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著名文理学院--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终身教授。当过知青,与中国的"三农"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文贯中于1982年夏,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1989年冬,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在芝大做访问学者和攻读博士期间,文贯中专攻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曾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为《中国经济学前沿》共同主编,《中国经济评论》、《中国经济季刊》、《当代中国研究》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主要学术方向:中国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业生产力及大饥荒,城市化的内生性,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
第一章 进退维谷的中国
由于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世界性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在这种时刻,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已明显无法持续。与其企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不如承认自身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加速改革过时的制度提升内需。目前,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
美国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并严重影响全球繁荣,世界经济在2009年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负增长。不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安然无恙,由于短期和长期原因,中国这次显然无法独善其身。从短期看,这次危机虽然源自美国,但迅速波及全球,中国的出口严重遇阻。虽说从2008年秋天起为了拉动内需、对抗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陆续注入四万亿纡困资金,2009年的信贷更高达9万多亿元,支撑了经济增长。但这毕竟是救急的短期政策,无法长此以往。
各国同步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了全球经济重陷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据国际货币组织(IMF)的预测,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十分脆弱,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而且一旦全球经济稳定之后,各国担心恶性通胀尾随而至,必然急谋财政性和货币性刺激措施的退出。短期内,中国的外需显然无法恢复到往昔的荣景;从长期看,中国面临的是自身和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与其企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不如承认自身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加速改革过时的制度,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各项挑战,才是万全之计。
秉着这样的思路,我希望能尽微薄之力,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勾勒出中国经济的各种失衡和匡正之道。
一、中国社会悖论:上升的国民收入与积贫积弱的农民
著名学者蔡昉等人在2006年前后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在今后的几年里还会加速,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由劳动力供应过剩到劳动力供应短缺的拐点,证据是"民工荒"的蔓延和工资的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在日常交谈时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国的农民比城里人穷得多?他们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还在扩大?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2007年中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55%,但所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3%;而城市人口(包括农民工)尽管只占总人口的44%,却创造了87%的GNP。如果将GNP看作一国总收入的近似值,则55%的农村人口通过农耕等只获得总收入的13%;剩下的45%的城市人口却获得了总收入的87%。
另外,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以甘犁教授领军的研究团队在2012年发表的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值现在已经达到0.612012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发布了连续10年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尼系数值是相当低的,在0.3左右,不过当时是很多人为因素让这个系数值显得很低,并不正常。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一系数值上升得如此之高,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这两个看似相关又相悖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中。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路径不同,但是起源却是殊途同归--过时的土地制度。
先说蔡昉等人提出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的问题,这种现象一旦成为长期趋势,加上人民币正在加速升值,新的《劳动合同法》也已付诸实施,综合起来无疑会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很快消失。有人也许会说,中国正好趁机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这不是很好吗?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不在少数。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前提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失。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真的已经吸收完了吗?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现实。以中国13亿人口计,如55%的人仍生活在农村,则意味着尚有7.15亿农村人口,而且他们还处在平均年收入非常低的状态。近年来由于大批耕地流失,现在还剩下18亿亩多一点的耕地,即农村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为2.5亩。假设平均每亩耕地一年带来800元收入,则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可是,因城市化、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耕地只会日渐减少。因而即使在农村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均耕地也会只减不增。
这说明,要想显著扩大农户平均经营的土地规模,需要移出农业的人口还十分庞大,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远远没有吸收完毕。
如果工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决定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的话,则主要吸收非熟练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萎缩。也就是说,"民工荒"引发的高工资会导致现有农民工无人雇用。农民工的返乡加上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农村的人均收入自然更难提高。政府除非经常人为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或者经常提高对农户的各种补助、津贴,否则无法提升农民收入,但这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民工荒"与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的悖论背后,却是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城市居民越来越滞后,反映为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迅速升高后又长期居高不下的残酷事实。这就和第二个问题联系上了。
