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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教训,是对现实和未来的启迪。
说古道今,有趣有料,洞察官场千百态
以史为鉴,立足中国,传递廉政正能量
长期奋战在“反腐第一线”的中纪委干部的读史感悟
纪检干部以笔为刀,真实勾勒千百年来中国吏治的历史影像,浓缩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24篇感悟文章,对中国历史不断叩问与省思,书写了纪检干部对勤廉奉公目标、对光明大道的追寻。
★第1本由纪检监察干部写作的历史读物
作者紧随党中央反腐的脚步,对于启发党政干部自觉勤廉奉公、树立纪检监察工作者形象,均有积极意义
★说古道今,洞察官场百态,有趣有料
以特写镜头放大了古今中外不同类型公职人员的奇异形象,有的伟大得让人拍案叫绝,有的卑劣得让人不可思议,有的愚蠢得让人顿足捶胸,细致爬梳史料,鲜活有趣
★以史为鉴,传递廉政新思维正能量
总结了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并非就腐败问题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而是以生动的故事把一个个反腐小主题串起来,新颖、明快而不枯燥,让读者看得进去、深受启发
★2015年反腐斗争热度不减,为打虎拍蝇做好文化准备
2015年,中国将在“打虎拍蝇”新常态中持续收获“民心红利”和国际赞誉。《中国历史的教训》立足中国文化,植根中国国情,它所展示的警示意义将会为反腐倡廉工作带来巨大推动,有助于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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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的教训》,是一本以人物故事为主线、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中国历史通俗读物,也是第1本由纪检监察干部倾注心血、联系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而写就的读史感悟。
作者习骅在“反腐第一线”工作多年,全书收录了他创作于2012年—2014年,并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多家媒体上的24篇“说古道今”的文章,以轻松的笔调通过众多令人嗟叹与沉思的人物故事,来讲述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不变正道。作者巧妙地从古今历史,特别是明清治国、吏治等历史典故中寻求成败教训、总结得失经验。
《中国历史的教训》有趣、有料,叙事流畅生动,见解独到深刻,传递廉政新思维正能量。
作者简介
习骅,现在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工作,法学博士。曾先后师从南京大学林仁栋教授、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研究廉政立法和苏共问题。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2015年的第1本荐书,我们从反腐开始。《中国历史的教训》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它是一本鉴古知今的读史笔记,更在于作者习骅是一位在“反腐第一线”工作多年的纪检监察干部。我们推荐这本书,是希望更多的读者以史为鉴,读史明智,从历史中寻找被尘封的华夏治理精义。
——《人民日报》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1军机处的纪律
2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
3赵匡胤与官二代
4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
5崇祯本可不上吊
6雍正皇帝的另一面
7慈禧收礼
8庆亲王的作风问题
9皇帝的伙食费
10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
第二部分
11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
12共产党员是如何“买通”陈嘉庚的
13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
14谁是最快乐的人
15笨拙的行贿
16苏联帝国的背影
17巧官曹振镛
18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
19御史的冤屈
20张之洞借钱
21布贩子买官
22吴江县令的从政环境
23将军的烟瘾
24晚清的两个奇官
结语
精彩书摘
军机处的纪律
导语: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是保持其长久支撑力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朱元璋得了天下不久,就召集大臣开研讨会,主题十分严肃:元朝曾经那么强大,为何不到百年就灭亡了?大臣们普遍认为,元朝的统治太宽松了。朱元璋纠正说:元朝是对官员太宽松了!
朱皇帝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执政规律,史鉴凿凿。
一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场政变推翻了越南政府,国王黎维祁紧急求救。两广总督孙士毅受命带兵平叛,马到成功。黎维祁十分感激,主动要求孙士毅当国王,自己退居二线。
乾隆当然很高兴,封孙士毅为一等谋勇公,调他回京出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
此时的孙士毅何等威武,直到遇到和珅。
回京第二天,孙士毅早早等在皇帝办公室外,静候乾隆接见,手里把玩着什么东西打发时间。军机大臣和珅过来了,笑眯眯打招呼:
“大英雄回国,带啥奇珍异宝了?”
孙士毅说:“哪有?哪有?”
和珅假装不高兴:
“没有?您手里是啥宝贝?”
孙士毅敷衍道:“啊,就一鼻烟壶。”
和珅一把夺过来,只见这鼻烟壶在阳光下玲珑剔透、美轮美奂,竟然是一颗特大珍珠雕成的,足有鹌鹑蛋那么大。
和珅简直爱不释手:“这东西真不错,送给我吧?”
