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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民国外交史资深学者唐启华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奉献给读者的一本力作。作者利用大量第一手外交档案，尤其是从“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发现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重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对“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山东交涉失利与亲日派之关联”“如何看待中国在和会外交的失败”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

作者简介

唐启华，男，1955年出生于台湾基隆。台湾历史学家。台中东海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博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现任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的民国外交史研究权威，专长中英外交史、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国与国际联盟。著有《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等。

目录

绪　论／1
第一章　欧战期间中国对和会的筹备／11
　　第一节　袁世凯时期的筹备和会（一）
　　　　　　——保和会准备会／14
　　第二节　袁世凯时期的筹备和会（二）／39
　　第三节　1916～1918年的筹备和议／56
　　第四节　和议筹备机构／82
　　本章小结／95
第二章　欧战停火后的和会筹备／97
　　第一节　与各国接洽／99
　　第二节　陆征祥的抉择／118
　　第三节　巴黎和会训令／138
　　第四节　中国代表团的组建／148
　　本章小结／160
第三章　和会外交／163
　　第一节　山东问题／165
　　第二节　其他问题／205
　　第三节　中国代表团内争／221
　　第四节　研究系与巴黎和会／244
　　本章小结／277
第四章　拒签和约／281
　　第一节　拒签和约，5月／285
　　第二节　拒签和约，6月／307
第五章　拒签之后／331
　　第一节　山东问题善后／333
　　第二节　和会尾声／358
结　论／367
征引书目索引／381