我们回到最初蔡昉等人提出的问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罪魁祸首之一"民工荒",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明明仍有7.15亿农村人口,他们在2007年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000元左右,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呢?我认为,决定民工能否留在一个城市定居、工作的根本原因是住房的租金或价格。但是,中国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少量有技术的农民工才能在城市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因而支付得起昂贵的房租或买得起房。
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是现行土地制度。虽然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中低阶层,包括外来民工,但由于土地供应完全由国家垄断,房屋市场无法对中低阶层的需求做出反应。虽然大量的楼盘空置,但这些房屋并不可能成为中低阶层特别是外来民工的栖身之地。
二、源于土地制度的双重结构性扭曲
我们再来讨论上述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从三大产业的学术角度分析,原因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并没有随农业比重的急剧下降而同步下降。
一般来说,在经历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济中,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比重必然日益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必然上升。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会随之相应下降。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快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改善;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等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则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变化不大,但至少不会恶化;可是,如果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慢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NP中的下降速度,农民的相对收入就会日益恶化。今天的发达国家当年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般能做到农村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的同步下降,避免了农业人口的贫困化。而中国却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农业产值比重的下降速度远远快于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速度。
有办法使农业的产值在GNP中的比重不下降乃至上升吗?答案是,作为经济的普遍规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一比例的下降也表明社会在进步。然而,这对中国农村的人口来说却不一定是好事,除非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能相应地不断下降,否则农民的收入相对城里人就会每况愈下。
据联合国人居署报告(UN-HABITAT 2008),到2008年初全球首次有五成的人居住在城市。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截至2013年年底的城市化率为53.7%。但是经济学家华生在2008年指出,官方数字显然被高估了。由于排斥性的户籍政策和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中国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按照他在2008年的计算,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其实不到2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大约22个百分点。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应该在28%~45%,也就是说农民数量还是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的局限,农村其实面临普遍的隐性失业,允许农民进城打工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收入,但却没有根本改变他们的处境,原因是城市化的滞后。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城市化率,就能借助集聚效应和充分就业,提高这些原来在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的收入。我根据《中国城市化率白皮书 2007》的数据,将2007年中国和世界在城市化率上的差距计作17%,以中国人口13亿计,未来应该有2.2亿人进城定居。这对房屋、能源、基础设施、内装修,以及教育、卫生、交通等都会带来巨大需求,并会极大地提高国民素质。
要指出的是,这2.2亿人中至少有1.5亿人已经在城里打工,所以需要进城的人数其实只有0.7亿。但是,由于预期无法在城市定居,1.5亿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只能竭力按照农村的消费习惯生活,以便省下钱来寄回老家。他们的孩子将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然后再进城接替自己的父辈回乡后留下的空缺。这种城乡之间的人口循环,极大地抑制了中国城市化和内需的发展。
城乡人口结构变化滞后于三产结构变化,造成城市化滞后;而这种滞后又进一步导致中国三产内部结构的失衡。后者表现为中国的服务业无论是对GDP的贡献还是对总就业的贡献都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各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68%,2013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6%左右;至于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200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重为的32.4%,而2000 年世界平均水平就已经达到45%,如果中国2007年的这一指标能提高到45%,按中国总人口13亿计,所能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就将达到1.69亿个,远远超过需安置的新增城市常住人口0.7亿。
总结而言,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
三、户籍制度与"伪城市化"
上文在解释土地制度造成双重结构性扭曲时,还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排斥性的户籍政策和高昂的房价和租金,中国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不能在城市中定居,因而不能算是城市正式定居人口。根据这个特殊"国情",中国官方在计算城市化率时已不再用城市户籍人口,而是改用城市常住人口这个概念。
所谓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地区连续居住时间超过六个月的人口。这种算法自然包括绝大部分的城市户籍人口,但也包括以打工和其他目的进城逗留,时间超过半年的外来人口。按这一定义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一跃至2013年的53.7%。这一算法倒是符合国际通用标准。因为在没有户籍制度、不允许政府垄断所有土地交易的经济中,如果有人来自农村而又在城市地区逗留六个月以上,一般就被认为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了。
在中国官方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里,包含了2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并不是城市永久居民),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14%。学术界据此认为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应该扣除农民工的份额,因而只有36%左右,并将官方数字戏称为"伪城市化率"。