孙士毅赶紧解释:“不好意思,这是献给皇上的,我都报告过了,下回再给你弄一个。”
和珅拍拍孙士毅的肩膀:“开个玩笑,我哪里配玩这个。”
过了几天,和珅突然来到孙士毅办公室,压低嗓子,神情诡秘地说:
“巧了,我也弄了个鼻烟壶,但是不知道好不好,你帮我看看?”
孙士毅一看,大吃一惊:这正是自己送给皇上的!
孙士毅是个细心的人,他悄悄查阅了皇上的赏赐登记簿,近期并无任何赏赐记录!
时间久了,孙士毅懂了,和珅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任何一个禁区,如同在自家一样。和珅没事最喜欢去内务府库房转悠,只要发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后来嘉庆皇帝抄他的家才知道,国内外进贡给乾隆皇帝的宝贝,最好的都在和珅家。
孙士毅不禁暗自叹息:宫中那么多管理制度,在和珅面前竟然如同一张废纸,这不是什么好现象!
岂止是资产管理规矩,就是军事制度照样是一纸空文,后果也更加严重。乾隆帝的养子福康安,领兵镇压苗民起义。到了前线受不得苦,居然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副手代劳,自己整天待在司令部里喝酒行令,欣赏歌舞表演。西南苗民起义始自雍正时期,一直到同治时期才勉强了结,前后拖了120多年,把大清拖得疲惫不堪,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康熙皇帝晚年身体不好,工作积极性不比当年,特别是对干部过于宽容,奉行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埋下了官场风纪滑坡的种子。乾隆皇帝宠信和珅之后,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官员们逍遥自在,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庆时期开始,各种规矩都不作数了,于是大清国运一路下滑,所有皇帝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嘉庆帝最为无奈的是,内部经常发生泄密事件,皇上要处理谁、提拔谁,还没发文,当事人就知道了。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震惊:消息是从军机处泄露出去的!
军机处是皇帝最高办事机构,贯彻落实的都是军国大事,保密纪律自然少不了,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原来,不知道从何时起,军机处俨然成了通讯社,各种国家机密源源不绝外流,国家权力中心一点儿严肃性都没有。嘉庆帝本人对此有详细叙述:许多人没事就往军机处跑,办公室和走廊里,整天吵吵嚷嚷、人来人往,活像闹市区。如果问他们来军机处做什么,回答有两种,一是来汇报工作的,二是来找领导签字的。实际上都是来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嘉庆十八年(1813年),几个农民差点儿把皇宫连锅端,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二
嘉庆皇帝的爷爷雍正皇帝,当年的做法完全不同。
康熙归西,雍正登基,朝鲜国王派特使来北京庆贺。这个特使具有超凡的观察力,回国后报告国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兴盛将会延续。国王问理由何在,特使用细节说话:
“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内外的警卫人员,个个松松垮垮,没个站相,根本不像军人。夏天更糟,有的干脆脱掉军服、扔下枪械,光着膀子喝茶、睡觉、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闹戏耍。这回大不一样,警卫部队风纪严谨,态度严肃,着装整齐划一,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样子,让人顿生畏惧之心。”
朝鲜特使没有看错,雍正确实是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排名靠前。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他创设了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行新政。他严明纪律、规范行为,从重从快打懒肃贪,铁血凛然整顿官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竟然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经济自然发展,库存充盈,迅速弥补了前朝赤字。
其中,雍正时期军机处官员的作风情况,跟嘉庆朝有着天壤之别,很能说明问题。
对军机处,雍正一开始就要求很严格、很明确。一是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五点之前到岗,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得拖拉;二是改变惯例,减少递送公文的层级,做到直接送达,竟创造了日行800里的纪录,很像今天的“快递”,保证了政令畅通;三是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政制度,决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
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了大罪,在死刑判决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程如丝就知道了结果,并以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这个案例,严肃处理了泄密者,开展了警示教育,完善了制度,为军机处工作人员画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最早在军机处工作的张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脸严肃,一个铜板不收,昼夜埋头干活,没有任何人敢到军机处找他聊天。和珅那样的军机大臣,在雍正时期根本没有生长土壤。
三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堪称“盛世”的黄金时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绵延百年不断,超过整个清朝历史的三分之一。但是,连接康熙和乾隆这两座高峰的桥梁,正是雍正时期,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他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康熙朝后期的弊政持续发酵,乾隆帝就不可能那样成功,所谓的“康乾盛世”,顶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张,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都享有“宽仁”的美誉,雍正这样负责任的帝王,却背着“严苛”的恶名。殊不知,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前奏。如果朝廷热衷于当好好先生,带头把规矩当摆设,官员肯定舒服无比、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统治能长久吗?载舟的水一旦沸腾,清朝一定是另一个元朝,哪会享有近300年江山!
