的农民工才能在城市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因而支付得起昂贵的房租或买得起房。
  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是现行土地制度。虽然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中低阶层,包括外来民工,但由于土地供应完全由国家垄断,房屋市场无法对中低阶层的需求做出反应。虽然大量的楼盘空置,但这些房屋并不可能成为中低阶层特别是外来民工的栖身之地。
  二、源于土地制度的双重结构性扭曲
  我们再来讨论上述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从三大产业的学术角度分析,原因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并没有随农业比重的急剧下降而同步下降。
  一般来说,在经历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济中,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比重必然日益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必然上升。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会随之相应下降。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快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改善;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等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变化不大,但至少不会恶化;可是,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慢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日益恶化。今天的发达国家当年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般能做到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的同步下降,避免了农业人口的贫困化。而中国却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农业产值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快于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速度。
  有办法使农业的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不下降乃至上升吗?答案是,作为经济的普遍规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比例的下降也表明社会在进步。然而,这对中国农村的人口来说却不一定是好事,除非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能相应地不断下降,否则农民的收入相对城里人就会每况愈下。
  据联合国人居署报告(UN-HABITAT 2008),到2008年初全球首次有五成的人居住在城市。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截至2013年年底的城市化率为53.7%。但是经济学家华生在2008年指出,官方数字显然被高估了。由于排斥性的户籍政策和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中国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按照他在2008年的计算,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其实不到2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大约22个百分点。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应该在28%~45%,也就是说农民数量还是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的局限,农村其实面临普遍的隐性失业,允许农民进城打工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收入,但却没有根本改变他们的处境,原因是城市化的滞后。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城市化率,就能借助集聚效应和充分就业,提高这些原来在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的收入。我根据《中国城市化率白皮书 2007》的数据,将2007年中国和世界在城市化率上的差距计作17%,以中国人口13亿计,未来应该有2.2亿人进城定居。这对房屋、能源、基础设施、内装修,以及教育、卫生、交通等都会带来巨大需求,并会极大地提高国民素质。
  要指出的是,这2.2亿人中至少有1.5亿人已经在城里打工,所以需要进城的人数其实只有0.7亿。但是,由于预期无法在城市定居,1.5亿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只能竭力按照农村的消费习惯生活,以便省下钱来寄回老家。他们的孩子将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然后再进城接替自己的父辈回乡后留下的空缺。这种城乡之间的人口循环,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城市化和内需的发展。
  城乡人口结构变化滞后于三产结构变化,造成城市化滞后;而这种滞后又进一步导致中国三产内部结构的失衡。后者表现为中国的服务业无论是对GDP的贡献还是对总就业的贡献都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各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68%,2013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6%左右;至于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200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重为的32.4%,而2000 年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经达到45%,如果中国2007年的这一指标能提高到45%,按中国总人口13亿计,所能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就将达到1.69亿个,远远超过需安置的新增城市常住人口0.7亿。
  总结而言,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
  三、户籍制度与"伪城市化"
  上文在解释土地制度造成双重结构性扭曲时,还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排斥性的户籍政策和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中国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根据这个特殊"国情",中国官方在计算城市化率时已不再用城市户籍人口,而是改用城市常住人口这个概念。
  所谓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地区连续居住时间超过六个月的人口。这种算法自然包括绝大部分的城市户籍人口,但也包括以打工和其他目的进城逗留,时间超过半年的外来人口。按这一定义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一跃至2013年的53.7%。这一算法倒是符合国际通用标准。因为在没有户籍制度、不允许政府垄断所有土地交易的经济中,如果有人来自农村而又在城市地区逗留六个月以上,一般就被认为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了。
  在中国官方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里,包含了2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并不是城市永久居民),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14%。学术界据此认为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应该扣除农民工的份额,因而只有36%左右,并将官方数字戏称为"伪城市化率"。
  ……

前言/序言