……
最近读完一本引人深思的书,名为《吾民无地》,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这三个关键议题联系起来,揭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逻辑。我一直觉得,城市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这本书让我看到,这背后是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历史演变在起作用,而这些制度的变迁,直接塑造了“吾民”的土地和身份。 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新颖,他将土地视为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并详细阐述了土地制度的每一次变革,是如何影响着城市扩张的方向和速度。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土地分配,到市场经济下的土地流转和征收,这些制度的演变,直接影响了资本的流入、人口的流动以及城市形态的形成。而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界定,则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既是管理人口流入的重要手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 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是作者的论述方式,他没有简单地断言某个制度是好是坏,而是试图去理解这些制度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他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数据分析,展示了土地和户籍制度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读这本书,让我对许多曾经感到困惑的社会现象,都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为什么一些城市发展迅速,而另一些地方则相对滞后;为什么一些人能够轻松地融入城市,而另一些人却面临重重阻碍。 作者的语言风格也相当吸引人,他能够用清晰易懂的语言,阐述复杂的理论观点,并且善于通过生动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论点。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被作者的洞察力所打动,他能够从细微之处发现制度背后的逻辑,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解读,更是对社会公平、发展动力以及个体命运的深刻反思。 总而言之,《吾民无地》是一本极具启发的书籍,它让我能够从更宏观、更深入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它让我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并非偶然,而是制度逻辑和历史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制度演变感兴趣的读者,它一定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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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最近刚读完一本关于城市化、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书,感觉受益匪浅。这本书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切入,将这三个看似独立但又紧密联系的议题进行了深度挖掘。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试图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往往隐藏在日常的政策和现象之下,不容易被察觉。我之前一直以为城市化就是大家搬到城市里住,经济发展了,城市就变大了,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这背后牵扯到的土地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户籍制度的固化和演变,才是真正驱动和塑造城市化形态的关键因素。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作者对于“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如何影响制度设计的分析。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土地制度的不断调整,比如从集体所有到国家征收,再到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都直接影响了城市扩张的速度和方式。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和数据,说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价值是如何被不断推高,以及这种价值的增长又如何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和人口涌入城市。而户籍制度,作为一种人口管理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既起到了限制流动的作用,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城市化过程中一种“附加价值”的体现,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在享受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都与农村户口的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这本书的逻辑严谨,论证充分,让人信服。作者在分析过程中,并没有简单地批判某一项制度,而是试图去理解这些制度之所以会形成和演变的深层原因。他强调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土地和户籍制度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城市景观和社会结构。读这本书,我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一些城市能够快速发展,而另一些地方则相对滞后;为什么一些人能够轻松地融入城市生活,而另一些人却面临重重阻碍。它让我对“身份”和“归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作者的叙述方式也很有特色,他能够将复杂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性。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作者提出的每一个观点,并将其与我所了解的现实情况进行对照。比如,作者在探讨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时,就让我对很多城市建设的动机有了新的认识。总而言之,这是一本非常有启发的书,它让我能够跳出表面的现象,去探究事物背后更深层次的运作机制。 这本书就像一本社会研究的指南,它教会我如何去观察和分析一个社会现象。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对中国社会变迁感兴趣的读者,它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并且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这本书并非只是关于土地和户籍,它更是关于社会公平、发展动力以及个体命运的深刻探讨。
评分土地是个大问题,了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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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五一的时候文贯中还来学校了,有想过去听听报告,但后来还是没成行,可惜。
评分呵呵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评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
评分世界上从不存在不承认私有制的法治社会。中国近十几年愈益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清楚地告诉我们,适用于全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中国不可能成为例外。文贯中教授的新著《吾民无地》是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书。本书不仅切中时弊,更深入分析了改革无法绕过的现行制度中的深层问题。文教授以事实揭示"现行土地制度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已原形毕露
评分书非常好,喜欢京东,支持
评分好书,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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