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是保持其长久支撑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气概、秋风扫落叶的力度,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全面围剿“四风”现象,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缩小越轨空间,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严处罚、快了结。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一天和一天不一样,谁不喜出望外、欢欣鼓舞!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纪律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掷地有声地宣示要“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严肃提醒全党:“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参见新华网新闻报道《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编者注)
事实上,随着规定越来越细、笼子越扎越紧、查处越来越频繁、高压线的电流越来越强,广大干部对纪律和制度的敬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心存侥幸的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稀少。于是,“官不好当了”的慨叹出现了。
这样的叹息声,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现象、好消息、好兆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2014年1月28日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
……
前言/序言
白胡子老人讲古今
在我的老家故事不叫故事,而叫“古诫”,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或者叫“古今”,相当于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小时候最爱听人讲古今。
记得毛主席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黄昏,我耍累了准备回家,看到两个白胡子老人蹲在老街街头,抽着烟袋,正眉飞色舞地讲古今。那时候人们都喜欢蹲着,可能是为了减少热量的消耗吧;而且言多必失,蹲着讲目标要小一点儿。于是我悄悄凑过去,蹲下来偷听。
不知不觉天完全黑了下来,突然,其中一位老人家举起烟袋锅指着我说:“这孩子将来会看到不少大事,我们赶不上了。”
从此我幼小的心灵里满是期待和焦虑,好比填满了烟丝的烟袋锅,动不动亮一下冒冒烟:我到底会看到什么大事?什么时候时候才能看到?
后来“四人帮”倒台了,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同时整个社会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伸伸懒腰,动了起来。人们整天忙碌着,脸上洋溢着笑意,头发烫了,裙子短了,在电视机大声播放《射雕英雄传》的间隙,房子盖起来了,甚至开上了汽车,过去全县只有一辆,是县委书记坐的……这一切如同变戏法一样,是在慢吞吞的中国历史的一瞬间实现的,今天细细回想,仍然以为在梦中。
想着想着,有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改革开放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这事还小吗?
其实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政治家好比家庭主妇,永远有做不完的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说邓小平做了一块大蛋糕,基本解决了效率问题,那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公平问题,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切得更合理。干部的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既是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又是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拦路虎。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白胡子老人的预言再次应验: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列车陡然提速,正党风、反腐败风暴更是摧枯拉朽,速度和力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网上网下,一片欢呼。在人的思想逐渐多元的今天,这种一致并不多见,何况它更多来自于理性:一个国家只有安上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翅膀,才能昂首飞翔于世界,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非如此。