《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 一场关乎土地、身份与未来的深刻审视 在一片涌动着现代化浪潮的土地上,“吾民无地”并非一句空洞的哀叹,而是对一个时代最深切的诘问。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场巨变的核心,往往隐匿在土地的权属流转和居民身份的区隔之中。这本《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正是试图拨开层层迷雾,深入剖析这场宏大变革背后,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如何相互交织、彼此塑造,最终影响了数亿中国人民的生存境遇与发展机会。 本书并非简单罗列政策条文或统计数据,而是试图构建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从历史的纵深、现实的广度以及未来的视角,去理解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它将带领读者穿越回过去,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制度的演变,从集体所有制的确立,到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再到城市土地的商品化改革。每一次制度的调整,都深刻地改变了土地的归属、使用和价值,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城乡二元结构。 然而,土地制度的变迁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同样具有深远影响的户籍制度,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孪生子。本书将着重探讨,作为一种将人口进行区域性分类和管理的制度,户籍制度是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看守者”的角色。它如何将人口划分为“本地人”和“外地人”,并在此基础上,分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关键公共资源。这种制度性的区隔,不仅造成了城乡之间在社会福利和发展机会上的巨大鸿沟,也在城市内部产生了新的等级与分层。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而是力求揭示“内在逻辑”。这意味着,作者将深入探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是如何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它们各自的功能和目标是什么,又是如何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将个体与集体、城市与乡村、权利与义务进行连接和划分。例如,在早期,土地制度的集体化和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划分,共同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为工业部门积累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当城市化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时,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流转和价值攀升,与户籍制度固有的壁垒,共同催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中贡献了辛勤的劳动,却往往难以真正融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更进一步,本书将审视这种内在逻辑如何体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土地的稀缺性与价值不断攀升,而户籍制度的改革虽然有所松动,但其核心的“身份壁垒”依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本书将分析: 土地制度的变迁对城市化格局的影响: 征地拆迁、宅基地流转、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制度的实践,如何塑造着城市的扩张边界,影响着农村的土地产权结构,又如何导致了不同群体在土地增值过程中的收益差异。本书将剖析,在土地日益成为稀缺资源的背景下,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公平分配,还是进一步加剧了财富的集中? 户籍制度在城市化中的“锚定”与“阻滞”作用: 户籍制度如何在吸引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又通过限制其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权利,将他们“锚定”在低端就业,并成为城市管理者控制人口规模、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本书将探讨,户籍制度的“刚性”如何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并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 土地与户籍制度的“联姻”与“博弈”: 土地的价值与户籍身份的稀缺性,是如何在实践中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利益链条。例如,城市居民的户籍身份往往与拥有城市土地相关的权益(如房产、公共服务)紧密挂钩,而农村居民的土地权益(如承包地、宅基地)则可能因户籍限制而难以在城市中转化为同等的市场价值。本书将揭示,这种“联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社会阶层,并可能成为阻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的独特性: 结合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本书将分析中国模式下的城市化,与西方国家在土地制度和居民身份管理上的差异。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为何伴随着如此显著的社会问题?本书认为,深入理解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是理解这一切的关键。 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当下中国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更在于其对未来的启示。城市化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在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化,以及社会对公平与正义的更高追求,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将不可避免。本书将通过对现有内在逻辑的深入剖析,为我们预测和引导未来的制度变迁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将促使我们思考: 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城市发展模式,让所有在城市中辛勤劳动的人民,都能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获得体面的生活和发展机会? 如何打破基于户籍的身份壁垒,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权利不再成为“本地人”的专属? 如何在保障国家发展战略的同时,真正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探索更加灵活、多元的土地利用方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是一本既有理论深度,又关乎现实切肤之痛的著作。它将以冷静的笔触,严谨的逻辑,带领读者一同审视这场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宏大变革,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叩问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未来。它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为什么吾民无地”,而是试图勾勒出“如何让吾民有地,亦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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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完一本引人深思的书,名为《吾民无地》,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这三个关键议题联系起来,揭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逻辑。我一直觉得,城市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这本书让我看到,这背后是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历史演变在起作用,而这些制度的变迁,直接塑造了“吾民”的土地和身份。 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新颖,他将土地视为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并详细阐述了土地制度的每一次变革,是如何影响着城市扩张的方向和速度。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土地分配,到市场经济下的土地流转和征收,这些制度的演变,直接影响了资本的流入、人口的流动以及城市形态的形成。而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界定,则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既是管理人口流入的重要手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 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是作者的论述方式,他没有简单地断言某个制度是好是坏,而是试图去理解这些制度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他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数据分析,展示了土地和户籍制度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读这本书,让我对许多曾经感到困惑的社会现象,都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为什么一些城市发展迅速,而另一些地方则相对滞后;为什么一些人能够轻松地融入城市,而另一些人却面临重重阻碍。 作者的语言风格也相当吸引人,他能够用清晰易懂的语言,阐述复杂的理论观点,并且善于通过生动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论点。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被作者的洞察力所打动,他能够从细微之处发现制度背后的逻辑,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解读,更是对社会公平、发展动力以及个体命运的深刻反思。 