前言/序言

绪　　论

本书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和会外交(1914～1920)。
1914一战爆发迄今已一百年，世界各地有许多学术会议及反省纪念活动。一战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东亚权力架构，一直影响到今天。在一战残酷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争霸中，新兴的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与列宁主义(Leninism)各自提出理想主义的新外交理念，竞争建构新世界秩序的道德制高点；日本则标举大亚细亚主义(Pan-Asianism)，意欲领导亚洲排除欧美霸权。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前四者都有密切的互动与合作竞争关系，共同构成1920年代以来东亚外交的深层结构。研究百年来的中国外交，需要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突破过时政治宣传与观念的束缚，除了注意发扬民族主义的一面外，还应观照到其他国际面向，进而能提出对全球有吸引力的新的世界秩序构想。
1919年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原因之一即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及其引发的五四运动密切相关。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过去学术研究不多，却早有定论：北洋政府亲日卖国，对日借款缔约换文，自甘丧权，种下外交失败的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的陆征祥对和会没有准备，对外懦弱，又无力整饬代表团秩序；虽有顾维钧、王正廷等外交官的优异表现，但和会仍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居然还训令代表签约；好在国内爆发五四运动，人民坚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促使三个亲日卖国贼辞职下台，也让代表团拒签和约，得以稍挽国权。
过去这种历史叙事结构中，民族主义及革命史观色彩太重，遮蔽了许多史实。百年来国人的印象就是：凡主张签约的就是亲日卖国，主张拒签的就是爱国，基本上无法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进行客观学术研究。近年虽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有不少成就，但基本的诠释架构仍无多大变化；至今许多基本的史实没能弄清楚，不注意其他国家的观点及国际局势，也没注意到一些争议的国际法理依据。基本上，过去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是被当成国内政治史发展的背景看待，而不是作为外交史进行研究。
随着近年中国外交档案逐渐被广泛使用，而外国档案及研究成果取得较容易，同时革命史观也在发生变化，对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日益成熟，主要问题在于民族主义观点仍然强势。
从史料说起
过去研究巴黎和会依据的北洋档案，主要是被学界广泛使用的《秘笈录存》。此书系1920年代吴笈孙将徐世昌任内总统府秘书厅归档的电报编纂而成，辑录有关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大部分重要文件，1927年书稿粗具规模却中止了，未及发刊。编辑附注称：“以外交关系，于原电中有伤及友邦感情之语及揭明某国某人似有不便者……多所删易。如发刊在若干年后，事过境迁，届时应捡原稿择选补入。”惟此书于1984年出版时并未做增补工作。《秘笈录存》保存许多当时收发电报，甚有史料价值，但是因为是编辑过的史料，经过特定目的之检选与删改，在凸显部分史实的同时，也遮蔽了许多真相，使用时要小心，最好能与原档做比对。
有关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一手史料，主要是北洋外交部的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部分收藏，其中一部分已经出版。然而，第二历史档案馆庋藏之巴黎和会相关档案，近年随该馆之北洋档案封库，无法使用，而近期数字化又处理不到这类档案，笔者只能等待日后有机会时再参阅。
收藏于台北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外交档案》（1861～1928），则是目前最重要的史料来源。其中档案号为03-37的《巴黎和会档》是与和会相关的文件，但该档主要只有代表团会议录、和会期间在巴黎收到各国外文公文部分（应是原件，有陆征祥、王正廷等人的阅后签字），其他都是杂件，缺少最重要的收发电。反倒是在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案》中有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外交部及陆征祥的收发电，应系和会期间外交部与代表团之收发电档，但是并不完全。
近年《外交档案》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案》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1983年3月台北“外交部”将驻比利时使馆档案141卷共37函，转移给近史所档案馆，经该馆整编扫描后，于2007年末提供在线影像阅览。这一批新档案包括许多与巴黎和会及陆征祥相关的机密档案，其中03-13-067-069《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应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许多收电后有阅看者（如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等）签字，少部分有陆征祥的批示及秘书之处理状况记录，十分珍贵。03-13-071-01《总长室和议事收发电》，是1919年1～12月北京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箓的收发电，即外交部和会收发电。这两个近年开放的珍贵档案，相当完整地呈现了巴黎和会当时的外交情境。
为何这两份重要档案不在外交部的《巴黎和会档》，而在《驻比使馆保存档案》？《陆总长在和会专电》放在比利时使馆可以理解，因为巴黎和会期间负责代表团档案管理的是魏宸组，即当时之驻比利时公使；加以陆征祥、王正廷于1919年9月10日签署完对奥和约后，代表团解散，后续事务由顾维钧负责，1920年6月后由魏宸组接手，因此该批档案保存于驻比使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和会期间收到的外文公文原档放在《巴黎和会档》观之，《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很有可能也曾带回北京，后来才移至欧洲。
然而，《总长室和议事收发电》绝对应该存放在外交部，在03-33《中日关系档》、03-38《国际联合会档》中，都有巴黎和会时期相关档案的抄件，显示《总长室和议事收发电》原来是在外交部的，为何后来会存放在布鲁塞尔驻比利时使馆？笔者认为合理的猜测是，1920年初陆征祥回到北京后，即整理了部分机密档案，8月陆氏辞去外交总长职，次年8月偕夫人赴瑞士养病，这批档案（甚至与《陆总长在和会专电》一起）可能即在此时随陆氏带到瑞士，1922年6月陆氏受任为驻瑞士公使后，就放在驻瑞士使馆。1927年5月陆氏辞驻瑞士公使职，送夫人归葬布鲁塞尔，10月入天主教修道院，观礼者有驻比公使王景岐，或许陆征祥即将该批档案托给王氏，存放在比利时使馆。这一批新近开放的档案中，有许多陆征祥不希望被别人看到的文电，巴黎和会期间列强在华竞争激烈，与中国党派政争及南北之争互相牵引，北京政府内部政策多次变化，加以发生五四运动，国人民族意识强烈，许多外交机密无法说清楚，而囿于当时的国内环境也无法讲道理，陆征祥只能把这批档案藏起来。
此外，《外交档案》之03-12《驻美使馆保存档案》收有1918年底至1919年初，顾维钧与北京外交部往来电文，翔实地呈现当时顾氏与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及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等的接洽谈论过程，对于理解当时中国外交转向“联美制日”，有极大的参考价值。03-33《中日关系档》中的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部分则已经印刷出版，使用很方便。
过去研究成果
中国学界主要相关研究成果，有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在1930年代初编写该书第7卷第70章“巴黎和会”时，引用不少《外交档案》中的密电，其中（原批）部分，现在已看不到。另外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21)》，成书于1936年春，其中第六章专论巴黎和会，写作相当严谨。这两本书奠定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基础，后来的著作基本上都延续它们的基调。
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项立岭《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徐国琦著、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川岛真著、田建国译《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马建标《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等。学位论文主要有：廖敏淑《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中兴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98）；祝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策略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等。
英文方面近年主要研究成果有：Zhang Yongjin,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0: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主要使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外交档案，以及英文史料及成果，相当完整地叙述了巴黎和会的中日山东问题争夺历程，是笔者所见最翔实的学术研究成果。Bruce A.Elleman,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Armonk（ N.Y.; London,M.E.Sharpe,2002），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9年巴黎和会背叛中国的说法提出修正，认为美国并没有背叛中国，苏联没有平等对华。Xu Guoqi,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Cambridge（ U.K.;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使用大量中英文史料，从国际关系史的视角考察欧战与中国的关系，在国际学界广受好评。
日本方面，近年主要专书是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其中第二部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山东问题之解决”，主要使用03-33《中日关系档》与03-37《巴黎和会档》，讨论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尤其是4月30日至6月28日间，中国对签字或不签字的决策过程。
基本上，2000年以前的研究未能使用《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一书，而2008年以前的研究未能使用《外交档案》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案》新整理公开的部分。本书主要使用上述新史料，辅以英日文史料及研究成果，希望经百年沉淀后，能比较平心静气地还原历史真相，摆脱先入为主刻板印象的扭曲，理解陆征祥等外交官苦心孤诣的外交努力成果。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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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看，包装好，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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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读，看着挺好的，有空一定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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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排队的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他来到馍筐前，先怔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馍。筐里还剩两个，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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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启华先生这些年的作品都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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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读。相信不会令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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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启华新角度分析北洋外交与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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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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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看看中国外交官是如何在巴黎和会上折冲樽俎的。他们打破了弱国无外交的固有认知。不过列强在霸道之余，也不是全无说理空间。

评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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