邂逅伟大的历史节点自然幸运,更重要的是参与。党的十八大闭幕24个月了,我借《中国纪检监察报》讲了24个“古今”,以特写镜头,放大了古今中外不同类型公职人员的奇异形象。看起来我在说故事,其实是在写时评,目的是与广大公职人员共同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加深对中央大思路的理解,共同增强创造历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不在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所称的“输不起的斗争”(反腐败)中掉队或脱逃,不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
同时,我也在悄悄告诉非公职人员,对反腐风暴不能止于欢呼,更不能止于围观和猎奇,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民族的共同梦想,没有全民族群策群力就不可能实现。
24个“古今”里既有清官能吏忠臣,又有贪官懒官巧官;既有守规矩识大体的普通党员,又有犯了低级错误的高级干部;既追溯了中共成功的历史文化根源,又透过表象挖掘了苏共溃败的深层原因。24个古今里的人和事,有的伟岸得让人拍案叫绝,有的卑劣得让人不可思议,有的愚蠢得让人顿足捶胸,个个似曾相识、如在左右,不是成功的经验就是“历史的教训”。根据读者的反馈和领导的指示,现将报纸上的24个“古今”稍加修整,奉献于此。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用心的作者加上思考的读者,等于一本书的完整价值。读了这本书,如果你的头脑中闪现了这样的问号:100年后,当白胡子老人讲述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会是24个“古今”里的哪个人呢?为了超越历史的教训,你做过什么呢?——那就是值得欣慰的好事。
瀚海星辰:一部纵览全球文明演进的宏大史诗 作者:[虚构作者名,如:林远山] 篇幅: 十卷本,约八十余万字 主题: 跨越五千年,聚焦三大洲七大古文明体系的兴衰、互动与思想传承。 导言:文明的脉络与共通的命运 本书并非专注于某个特定地域或民族的历史叙事,而是以一种宏观的、比较的视角,审视人类文明在地球不同角落所经历的独立发展、碰撞交融及其最终殊途同归的命运轨迹。我们探寻的不是朝代的更迭或战役的胜负,而是支撑起一个文明体系的底层逻辑——其对宇宙的理解、对社会结构的构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以及最终导致其转型或衰落的深层结构性矛盾。 《瀚海星辰》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却又因地域和文化差异而常常被割裂叙述的文明群体。我们试图描绘一幅广阔的星图,将各自闪耀的星辰连接起来,揭示人类文明演进中那些隐藏的、普遍性的规律。 第一卷:尼罗河与两河流域的创世之光(公元前4000年 – 公元前500年) 核心议题: 神权政治的诞生与书写系统的革命。 本卷深入探讨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的起源。重点分析了农业技术革新如何催生了城市国家和中央集权。我们详细考察了汉谟拉比法典的社会意义,并非仅仅是法律条文的汇编,更是人类首次尝试以理性、可量化的方式来界定“正义”的尝试。 在埃及部分,我们着重分析了尼罗河周期性泛滥带来的稳定信仰体系——永恒、循环与来世观。通过对象形文字和纸莎草的分析,我们探讨了神庙祭司阶层如何垄断知识,以及这种知识垄断对早期官僚体系的塑形作用。本卷的结论部分,将对比两河流域碎片化的城邦政治与埃及高度统一的法老制度,分析这两种早期政治形态对后世政治哲学的不同影响。 第二卷:爱琴海的理性火花与印度的恒河之梦(公元前2000年 – 公元前300年) 核心议题: 商业贸易驱动的城邦发展与精神解脱的探求。 本卷将视角转向希腊世界(米诺斯、迈锡尼以及古风时期的城邦)。我们关注的不是波斯战争的细节,而是爱琴海贸易网络如何催生了公民意识、商品交换中的契约精神,以及最终在雅典产生的、对“逻各斯”(Logos,理性)的执着追求。通过对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的梳理,我们探讨了西方哲学对形式、真理和城邦伦理的奠基。 同时,我们将目光投向南亚次大陆。恒河平原上,雅利安人的社会结构如何固化为种姓制度?佛陀的教诲如何作为对婆罗门教义权威的一种内在反思与超越?本卷对比了雅典民主的精英性与印度哲学中对“涅槃”的终极追求,揭示了在物质文明达到一定高度后,人类精神层面探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 第三卷:秦汉帝国的构建与罗马世界的扩张(公元前3世纪 – 公元2世纪) 核心议题: 超大规模帝国的管理模式、工程技术与法律统一。 这是本书中对“帝国”这一政治形态进行最集中分析的篇章。秦汉帝国以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和郡县制,实现了对广袤疆域的有效治理,其核心在于文官选拔制度(察举制的前身)和统一的度量衡、文字。我们重点分析了儒家思想如何被国家机器“驯化”,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石。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的另一端,罗马共和国的衰亡与帝国的崛起,展示了另一种帝国模式:军事扩张、法律体系的普适性(《十二铜表法》到《查士丁尼法典》的演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渡槽)。我们将对比汉朝的“内向式”治理(关注内部稳定与文化同化)和罗马的“外向式”治理(关注军事控制与法律渗透),探讨哪种模式在应对长期性危机时更具韧性。 第四卷: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汇点(公元1世纪 – 公元8世纪) 核心议题: 物质与思想的长距离传播、宗教的全球化。 本卷聚焦于欧亚大陆上的互联互通。丝绸之路不再仅仅是贸易通道,而是技术、瘟疫和信仰的“管道”。我们详细追踪了佛教如何从印度次大陆向东传播,融入中亚的绿洲文化,最终在东亚形成本土化的禅宗;同时,景教、摩尼教等信仰如何艰难地在罗马帝国晚期和唐朝的长安城中寻求立足之地。 本书特别关注了这一时期技术扩散的案例,如造纸术的西传对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中世纪知识保存的深远影响。