总而言之,《吾民无地》是一本极具启发的书籍,它让我能够从更宏观、更深入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它让我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并非偶然,而是制度逻辑和历史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制度演变感兴趣的读者,它一定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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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最近才读完,感觉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复。我一直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很感兴趣,特别是那些看似司空见惯的制度背后隐藏的深刻逻辑。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深层动力的大门。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宏观的经济现象,更是深入到了最微观的层面,剖析了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两大支柱如何共同塑造了“吾民”的生存状态。 作者的论述极具穿透力,他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绘,而是层层剥茧,揭示了土地的稀缺性如何驱动了制度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扩张。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土地制度的解读,他分析了历史上的土地分配方式,以及改革开放后土地产权制度的模糊性如何成为城市化背后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这种“产权不清”反而激发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上的积极性,也间接促成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同时,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成员身份的界定,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将原本流动的劳动力“锚定”在特定的城市,又制造了新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 读这本书,我常常会联想到身边许多朋友的经历,那些为了户口而奔波,为了购房而奋斗的故事,在书里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作者的笔触冷静而理性,但字里<bos> (字里行间) 却充满了对底层人民生存困境的关怀。他并没有用煽情的语言去博取同情,而是用严谨的学术分析,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制度的冷酷和人性的挣扎。尤其是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和城市土地征收的部分,让人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利益博弈和对农民权益的潜在侵害。这本书让我深刻认识到,城市化并非只是简单的钢筋水泥的堆砌,它背后承载的是无数人的命运和无数次的抉择。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也非常精巧,它从宏观的理论框架出发,然后逐步聚焦到具体的制度分析,最后落脚到个体命运的观察。这种层层递进的叙事方式,让整个论证过程既有严谨性,又不失生动性。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历史材料的运用,那些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文献资料,被他巧妙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有力的证据链,支撑起他的核心观点。读到某些片段时,我甚至会停下来,反复咀嚼其中的意思,仿佛在与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书。它不仅仅为我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全新视角,更引发了我对社会公平、制度伦理等一系列深刻问题的思考。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感到一种智识上的愉悦,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沉重的现实感。它让我明白了,在我们享受城市繁华的同时,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代价和复杂的逻辑。这本书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但它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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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拿起一本探讨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书,名为《吾民无地》,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一场宏大的社会变革之中,亲眼目睹着这些制度如何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以一种探索式的笔触,揭示了这些制度背后潜藏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的深刻性,让我对许多熟悉的社会现象有了全新的解读。 作者的分析逻辑严密,他将土地制度视为城市化进程的基石,并深入剖析了土地产权的演变如何直接影响着城市扩张的规模和模式。从农村集体土地到城市建设用地,每一次制度的调整都伴随着巨大的利益重塑和权力博弈。而户籍制度,作为一种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实现城市化目标的重要工具,又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社会阶层,限制了资源的公平分配。作者通过对这些制度的细致梳理,揭示了“吾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并非是被动接受者,而是制度逻辑下的行动者,他们的选择和命运,都与土地和户籍紧密相连。 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宏观的制度分析,而是通过生动的案例,将抽象的理论具象化。他描述了农民如何失去土地,又如何在城市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城市居民如何因为户籍的差异而享受不同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又如何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加速城市化进程。这些细节的呈现,让整个论证过程充满了画面感,也让我对“吾民”的生存状态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作者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点,他能够将复杂的社会科学概念,用一种相对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又不失学术的严谨和深度。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为作者的洞察力所折服,他能够从看似杂乱的现象中,提炼出清晰的逻辑线条。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城市化进程的解读,更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刻反思。 总而言之,《吾民无地》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它为我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全新视角。它让我明白,我们所享受的城市便利,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制度安排和深刻的社会逻辑。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对中国社会转型感兴趣的读者,它一定会让你对“吾民”的土地和身份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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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拜读了一本叫做《吾民无地》的书,虽然书名有些沉重,但内容却让我对城市化进程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本书里,作者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城市化、土地制度以及户籍制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揭示了它们之间隐藏的深刻内在逻辑。我一直以为城市化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这背后是无数制度的安排和博弈,而这些安排又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吾民”的命运。 作者的分析非常有力度,他没有简单地将城市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将其置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框架下进行考察。