本卷旨在说明,在古典时代末期,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知识与商品网络,任何一个区域的剧变都会连锁反应到其他地区。 第五卷:中世纪的碎片与重塑(公元5世纪 – 公元14世纪) 核心议题: 权力的分散化、信仰的堡垒化与知识的保存。 本卷将中世纪视为一个全球性的过渡期,而非简单的黑暗时代。在西欧,我们分析了封建制度的起源,即权力从中央向地方的下放,以及教会在权力真空中的崛起,成为欧洲文化和政治的统一象征。 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的“黄金时代”在巴格达和科尔多瓦达到顶峰。本卷着重描述了伊斯兰学者在保存和发展古希腊、印度科学遗产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代数、医学和光学领域的突破。在东方,唐宋的繁荣与转型,则展现了成熟的农业帝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内部人口压力,其技术创新(如印刷术、火药)对全球历史进程的潜在影响。 第六卷:大航海时代的全球结构重塑(公元15世纪 – 公元18世纪初) 核心议题: 地理大发现背后的经济逻辑与“哥伦布交换”的生态后果。 本卷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探讨欧洲航海探险的驱动力——对贵金属和香料的渴求,以及由此催生的“商业革命”。重点剖析了美洲大陆的“大交换”:作物、疾病、人口(奴隶贸易)的单向流动如何彻底改变了欧亚非大陆的生态结构和人口结构。 我们对比分析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模式与早期亚洲海上贸易体系(如郑和下西洋的战略差异),探讨了欧洲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全球资源的初步整合,并积累了向工业革命转型的原始资本。 第七卷:启蒙的遗产与革命的浪潮(公元18世纪中叶 – 公元19世纪中叶) 核心议题: 理性、民族国家与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 本卷分析了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如何转化为颠覆性的政治行动,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我们考察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观念如何被制度化,以及“民族主义”这一新的政治粘合剂是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认同感的。 在经济层面,工业革命的起源被视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组织方式的协同作用。本书详细比较了英国工业化的路径与后来者(如德国、日本)追赶的模式,并分析了工业化对全球劳动力市场、城市化进程以及阶级矛盾激化的影响。 第八卷:帝国主义的顶峰与全球体系的冲突(公元19世纪中叶 – 公元1945年) 核心议题: 资源竞争、意识形态对立与世界大战的结构性根源。 本卷聚焦于全球体系的张力。帝国主义被视为工业化国家在资源与市场分配上的“零和博弈”。我们分析了俾斯麦体系、凡尔赛体系等一系列国际关系框架的构建与失败。 重点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它们是民族主义冲突的爆发,更是工业化世界内部资源分配矛盾不可调和的体现。我们对比了不同政治模式(如自由民主制、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战争压力下的表现和自我毁灭性。 第九卷:冷战格局与去殖民化的阵痛(公元1945年 – 公元1991年) 核心议题: 两极对峙下的科技竞赛、意识形态隔离与第三世界的崛起。 本卷审视了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以及核武器带来的“相互确保摧毁”对全球战略平衡的重塑。冷战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对抗,更是两种发展路径(市场经济导向与计划经济导向)的长期竞赛。 同时,本卷详细考察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去殖民化进程,分析了这些新兴国家在继承了殖民地遗留的边界、单一经济结构和弱势国家机构后,所面临的“发展陷阱”问题。 第十卷:信息时代的重构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公元1991年至今) 核心议题: 全球化深化、信息技术革命与文明的边界重塑。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推进,信息技术成为新的生产力核心。本卷探讨了互联网和数字化对传统权力结构(国家主权、传统媒体、既有金融体系)的颠覆性影响。 我们分析了当前世界面临的新挑战: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性生存威胁、身份政治的回归与认同危机、以及技术进步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对社会公平和隐私构成的潜在风险。本书的结尾部分,不再试图做出预测,而是回归到对人类集体智慧的审视:在技术加速度的背景下,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进步”的意义,以及如何从漫长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以应对这些前所未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难题。 读者定位: 致力于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经济人类学家,以及渴望理解人类文明整体运行机制的严肃读者。本书旨在提供一种“去中心化”的历史视野,使读者能够跳出单一民族叙事的藩篱,构建一个更具整体性和深刻洞察力的世界图景。