他指出,土地的稀缺性和所有权问题,是引发城市化进程中一系列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腾飞,土地的价值被不断挖掘,而与之相伴的是土地征收、开发和管理制度的不断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既是管理人口流动的工具,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制造了新的社会阶层和不平等。 我尤其喜欢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那种冷静的理性,以及对社会现象背后逻辑的洞察力。他并没有回避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但他也并没有简单地进行道德谴责,而是通过严谨的学术分析,让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产生的。书中的很多观点,让我对一些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产生了颠覆性的认识。例如,关于城市土地的供应和价格是如何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又如何反过来促进或阻碍了不同群体在城市中的融合。 整本书的结构设计非常巧妙,从宏观的理论框架到微观的制度分析,再到对个体命运的描绘,层层递进,引人入胜。作者大量的引经据典,以及对历史材料的深入研究,都为他的论点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对“吾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面临的困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是一本能够引发深度思考的书,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面映照我们社会现实的镜子。它让我明白,每一次的城市扩张,每一次的人口迁徙,背后都承载着制度的逻辑和无数人的梦想与失落。我非常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希望深入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读者,它一定会带给你耳目一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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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刚读完一本关于城市化、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书,感觉受益匪浅。这本书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切入,将这三个看似独立但又紧密联系的议题进行了深度挖掘。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试图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往往隐藏在日常的政策和现象之下,不容易被察觉。我之前一直以为城市化就是大家搬到城市里住,经济发展了,城市就变大了,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这背后牵扯到的土地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户籍制度的固化和演变,才是真正驱动和塑造城市化形态的关键因素。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作者对于“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如何影响制度设计的分析。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土地制度的不断调整,比如从集体所有到国家征收,再到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都直接影响了城市扩张的速度和方式。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和数据,说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价值是如何被不断推高,以及这种价值的增长又如何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和人口涌入城市。而户籍制度,作为一种人口管理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既起到了限制流动的作用,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城市化过程中一种“附加价值”的体现,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在享受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都与农村户口的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这本书的逻辑严谨,论证充分,让人信服。作者在分析过程中,并没有简单地批判某一项制度,而是试图去理解这些制度之所以会形成和演变的深层原因。他强调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土地和户籍制度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城市景观和社会结构。读这本书,我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一些城市能够快速发展,而另一些地方则相对滞后;为什么一些人能够轻松地融入城市生活,而另一些人却面临重重阻碍。它让我对“身份”和“归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作者的叙述方式也很有特色,他能够将复杂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性。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作者提出的每一个观点,并将其与我所了解的现实情况进行对照。比如,作者在探讨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时,就让我对很多城市建设的动机有了新的认识。总而言之,这是一本非常有启发的书,它让我能够跳出表面的现象,去探究事物背后更深层次的运作机制。 这本书就像一本社会研究的指南,它教会我如何去观察和分析一个社会现象。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对中国社会变迁感兴趣的读者,它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并且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这本书并非只是关于土地和户籍,它更是关于社会公平、发展动力以及个体命运的深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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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个大问题,了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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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的习惯给个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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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的时候文贯中还来学校了,有想过去听听报告,但后来还是没成行,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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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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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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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从不存在不承认私有制的法治社会。中国近十几年愈益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清楚地告诉我们,适用于全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中国不可能成为例外。文贯中教授的新著《吾民无地》是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书。本书不仅切中时弊,更深入分析了改革无法绕过的现行制度中的深层问题。文教授以事实揭示&quot;现行土地制度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已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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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非常好,喜欢京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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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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